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賬，算不清的。

比如拿一個縣去賭一個國運，這筆賬怎么算？

在四川北邊，大巴山褶子里藏著個叫通江的地方，這地方的人就算過這筆賬。

算到最后，家家戶戶的戶口本上，都只剩下了老人和娃娃。

1932年那個冬天，山里的雪下得特別大。

徐向前帶著他的紅四方面軍，像一群從天上掉下來的兵，渾身是土，衣裳破得跟漁網(wǎng)似的，就這么一頭扎進了通江縣城。

他們是從鄂豫皖那邊敗退下來的，說好聽點是戰(zhàn)略轉(zhuǎn)移，說難聽點就是一群沒了家的兵。

通江的老百姓一開始瞅著這幫人，心里直打鼓。

兵過如梳，匪過如篦，這年頭穿軍裝的，沒幾個好東西。

大家伙都把門板上得緊緊的，生怕自家的雞被順走了。

可怪事接著就來了。

這幫兵不搶糧食，反倒把城里大地主劉猴子的糧倉給撬了，把一袋袋谷子往窮人懷里塞。

他們見人就喊“老鄉(xiāng)”，說話客氣，還幫著挑水掃地。

通江人活了大半輩子，頭一回見著這樣的軍隊。

地主老財們嚇得腿肚子轉(zhuǎn)筋，可泥腿子們的心，卻一點點熱乎起來了。

他們覺得，這幫人跟以前刮地皮的川軍不一樣，他們是站咱窮人這邊的。

人心這東西，最實在。

你給他一碗飯，他能記你一輩子。

紅軍在通江干的事，就是這么簡單直接。

沒過幾個月，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的大牌子就在通江縣城掛起來了。

通江，這個沒人聽過的小地方，一下成了紅軍的大本營。

消息傳開，整個縣都炸了鍋。

年輕后生們?nèi)酉落z頭，成群結(jié)隊地往縣城跑，要去當(dāng)紅軍。

爹媽攔都攔不住，有的老漢甚至自己也想跟著去，嫌年紀(jì)大了，人家不要，就在家捶胸頓足。

有個叫張二娃的后生，家里弟兄五個，他領(lǐng)著四個弟弟全報了名。

他娘哭得跟淚人似的，一邊哭一邊給他們縫布鞋，鞋底納得密密的，說：“去了要好好打仗，別給咱通江人丟臉?！?/p>

她不知道，這一送，五個兒子就再也沒回來一個。

整個通江都瘋了。

這已經(jīng)不是簡單的參軍，這是把整個縣的家底都掏出來，押在了紅軍身上。

他們信紅軍說的話，信以后能有自己的地，能過上好日子。

為了這封信，通江人把命都豁出去了。

紅軍要在通江站穩(wěn)腳跟，光有人不行，還得有槍有炮。

可國民黨把路都堵死了，一個子彈都運不進來。

徐向前他們一合計，沒得送，那就自己造。

于是，在永安鎮(zhèn)一個叫得漢城的山溝里，紅軍最大的兵工廠就這么開張了。

說是兵工廠，其實就是幾個破廟和茅草棚。

里頭的“工程師”，是跟著紅軍過來的幾個鐵匠、木匠。

機器，就是幾臺從地主家拆來的土車床。

條件差到啥地步？

煉鋼沒焦炭，他們就上山砍柴燒木炭；造炮彈沒炸藥，他們就把黑火藥和繳來的廢彈藥混著用。

最神的，是他們居然靠著一把榔頭、一把銼刀，硬是把繳獲的迫擊炮給仿了出來。

這種土炮，后來在戰(zhàn)場上讓川軍吃盡了苦頭。

手榴彈更是敞開了造，工人把鐵水倒進模具，冷卻了塞上引信，一個就算完事。

據(jù)說，那兩年，得漢城山溝里的爆炸聲就沒停過，不是在試炮，就是在試手榴彈。

除了兵工廠，被服廠、草鞋廠、醫(yī)院，二十多個廠子都建起來了。

全縣的婦女，白天在田里忙，晚上就在油燈下縫軍裝、打草鞋。

送上前線的草鞋堆得像小山一樣，戰(zhàn)士們腳上穿爛一雙，后頭馬上就有一雙新的補上來。

