【作者按】：

N.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又譯海勒斯）的《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文版于近日面世。在生成式AI重塑人類認知邊界的當下，這部著作的引介可謂恰逢其時。然而，要真正理解海爾斯“計算宇宙”觀點的激進與審慎，我們不能止步于書名的隱喻，而必須重返“代碼作品”（codework）的歷史現(xiàn)場，去打撈那些在書中隱而未顯的理論潛流——尤其是約翰·凱利（John Cayley）與海爾斯之間關于語言、代碼與具身性的著名論辯。

通過回溯這場關于“計算體制”與“人類語言特殊性”的理論博弈，本文試圖在海爾斯的宏大敘事中尋找裂隙：如果宇宙的本質(zhì)即計算，那么人類主體的特殊性何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這一命題否定了對起源喪失的哀悼，以一種激進的方式開啟了新的親緣關系。但吊詭的是，恰恰因為我們承認了這種深度的糾纏，才更需要在這個關系內(nèi)部通過否定來確立主體——即最終宣告“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

（美）凱瑟琳·海爾斯《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數(shù)字主體與文學文本》[M].陳靜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5.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數(shù)字主體與文學文本》英文書封

一、引子：當我們談論“代碼作品”

當我們凝視屏幕時，屏幕也在凝視我們。海爾斯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開篇，并沒有直接拋出晦澀的哲學概念，而是引領我們進入了一個處于語言與代碼夾縫中的“中間地帶”。在這里，文學不再是印刷在紙張上的墨跡，而是演變?yōu)橐环N被稱為“代碼作品”的奇異存在。要理解海爾斯宏大的“計算體制”（regime of computation）理論，我們必須首先直面這些處于破碎邊緣的文本。它們是理解海爾斯核心概念——“媒介間性”（intermediation）的最佳入口，因為它們赤裸裸地展示了自然語言與計算機代碼之間的暴力融合、相互滲透與這種糾纏所產(chǎn)生的審美震驚。

在海爾斯的關于代碼作品的論述譜系中，網(wǎng)絡藝術(shù)家Mary-Anne Breeze（又名MEZ）占據(jù)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MEZ創(chuàng)造了一種名為“mezangelle”的混合語言，這并非一種為了機器執(zhí)行而編寫的有效代碼，也非為了人類流暢閱讀而書寫的自然語言。用海爾斯的話來說，它是一種賽博化的“克里奧爾語”（Creole），一種在互聯(lián)網(wǎng)早期BBS、郵件列表甚至MUDs（Multi-User Dungeon，一種基于文字的多用戶虛擬世界）的混沌中誕生的混雜語體。

MEZ的電子詩the data][h!][bleeding texts（2001）界面截圖。作品以“mezangelle”這種混合語，將自然語言與代碼纏繞在一起，在閃爍滾動的界面中呈現(xiàn)一個被計算條件重寫、不斷“出血”的數(shù)據(jù)身體。（截圖自網(wǎng)站The NEXT: The Museum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mezangelle的特征在于它對編程語言句法元素的挪用與重組。它大量使用ASCII字符、括號、反斜杠、點號以及類似Perl語言的變量標記，將英語單詞切割、解剖并重新縫合。例如，MEZ其代表作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中，標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符號集合。讓我們對這個標題進行一次海爾斯式的聯(lián)想與細讀：data（數(shù)據(jù)）與bleeding（流血/滲漏）這兩個詞被各種符號咬合在一起，方括號仿佛變成了某種手術(shù)縫合線，或者是某種被撕裂的傷口邊緣。數(shù)據(jù)不再是冷冰冰的數(shù)字，它有了肉身，它在“流血”。這隱喻了在計算環(huán)境中，信息的傳遞往往伴隨著意義的損耗或溢出，似乎也暗示了海爾斯一貫強調(diào)的觀點——信息永遠無法徹底脫離其物質(zhì)載體。這種語言實踐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游戲，它深刻地揭示了數(shù)字文本的本質(zhì)：在屏幕背后，所有的符號都是代碼的幽靈。可以說，mezangelle通過“身份交換”和語言游戲，模糊了人類作者與機器執(zhí)行者之間的界限。

