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經(jīng)學家、史學家、文學家、方志學家，是晚清民國間荊楚大地知名學者中的杰出代表。從23歲第一次到武漢至71歲回到羅田，王葆心來往于武漢48年，其中長居于武漢的時間約為28年，歷任湖北革命實錄館總纂、武昌師范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其間兼任湖北國學館館長、湖北通志館籌備處主任、《湖北通志》總纂。大江學術特轉(zhuǎn)發(fā)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文化與歷史研究所莫晸博士新著《王葆心評傳》的部分章節(jié)，以饗讀者。

王葆心四女兒在回答別人“你對你父親一生總體印象是什么”的提問時說：“我對老人家一生的總體印象是12個字，那就是讀書、教書、 著書，愛國、愛鄉(xiāng)、愛民?！薄白x書、教書、著書”是王葆心一生活動和 事業(yè)的概括；“愛國、愛鄉(xiāng)、愛民”既是貫穿于王葆心一生的思想感情，也是他所從事事業(yè)的根本動力。

以“愛鄉(xiāng)”這種感情為例，王葆心主修《湖北革命實錄》,組織 《湖北通志》的編纂工作，搜集整理《湖北文征》都是這種感情的體現(xiàn)。即使在撰寫《續(xù)漢口叢談》和《再續(xù)漢口叢談》這種隨筆式的著作時， 筆端亦流露鄉(xiāng)土之思。搜集鄉(xiāng)邦文獻做到了尊重史實，既不妄自菲薄， 也不無度吹捧。因此在文獻搜集上，充分表現(xiàn)了王葆心的人品與學識。

一、收風輯雅故楚書

王葆心表現(xiàn)出濃厚的鄉(xiāng)土之情。于當代他傾心于百年樹人之業(yè)，對未來他期望能通過方志的編纂對湖北的發(fā)展有借鑒、啟迪作用；對歷史他鞭答邪惡暴行、傳承學術道德，他將楚地文獻能收集者盡可能收集，收集不到的則錄下書名、作者，期望有同心同德之人來共同收集?！独m(xù)漢口叢談》卷六記載：“嘉靖朝，吾楚人才最多，因之發(fā)皇盛大，并記載楚故之書，乘之迭出，爭勝一時。”僅《續(xù)漢口叢談》中所引用提及的楚地文獻就有幾十種。蒲圻廖道南為《楚紀》60卷，應城陳士元著《楚故略》20卷、《楚絕書》2卷，德安何遷著《全楚志》數(shù)卷，蒲圻魏裳著《湖廣通志》98卷，黃安熊光楚著《三楚典故》數(shù)卷。對這些地方志書，王葆心通過對照、比較、考證，在糾正謬誤之處的同時，彰顯了這些資料的歷史價值。

王葆心在動筆寫《續(xù)漢口叢談》和《再續(xù)漢口叢談》時，相關題材只看到過范鍇的《漢口叢談》、黃興庵的《漢口漫志》、徐星槎的《漢口小志》。在編寫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文人文集和筆記小說，發(fā)現(xiàn)記載湖北風土、民俗、歷史人物的著述甚多，王葆心將這些著述錄入書中，供后學者閱讀、采用。王葆心記錄的書錄如下：

