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洛川，1936年3月4日，東北軍駐地一間簡樸廂房內，炭爐上的水壺嘶嘶冒著白汽。張學良身著銀灰長袍、黑絲絨馬褂，手執(zhí)文明棍，宛若富商；而他對面坐著的中共代表李克農一身戎裝，目光如炬。寒暄未畢，張學良突然拋出三個問題，字字如刀：

- “你們紅軍到底是不是真抗日？”

- “紅軍內部是不是不團結？”

- “你們抗日為何要反對蔣介石？”

空氣驟然凝固。這三個問題，直指當時外界對紅軍的最大質疑，更關乎東北軍與紅軍能否從戰(zhàn)場死敵轉為抗日盟友。

面對張學良對紅軍“避戰(zhàn)西北”的尖銳質疑，李克農的回應清晰有力：“若不為抗日，何必二萬五千里長征？”他詳細解釋：紅軍離開江西非為主動選擇，而是蔣介石五次圍剿下的被迫轉移。長征最初目標是湘鄂西根據地，因國軍重兵阻截才轉向陜北；直到1935年9月，毛澤東偶然從報紙得知陜北紅軍存在，才最終確定落腳點。

他更以戰(zhàn)略眼光闡明：“抗日需后方支撐，豈能無根基作戰(zhàn)？”陜北根據地如同昔日井岡山，是積蓄力量、整軍備戰(zhàn)的關鍵跳板。這番坦誠剖析，讓曾以為紅軍“避戰(zhàn)”的張學良陷入沉思。

張學良的第二個問題直指紅軍軟肋——張國燾分裂事件。就在半年前，張國燾率八萬紅軍南下另立中央，幾乎釀成紅軍內戰(zhàn)。張學良的擔憂很實際：若與紅軍結盟后內部再生變，東北軍將陷入危局。

李克農未回避這一創(chuàng)傷，坦誠道：“分裂者僅少數，絕大多數將士心向中央?！彼龀鲶@人預言：南下部隊必遇挫折，“待他們認清北上正確，自會歸來”。歷史印證了他的判斷——張國燾部在川康損失慘重，次年被迫北上會師。這份直面瘡疤的真誠，反而贏得張學良對紅軍糾錯能力的尊重。

當張學良質疑“反蔣抗日”口號時，李克農的回應如驚雷貫耳：“蔣介石對外妥協(xié)，對內鎮(zhèn)壓，豈能領導抗日？”他痛陳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導致東北淪陷、華北危急，直言“與虎謀皮絕無可能”。

張學良卻提出關鍵異議：“蔣握全國資源，排除他如何凝聚國力？”并堅持“蔣亦有抗日可能”。這一分歧如此深刻，以致李克農敏銳察覺需更高層決策，當即表示將請示中央。正是張學良的這次詰問，埋下了中共政策轉向“逼蔣抗日”的伏筆。

會談中暗藏鋒芒。張學良突然要求紅軍“接受改編”，李克農當即拍案而起：“我是談判代表，非投降代表！”轉身欲走。張學良急忙挽留——此前東北軍“剿共”損失三個師，他深知紅軍戰(zhàn)力絕非虛言。

更微妙的是“瓦窯堡交易”：張學良索要此地，李克農慨然應允。1936年6月紅軍讓出瓦窯堡，使張學良得以向蔣介石偽報“剿共戰(zhàn)果”，緩解政治壓力。而張學良則回報以真金白銀——會談結束即贈紅軍1萬元，后續(xù)更提供“足夠用兩三年”的彈藥、藥品，悄然滋養(yǎng)著未來的抗日力量。

當張學良在延安與周恩來握手時，他感慨道：“若非李公開誠布公，安有此日？” 李克農以戰(zhàn)略坦誠破解了張學良的心防，促成東北軍與紅軍達成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秘密協(xié)定。更深遠的是，張學良在洛川提出的“聯(lián)蔣”主張，最終推動中共中央轉變政策——五個月后，“反蔣抗日”正式調整為“逼蔣抗日”，為全民族抗戰(zhàn)鋪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