某種程度而言，代碼作品的核心美學張力在于其“不可讀性”。對于不熟悉編程的讀者來說，mezangelle是一堆亂碼，一種視覺噪音；而對于嚴謹?shù)某绦騿T來說，它往往又是充滿語法錯誤、無法編譯的無效代碼。這種雙重的不透明性，恰恰是其存在的意義。MEZ的作品挑戰(zhàn)了這種二元對立，她創(chuàng)造了一種處于“中間狀態(tài)”的文本。這種文本懸置了意義，迫使我們?nèi)リP注媒介本身?；氐絖the data][h!][bleedingt.ex][e][ts_這一作品，括號[ ]的使用既是視覺上的阻斷，也是意義的擾動。在編程語言中，括號可能是一種功能的邊界，用于包含參數(shù)或定義執(zhí)行范圍。但在MEZ的詩歌中，括號內(nèi)的內(nèi)容（如[h!]或[e]）既可以被閱讀，也可以被忽略，甚至作為一種注釋、一種潛臺詞存在。這種閱讀體驗要求讀者必須習得某種“機器視覺”的習慣——學會像解析器（parser）一樣去處理文本的嵌套結(jié)構(gòu)。海爾斯認為，這正是人類認知模式向計算邏輯的一次妥協(xié)與協(xié)商。為了閱讀mezangelle，我們必須讓自己的一部分思維“機器化”。這便是人類主體性在數(shù)字環(huán)境中發(fā)生位移的直接證據(jù)。我們不再是語言的絕對主宰，我們成為了語言與代碼之間的一個“中介者”。這樣的思考在本書的第八章《仿真敘事：虛擬生物能教會我們什么》中達到了頂峰。

二、尋址與執(zhí)行：重訪凱利與海爾斯之爭

“代碼作品”作為計算體制下的一種文學實驗，曾引發(fā)關于“代碼本體論”的激烈爭辯。這場交鋒主要在海爾斯與約翰·凱利——這位身兼程序員身份的數(shù)字文學學者——之間展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凱利的名字赫然列于海爾斯的致謝名單，但這場至關重要的論戰(zhàn)并未直接顯影于《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文本之中。

John Cayley和N. Katherine Hayles。[2]

要理解海爾斯，我們必須重返這場作為“前傳”的理論現(xiàn)場。在我看來，海爾斯晚近的著述其實是對其20世紀90年代的理論洞見所進行的“方法化”重構(gòu)，而這一演進軌跡，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對凱利批評的一種隱性“收斂”（convergence）。作為這一理論運動的里程碑，《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為我們重新界定數(shù)字時代的“書寫”與“存在”提供了關鍵的坐標。

早在1999年，海爾斯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閃爍的能指”（flickering signifier）概念（其實相關論文早在1993年的October中就已見刊），用以描述屏幕文本在多層編碼（從源代碼到電壓）之間快速轉(zhuǎn)換、刷新且缺乏固定物質(zhì)銘刻的特性。她認為，這種“閃爍”打破了傳統(tǒng)符號學的穩(wěn)定性，標志著后人類文本性的誕生。

然而，凱利在他2002年的檄文《代碼不是文本（除非它就是文本）》[“The Code is Not the Text (unless it is the text)”]中，對海爾斯這一理論以及當時彌漫的“代碼即文本”傾向發(fā)起了猛烈攻擊。凱利的核心論點建立在兩個關鍵概念之上：地址（address）與執(zhí)行（execution）。凱利指出，海爾斯的“閃爍能指”雖然捕捉到了屏幕文本的不穩(wěn)定性，但卻掩蓋了代碼真正的本體論地位。