江陵三湖漁人劉南赤拔貢士璋，復有《漢上叢談》一書，但未見傳世耳。南赤此書外，又有《荊湖詩》《舊郢小記》二書。推此類求之，凡在圖經(jīng)方志之外，紀人物者，如《隋志》有張方《楚國先賢傳贊》、高范《荊州先賢傳》、習鑿齒《襄陽者舊記》、郭緣生 《武昌先賢志》,明朱儼鏞《江陵先賢傳》、顧景星《顧氏列傳》、胡作柄《荊門者舊紀略》《列女傳紀略》。紀事者如楚之《禱杌》、唐盧求《襄陽故事》、唐余知古《渚宮故事》并《補遺》、易本娘《云杜故事》,明童承敘《平漢錄》《大狩龍飛錄》,王之垣《承天大志》。紀錄事實者，王禹聲《郢事紀略》、郭正域《楚事妖書始末》、朱賡《勘楚始末》、蔡獻臣《勘楚紀事》、朱儼鏞《荊變紀略》、張藝《殄逆紀略》、查升《鄂渚紀事》、龐穎《嘉魚平寇錄》。紀方域土風者，則自劉宋王侍郎《荊州記》以下，有可略述者，如庾仲雍《江記》《漢水記》,宋沈懷文《入沔記》,鮑至《南雍州記》,郭仲產(chǎn)《荊州記》,梁元帝《荊南地記志》,李氏《宜都山川記》,宗驚《荊楚歲時記》,杜公瞻《荊楚歲時記》,庾銑續(xù)、伍端休《江陵記》,吳從政《襄沔記》,韋莊《峽程記》,司馬儼《峽山履平集》, 潘子韶《峽江利涉集》,王得臣《江夏辨疑》《江夏古今紀詠集》, 薛季宣《武昌土俗編》,廖道南《楚紀》,陳士元《楚故略》《楚絕書》,瞿九思《土俗章程》,何遷《全楚志》,朱儼鏞《江陵志余》《郢書》,周圣楷《楚寶》,魏昌期《梅川拾遺》,高岱《楚漢余談》,陳士元《江漢叢談》,張氏之《漢陽縣志》,沈氏之《黃州府志拾遺》。雜記文藻聞見者，如安陸李遠山道平《鄖小紀》,洪素人《江漢風騷錄》,朱錫綬《沮江隨筆》,畢訓咸《漢江筆記》。他如《南中紀聞》《遼村紀聞》《荊事搜佚》皆其類也。至方志圖經(jīng)，尤不勝舉矣。若專紀一隅之作，如任氏、方氏、田氏、王氏諸家之《太岳》《太和山志》,賈氏之《赤壁志》,王氏之《問津書院志》,沈氏之《白云山志》,胡氏之《黃鵠山志》《大別山》《鸚鵡洲》諸志，皆是也。

多虧王葆心廣征博采和閱、校、考訂，為我們保留了大量的書目，使后來研究湖北地方志的學人能踏著前人的足跡穩(wěn)步前進，也使不少遺散的資料受到重視，得以保留。

二 、明詩四派三屬楚

王葆心對章學誠的方志理論進行了研究，并吸收了章學誠的許多理論成果。他贊同章學誠欲撰好方志必須“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

章氏所提出的“文征”是挑選那些足以反映本地生活民情，有利于證實歷史的詩文和為人們共同喜愛的，與本地自然風物、人事風俗有密切關系的名筆佳章匯編成書。王葆心既傾心于通志編纂，自然而然地在做匯編《湖北文征》的準備。

在這一準備工作中，王葆心對湖北文化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他對沈德潛所編的《明詩別裁集》極為不滿，認為《明詩別裁集》對詩壇的影響是“徒梏桎人心思耳目……實則其進退無憑，何足當一代操選之巨任也哉!”王葆心引用了陳樸門的一首詩及序言，言：“曩見陳九香參軍《書明詩別裁后》五言古詩一章，內(nèi)言三百年中，吾楚之入選者僅十一人，其不予楚人之意自見?！痹谠娭?，陳樸門這樣評價沈德潛的評論：

吳儂從此肆譏評，今古文人每互傾。頹唐之尤攻變雅，歸愚何挾鄙楚倫。我笑吳人選詩論詩必三唐，此談徒落老生常。文章遷流隨風會，何朝虎賁似中郎。吳儂太薄宋元吾不服，宋元自有真面目。初中盛晚苦分明，可惜李唐社早屋。明人不過善規(guī)模，乃謂唐音此繼武。孟禎起句爭五言，獻吉蒼茫工七古。趨步少陵與浩然，格調(diào)依稀按曲譜。我謂明人如妾仆，人歌亦歌哭亦哭。竟陵公安晚出矯其弊，語羞雷同戛造獨。吳人徒好葉公龍，群取攻之如怪鵬。此時吳人視楚等陳鄭，楚以偏霸稱后勁。

王葆心引用漢川徐澄宇的話，“朱明代興，文風大振。詩言四派， 楚居其三”。 其中，明詩四派指李東陽和“前后七子”與公安派、竟陵派。 李東陽字賓之，湖南茶陵人； 公安派的代表人物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湖北公安人； 竟陵派代表人物為鐘惺、譚元春，竟陵人，竟陵是今天的湖北天門，故而“詩言四派，楚居其三”。 明“前后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高様所編的《唐詩品匯》被其奉為圭臬。 《唐詩品匯》是根據(jù)元代襄陽人楊士弘編纂的《唐音》而作，因此明詩四派都與楚關系密切。 根據(jù)以上資料，王葆心斷言： “然則有明一代詩家風會，其得失利病，前人久已具論，姑不贅談。 若但當倡率言之，楚人當居其最先。 ”

