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并不完美，因此，人為的干預，即便是出于良善意圖，常常事與愿違，此即“非預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在人文社科領域，這個概念常被人援引，以抵制那種狂妄魯莽的“社會工程”。

英國哲學家波普爾說，“理論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人類有目的活動的出乎意料的社會反應”。 這一主張被保守派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采納，成為《摩登時代》一書的主題。

關于“非預期后果”，還有許多格言、諺語。例如，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坝幸庠曰ɑú话l(fā)，無心插柳柳成蔭” （《增廣賢文》） 。類似的英諺有，“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意鋪就的?！绷硗?，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一句格言也因著哈耶克的引用而廣為人知，即?“常常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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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哲學家休謨同樣意識到人類有意識行為的“非預期后果”。他說，“所有的政治問題都極為復雜，幾乎從來沒有任何一種選擇純粹是好的，或者純粹是壞的。從每一項措施中可以預見到必然的和各種不同的后果，而許多預見不到的后果確實也常常產(chǎn)生于每項措施?！?（《休謨政治論文選》第155頁） 可以說，這種認識論賦予他的作品一種懷疑主義的底色。

埃德蒙·柏克也表達過類似觀點，“道德因素的真正影響并不是立竿見影的；在一開始有害的，在長久的運作后可能會變得非常有益；可能它的卓越性，就是來自其一開始產(chǎn)生的不利影響。反之亦然，有著良好開始的、看似合理的計劃，常常有著遺憾而又悲慘的結局?！?（《法國大革命反思錄》第98頁）

有趣的是，宋代政治家李綱、明代政治家方孝孺都曾用“非預期后果”來解讀中國王朝的更迭。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罷守，隳名城，殺豪杰，而陳勝、吳廣起于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余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于前，吳楚七國變于后，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為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于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shù)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后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zhèn)守，威加于夷夏，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韋、楊氏，乃以女寵扇禍。其后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zhèn)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zhèn)之弊，黜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貢賦皆歸于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為歡鄰，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于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fā)，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李綱《論變亂生于所忽》）

方孝孺在《深慮論》（）中幾乎將上述觀點重述一遍。

近代思想家嚴復更為精辟地概括道，“慮其患而防之，而患或起于所防之外，甚者乃即出于所防之中?！?（《嚴復集·法意按語》第9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