首先，關于“地址”。凱利指出，自然語言（小說、詩歌）是指向人類讀者的，而代碼的首要受眾絕非人類，而是機器——具體來說，是中央處理器（CPU）。代碼不僅僅是被閱讀的符號，它是指向計算機內(nèi)存中特定位置的指針，是對硬件發(fā)出的操作指令。其次，關于“執(zhí)行”。凱利強調(diào)，代碼的本質(zhì)在于它能“做事情”（doing）。一段代碼如果不能運行，它就只是一堆死去的字符。代碼具有一種功能性的時間維度，它在運行過程中介入現(xiàn)實，改變狀態(tài)。某種程度上，這種理路也與當今被冠以“媒介考古學”的學術(shù)源流相交匯。歸根結(jié)底，凱利認為，當海爾斯和代碼作品創(chuàng)作者把屏幕上顯示的、無法運行的“偽代碼”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文本時，他們實際上是犯了一個范疇錯誤：他們迷戀的是代碼的“圖像”或“表象”，而忽視了深層運作的、不可見的代碼本身。

在2005年的《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海爾斯并沒有回避凱利的批評，而是通過構(gòu)建更精細的理論框架來吸納并超越這一二元對立。她承認凱利關于代碼“可執(zhí)行性”的觀點是正確的，代碼確實具有獨特的、不同于自然語言的功能性。雖然從未明言，但她拒絕接受凱利由此推導出的“代碼完全不同于文本”的結(jié)論。

為了回應凱利，海爾斯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媒介間性”的概念。她指出，雖然代碼在底層確實是機器指令，但在當代的計算文化中，代碼已經(jīng)不僅僅是工具，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代碼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僅影響機器，也深刻地反向塑造了人類的自然語言（言語和書寫）。海爾斯辯稱，雖然代碼具有雙重受眾（機器與人類程序員），但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它的機器可讀性就將其排除在文本研究之外。相反，代碼的注釋、變量命名、甚至其邏輯結(jié)構(gòu)，都是人類思維與機器邏輯相互糾纏的產(chǎn)物。

海爾斯進一步論證，凱利所謂的“深層代碼”與“表層屏幕”并不是截然斷裂的，而是通過復雜的反饋循環(huán)緊密相連。屏幕上的“閃爍”正是底層代碼執(zhí)行的結(jié)果。因此，閱讀數(shù)字文本不應像凱利建議的那樣將代碼與文本“分家”，而應采用一種特定媒介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3]的方法：既關注代碼的邏輯與執(zhí)行，也關注其在屏幕上的符號呈現(xiàn)，并分析這兩者是如何通過“媒介間性”過程相互生成的。通過這種方式，海爾斯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完成了一次理論的辯證綜合：她接納了代碼的“功能性”，但堅持將其置于廣義的符號學和文化實踐中進行考察，從而避免了將技術(shù)神化或?qū)⑵渑c人類意義徹底割裂的技術(shù)決定論傾向。

三、宇宙作為一種計算：對沃爾夫拉姆“新科學”的形而上學批判

公允而言，代碼作品作為計算體制下的微觀美學，并未攫取海爾斯的過多精力，在本書理論含量最高的前兩章，海爾斯花了相當?shù)钠蟹治鑫譅柗蚶罚⊿tephen Wolfram）的“宏觀神學”——《一種新科學》（A New Kind of Science），這部分內(nèi)容構(gòu)成了她對“計算世界觀”的深刻審視。沃爾夫拉姆的核心論點建立在對“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CA）的研究之上。元胞自動機是一種極為簡化的計算模型：在一個網(wǎng)格上，每個格子的狀態(tài)（黑或白，0或1）僅由其上一時刻的狀態(tài)及其鄰居的狀態(tài)根據(jù)一套簡單的規(guī)則決定。沃爾夫拉姆系統(tǒng)地研究了所有可能的256種基本規(guī)則，并有了驚人的發(fā)現(xiàn)。他發(fā)現(xiàn)，即使是最簡單的規(guī)則——例如著名的“規(guī)則30”和“規(guī)則110”——也能生成極度復雜、不可預測且看似隨機的圖案。這種復雜性并不是由復雜的輸入或復雜的方程產(chǎn)生的，而是由極簡單的規(guī)則通過反復迭代涌現(xiàn)出來的。