從以上論述足以看出王葆心在文學上有自己獨立的見解。他認為館閣體、復古派、公安派、竟陵派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詩貴因乎遇”,論詩不必老生常談，更不能像妾仆一樣“人歌亦歌哭亦哭”,應該有自己的性情，有自己的胸襟與表現(xiàn)方式?；谶@種見解，王葆心在后來搜集《湖北文征》資料的過程中，敢于用自己的文學觀念對作者和作品做出選擇。

王葆心手稿

三 、詩文顯楚才

王葆心為楚地的文化積累和成就而自豪。通過對歷史資料的搜尋鑒別，他了解到前代楚人編輯楚詩，多只存了書名而佚散其書。保存下來的只有廖元度的《楚風補》和《楚詩紀》,記載湖北學者的只有孝感丁氏之《湖北詩征傳略》。《湖北詩征傳略》在王葆心眼中“不饜人意”, 但王葆心體會到丁氏在編這本書時“搜求頗苦”。此外有王茹琰、張旋均同輯的《楚北詩佩》、高士熙的《湖北詩錄》、熊兩溟的《荊湖知舊集》、洪素人的《江漢風騷錄》《湖北先賢詩錄》……王葆心不無遺憾地寫到“余皆為之見”,感慨地說：“今則篇章零落，國學頹亡。時事至此，更無復究心此事者。此道殆將滅跡矣?！睋奈脑酚⑷A消逝的緊迫感轉(zhuǎn)化為使命感，在撰寫《續(xù)漢口叢談》時王葆心已經(jīng)有目的地搜集著湖北人的作品。僅程之禎的詩，王葆心就記錄了《哀漢口》、《武昌哀》、《紀武昌再陷事》、《鄂門災》四首。這些詩不僅有文學價值，而且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除有目的地搜集詩歌作品外，王葆心很注意不同歷史時期的文風和人物。他認為明季清初漢陽人才最盛，他的依據(jù)是學者徐世溥便有“天下人士惟長汀黎愧曾、漢陽李文孫”之說。而詩人王漁洋認為崇禎中，楚中名士屬“漢陽二王”,即王懷仁、王亦世。萬歷年間擔任過首輔的葉向高在為人作序時說：“當世論才必曰楚，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至近日而云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張楚矣，亦可證也。”王葆心對明人沈德符所編之《萬歷野獲編》和清代沈德潛在編選《明詩別裁集》時貶低湖北文人的說法與做法非常不滿，故而證之于典籍，為明清湖北文壇討一個公正說法，客觀上起到了尊重歷史、還原史實的作用。

王葆心不僅證明了明代湖北文風之盛，也指出文風大盛是因為人才輩出。

始童承敘、張文邦、廖道南號“楚中三才子”,童、廖與長沙李東陽亦稱“楚三才”。顏木、王廷陳號“楚中二杰”。而興國吳明卿國倫為李王七子之一，蒲圻魏順甫裳為“四甫”之一，京山李大泌維楨為“后五才子”之一，監(jiān)利李伯承先芳為“廣五子”之一?！镀侩[齋筆記》所謂“楚人占其四”是也。公安袁庶子宗道、吏部郎中中道、禮部郎中宏道號“三袁”。隆萬間，江陵大紳則有“三張”,謂張?zhí)统?、巡撫汝濟、大學士居正也。漢陽戴金、黃梅石金稱“楚中二金”。天門鐘惺、譚元春稱詩號“竟陵體”,亦稱“鐘譚體”。蘄州顧初、蘄水朱期至、黃岡王一鳴、黃梅瞿甲、麻城 黃建中、廣濟陳以聞、蘄州姜夔稱“六子”。沔陽游云子士鳳等稱“黃鶴九老”。麻城梅長公、李夢白等稱“西陵三老”。廣濟胡篤生與同里楊認庵、韓南皋、江夏段煥同受學于管東溟門，東溟稱“楚四君子”。而詩人楊大鰲、劉養(yǎng)微、寇學海三家，知縣劉燕及為刻其詩，謂之“三良”。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莫晸，湖南桃源人，歷史學博士，武漢市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區(qū)域文化史和公共文化政策研究。承擔湖北省社科項目“國學大師王葆心名人文化資源研究”，國家“十三五”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革命家家風》。出版《物阜匯通——長江流域的商品與集散》《拳劍縱橫——長江流域的武林與流派》等著作，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