沙溪鎮(zhèn)王坪村的紅軍總醫(yī)院，更是個和閻王爺搶人的地方。

傷員一抬下來，腸子流出來的都有。

沒麻藥，做手術(shù)就拿燒酒灌，拿繩子捆。

醫(yī)生不夠，衛(wèi)生員上；衛(wèi)生員不夠，膽子大的婦女也跟著學(xué)包扎換藥。

好多戰(zhàn)士，在這兒撿回一條命，傷好了，扭頭又上了前線。

那時候的通江，不是一個縣，它就是一個巨大的戰(zhàn)爭機器。

每個人都是這臺機器上的零件，拼了命地轉(zhuǎn)，為前線的隊伍輸送著血液。

1935年，風(fēng)向變了。

中央紅軍那邊頂不住了，紅四方面軍必須走，去策應(yīng)他們，搞什么戰(zhàn)略轉(zhuǎn)移。

這一走，就意味著通江這個家，要扔了。

走的消息一傳開，整個縣城都靜得可怕。

家家戶戶都知道，這一走，前途難料。

但是，沒人打退堂鼓。

已經(jīng)穿上軍裝的五萬正規(guī)軍，加上跟著隊伍走的游擊隊、擔(dān)架隊，浩浩蕩蕩六萬多人，跟著紅旗，離開了通江。

他們走的時候，跟家里人說，等革命勝利了，就回來。

這一句“等我們回來”，成了通江后來十幾年的念想，也成了無數(shù)家庭的奢望。

長征的路有多苦，雪山、草地、吃草根、啃樹皮，這些大家都聽過。

但對那六萬通江子弟來說，這些不是故事，是每天睜開眼就要面對的生死。

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沒能看到勝利的那一天。

他們年輕的身體，永遠(yuǎn)留在了大渡河邊，留在了茫茫草地上，留在了祁連山下。

等到新中國成立，全國進行軍屬登記。

從通江出去的六萬人，活著回來的，能聯(lián)系上的，不到四千。

這個數(shù)字，像一把刀子，刻在了通江的歷史上。

不足百分之七的生還率，意味著每一百個走出去的后生，有九十三個，都成了異鄉(xiāng)的孤魂。

那個帶著四個弟弟參軍的張二娃，全家五個男丁，一個都沒回來。

他娘天天坐在村口等，等到眼睛都瞎了，也沒等到兒子們的身影。

更慘的還在后頭。

紅軍主力一走，國民黨的部隊和地主還鄉(xiāng)團就撲了回來。

他們對紅軍家屬和蘇區(qū)干部進行了瘋狂的報復(fù)，這在歷史上叫“白色恐怖”。

他們把人抓來，用盡各種酷刑，活埋、點天燈，無所不用其極。

一時間，通江的河水都是紅的。

那段日子，誰家要是被查出來是紅軍家屬，那就是滅頂之災(zāi)。

近千人被屠殺，無數(shù)房屋被燒毀。

通江，為了那個他所信仰的嶄新世界，幾乎流干了自己最后一滴血，整整一代年輕人都被打光了。

解放后，從通江走出去的開國將軍傅崇碧回到家鄉(xiāng)。

他看著滿目瘡痍的故土和鄉(xiāng)親們期盼的眼神，這位在戰(zhàn)場上流血不流淚的硬漢，當(dāng)眾痛哭失聲。

他知道，他的軍功章上，浸滿了多少通江子弟的鮮血。

很多年后，政府在王坪修建了川陜革命根據(jù)地紅軍烈士陵園，里面埋葬著兩萬五千多名烈士，其中一萬七千多人，連名字都沒能留下。

在通江的深山里，至今還能看到當(dāng)年紅軍刻下的石刻標(biāo)語，字跡已經(jīng)被風(fēng)雨侵蝕得模糊不清。

其中有一條寫著：“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后一滴血”。

他們，真的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