基于此，沃爾夫拉姆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假設：宇宙本身的復雜性（從流體力學到生物進化，再到人類智能）可能并非源自復雜的數(shù)學方程，而是源自簡單的計算規(guī)則的迭代。宇宙不是由微積分描述的連續(xù)體，而是由離散的、類似元胞自動機的簡單規(guī)則生成的數(shù)字結(jié)構(gòu)。沃爾夫拉姆進而提出了“計算等價性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該原理斷言，所有非顯而易見的簡單系統(tǒng)，在計算復雜性上都是等價的。換句話說，一旦一個系統(tǒng)達到了產(chǎn)生復雜行為的極低閾值，它就具有了“通用計算”（universal computation）的能力。這意味著，一個簡單的元胞自動機在計算能力上與人腦、超級計算機甚至宇宙本身是等價的。根據(jù)計算等價性原理，并沒有什么神秘的“生命力”或“靈魂”讓人類顯得特殊，人類的智能只是復雜計算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這種計算能力在自然界中隨處可見（如湍流、晶體生長）。

海爾斯對沃爾夫拉姆的批判是多層次且富有洞察力的。首先，她贊賞沃爾夫拉姆展示了“簡單規(guī)則生成復雜性”這一機制，這為理解“涌現(xiàn)”（emergence）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但她強烈反對沃爾夫拉姆將這種機制普遍化為宇宙的唯一真理。海爾斯指出，沃爾夫拉姆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他混淆了“模擬”與“現(xiàn)實”。元胞自動機可以模擬流體的湍流，但這并不意味著流體本身就是由離散的元胞構(gòu)成的。沃爾夫拉姆將連續(xù)的模擬世界強行塞入離散的計算模型中，這是一種暴力的“離散化”行為（making discrete）。

海爾斯認為，沃爾夫拉姆的理論是“計算體制”的極端體現(xiàn)。在這個體制中，計算既是探索世界的“手段”（means），也成為了理解世界的“隱喻”（metaphor）。當這兩者形成一個封閉的反饋回路（feedback loop）時，我們就陷入了認知的盲區(qū)。我們用計算機作為手段來模擬世界，模擬的成功讓我們產(chǎn)生錯覺，認為世界本身就像計算機，這個隱喻反過來強化了我們將世界視為計算系統(tǒng)的傾向，導致我們只去尋找那些符合計算特征的現(xiàn)象，從而“證實”了世界就是計算機。在這個意義上，海爾斯直言了代碼本體論的另一種可能：“即使代碼最初并非本體論的，它也通過這些遞歸的反饋循環(huán)變成了本體論的。”

四、“媒介間性”與三種世界觀的博弈

為了從沃爾夫拉姆式的技術(shù)決定論中突圍，海爾斯提出了一套更具動態(tài)性和歷史感的理論框架：媒介間性與三種世界觀的演變。在這一部分，海爾斯直接與媒介理論家杰伊·戴維·博爾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魯辛（Richard Grusin）展開對話。博爾特和格魯辛曾提出著名的“再中介化”（remediation）理論。他們認為，新媒體總是通過“借用”舊媒體的形式來確立自身（例如，網(wǎng)頁借用了報紙的排版，電子游戲借用了電影的鏡頭語言）。這是一種較為線性的、形式層面的繼承關系。

海爾斯認為“再中介化”不足以描述數(shù)字時代的復雜性。她所提出的“媒介間性”強調(diào)的是不同認知層級、不同符號系統(tǒng)之間的遞歸反饋循環(huán)。媒介間性不僅發(fā)生在媒介之間（如書與屏幕），更發(fā)生在“人類認知”與“機器認知”之間。

為了說明這一點，海爾斯曾詳細分析馬克·丹尼雷夫斯基（Mark Z. Danielewski）的印刷小說《葉之屋》（House of Leaves）[4]。這部小說雖然是紙質(zhì)書，但其排版極其復雜，充滿了迷宮般的腳注、倒置的文字和色彩編碼，仿佛在模擬超文本（hypertext）和數(shù)據(jù)庫的結(jié)構(gòu)。這其實已經(jīng)不僅僅是“再中介”（書模仿網(wǎng)頁），而是“媒介間性”：數(shù)字邏輯已經(jīng)滲透進了作者的認知模式和讀者的閱讀習慣中，反過來重塑了印刷書這種舊媒介的物質(zhì)形態(tài)。數(shù)字并沒有取代印刷，而是通過媒介間性，使印刷本身變得“數(shù)字化”了。

海爾斯《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核心架構(gòu)建立在對三種主要符號技術(shù)體制的比較上：言語（speech）、書寫（writing）和代碼（code）。言語的世界觀對應于索緒爾的符號學。在這里，能指與所指的關系雖然任意，但在言語社群中是約定俗成的。這種世界觀強調(diào)“在場”和即時的交流。書寫的世界觀對應于德里達的解構(gòu)主義。書寫引入了“延異”（différance），打破了說話的在場性。能指變成了“漂浮的能指”，意義永遠在延遲中，且依賴于上下文的無限引用。代碼的世界觀則是海爾斯重點闡釋的新體制。與德里達筆下在語篇內(nèi)部“漂浮”的能指不同，海爾斯提出“閃爍能指”來描述數(shù)字條件下的符號狀態(tài)。數(shù)字代碼中的符號一方面必須遵守精確的語法和內(nèi)存地址等約束，以便被機器正確執(zhí)行；另一方面，它們又在從電信號到二進制、從機器碼到界面文本的多層編碼之間不斷轉(zhuǎn)換、顯隱不定。正是在這種嚴格可執(zhí)行性與多層轉(zhuǎn)換的張力之中，能指呈現(xiàn)出“閃爍”的動態(tài)形態(tài)。

在代碼世界觀中，意義不再是解釋學的問題，而是由于其可執(zhí)行性，變成了因果律的問題——代碼不僅意味著什么，它還做著什么。從這個角度看，凱利的批評與亞歷山大·加洛韋（Alexander Galloway）一道，深刻地影響著海爾斯。當然，后者也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著前者[5]。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代碼世界觀正在重新解釋前兩者。例如，雖然代碼表面上類似書寫（都是銘刻符號），但它具有言語的某種“在場”特征（實時執(zhí)行、即時反饋）。這種“次級口語性”（secondary orality）使得代碼成為了連接抽象符號與物理行動的強力中介。今天，我們的說話被Siri解析，我們的書寫被Word糾錯，這正是代碼世界觀對前兩者的殖民與重構(gòu)。

五、代結(jié)語：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原版出版于2005年。那是一個屬于Web 2.0、博客和早期社交媒體的時代。近二十年過去了，隨著深度學習、大數(shù)據(jù)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fā)，海爾斯當年的預言不僅應驗，而且變得更加緊迫和復雜。在最后，我們將目光投向海爾斯最新的研究，探討她如何修正和擴展早期的理論，以應對AI時代的挑戰(zhàn)。當海爾斯在2005年談論代碼時，主要針對的是確定性的算法和規(guī)則（如沃爾夫拉姆的元胞自動機）。然而，今天的深度學習和神經(jīng)網(wǎng)絡引入了概率與統(tǒng)計的邏輯，這使得“代碼”變得更加不可讀，甚至對程序員本身也是一種黑箱（black box）。在2022年的文章《進入AI之腦：物質(zhì)性與再現(xiàn)的危機》（“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中，海爾斯直面了GPT-3等Transformer語言模型帶來的沖擊。她批評了將AI簡化為“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s）的觀點，同時也反對將其完全擬人化，而是提出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立場。海爾斯指出，AI擁有自己的“環(huán)境界”（umwelt）——一個由數(shù)據(jù)、向量和概率構(gòu)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意義的生成機制與人類截然不同。人類的意義基于意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具身經(jīng)驗，而AI的意義基于概率分布和高維向量空間中的關聯(lián)。

為了描述這種新的人機關系，海爾斯曾提出“認知組合”（cognitive assemblages）這一概念[6]。這是對“我的母親是計算機”這一隱喻的最終回應?！拔业哪赣H是計算機”曾經(jīng)暗示了一種譜系上的繼承甚至替代關系（機器是我們的后代，或者我們是機器的后代）。而“認知組合”則強調(diào)分布式的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在這種圖景中，并沒有獨立的“人類主體”面對“機器客體”，只有流動的、暫時的組合體。無論是金融市場的高頻交易算法，還是輔助寫作的AI工具，決策和意義都是在人類與技術(shù)行動者的協(xié)作網(wǎng)絡中涌現(xiàn)的。海爾斯的理論始終保留了一份對“不可計算之物”的敬畏。在沃爾夫拉姆試圖用“規(guī)則30”解釋宇宙萬物時，海爾斯提醒我們注意那些被“離散化”過程遺漏的噪音、情感和模糊性。在代碼試圖確立絕對控制的地方，文學（無論是印刷的還是電子的）作為一種不可化約的“他者”，始終在提醒我們語言的溢出效應。海爾斯的研究告訴我們，計算不僅僅是關于0和1的技術(shù)，它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實踐，一種正在重寫我們DNA的敘事。在這場宏大的重寫中，我們需要像閱讀mezangelle一樣，學會一種新的讀寫能力：既能解析代碼的邏輯，又能感知詩意的斷裂；既能利用AI的算力，又能反思其對人類主體性的中介與重構(gòu)。

基于海爾斯的理論脈絡，我試圖以一種“矛盾修辭法”（oxymoron）[7]來概括當代的人機糾葛。宣稱“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不再是對起源喪失的否定，而是以一種激進姿態(tài)確立了新的親緣關系。但吊詭的是，恰恰因為承認了這種深度的糾纏，為了避免主體在其中徹底消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種否定的力量。于是，“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作為這一命題無法回避的鏡像，自然而然地浮現(xiàn)了。面對技術(shù)的極速演進，我們需要堅持一個看似陳舊卻依舊核心的立場：人與機器并非天然地處于相互同化的進程，而是處于一種異質(zhì)性的認知耦合；在這種共生中，正是那些不可抹平的本體論差異，支撐著人類與機器的相互依賴，并共同生成了未來的圖景。

注釋：

[1] 詳見Hayles N K. Print Is Flat, Code Is Deep: The Importance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J]. Poetics Today, 2004, 25(1): 67-90.

[2] 圖片分別來自https://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book_review/author/john_cayley/；https://www.ae-info.org/ae/Member/Hayles_N._Katherine

[3] 詳見Hayles N K. Deeper into the Machine: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J/OL]. Culture Machine, 2003, 5[2025-12-03]. https://culturemachine.net/vol-5-the-e-issue/deeper-into-the-machine-the-future-of-electronic-literature/

[4] 詳見Hayles N K. Saving the Subject: Remediation in House of Leaves[J]. American Literature, 2002, 74(4): 779-806.

[5] 例如，可參見Galloway A R. Language Wants To Be Overlooked: On Software and Ideology[J].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2006, 5(3): 315-331.

[6] 詳見（美）凱瑟琳·海爾斯. 無思考: 認知非意識的力量[M]. 冷君曉, 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4.

[7] 在本書第五章，即分析《編碼寶典》時，海爾斯采用的分析工具是一種被稱為“矛盾修辭法”的辯證法。這里的辯證法并非簡單的“正-反-合”，而是一個不斷演進的轉(zhuǎn)化鏈條：一對矛盾的術(shù)語發(fā)生沖突，其張力催生出一個新的、融合了二者特征的術(shù)語；這個新術(shù)語隨即又會召喚出自己的對立面，構(gòu)成新一輪的矛盾，如此循環(huán)，直到整個辯證鏈條因無法解決終極矛盾而自我耗盡，最終凝結(jié)成無法解開的“矛盾修辭結(jié)”（oxymoronic kn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