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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7月22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登了由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guī)劃司副主任馬坦·喬雷夫（Matan Chorev）與蘭德公司“通用人工智能地緣政治倡議”主管喬爾·普雷德（Joel Predd）共同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通用人工智能（AGI）可能在未來十年內成為重塑國家安全格局的決定性力量，而美國政府在戰(zhàn)略上尚未建立有效預案。國家安全領導者不應等到變革來臨后才倉促應對，而應主動識別未來可能出現的極端情境，提前部署政策資源。

文章強調，當前政府既無定義AGI的共識，也缺乏足夠資源追蹤前沿技術風險，更未建立起足以識別敵對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操縱AI攻擊的獨立分析能力。作者警告稱，在中企率先宣布突破AGI、或美企請求獲得“國家安全資產”地位等情境下，華盛頓可能因政治猶豫與技術無知而陷入戰(zhàn)略癱瘓；更糟的情況是，公眾對政府與科技公司的不信任將導致信息戰(zhàn)失控、社交媒體誘發(fā)社會恐慌，進而誘發(fā)國家機器的失能。這些挑戰(zhàn)不僅限于技術范疇，而是觸及法律授權、跨國協(xié)調、公私合作、乃至美中是否能夠在AI治理上實現最低限度的危機溝通機制。

在此背景下，作者呼吁政府必須制定“不后悔”政策工具箱、建立“擊破玻璃”式應急預案，并優(yōu)先投資那些能在多種AI危機情景中發(fā)揮作用的基礎能力。這些舉措不僅是為了應對災難性AI情境，更是塑造未來國際秩序的話語權所必需。在一個多極競爭日益激烈、國家間信任不斷退化的全球環(huán)境中，美國若無法在今日就開始戰(zhàn)略部署，而繼續(xù)將AI安全問題外包給未來學家與技術專家，其全球領導地位與危機應變能力都將陷入結構性衰退。

圖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簡介：

馬坦·喬雷夫（Matan Chorev），蘭德公司全球與新興風險項目的高級研究員兼副主任。在拜登政府任內，他曾擔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副主任。

喬爾·普雷德（Joel Predd），蘭德公司“通用人工智能地緣政治倡議”（Geopolitics of AGI Initiative）的高級工程師與項目主管。

國家安全領導者很少能選擇他們應該關注什么、以及應該關注到什么程度。他們更多時候是處于超出自身控制的情勢之下。2001年9·11襲擊顛覆了喬治·布什政府原本試圖減少美國在全球承諾與責任的計劃；此外，正當巴拉克·奧巴馬總統(tǒng)試圖讓美國退出中東地區(qū)之時，阿拉伯的世界革命浪潮將他重新拉了回來；而俄烏戰(zhàn)爭也打亂了拜登政府希望與莫斯科建立“穩(wěn)定且可預測”關系的目標，以便更專注于與中國的戰(zhàn)略競爭。

特朗普于2025年7月23日在美國華盛頓特區(qū)舉行的“贏得人工智能競賽”峰會上發(fā)表講話。圖源：路透社

政策制定者本可以預見這些塑造議程事件背后的諸多深層力量和趨勢。然而，在多數情況下，他們未能對這些力量可能導致的最具挑戰(zhàn)性的表現形式進行預案。他們不得不倉促地重新構想和調整戰(zhàn)略，以應對突發(fā)事件。

人工智能的快速進展——以及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可能出現——將給政策制定者帶來更大的沖擊變數。預示著強大變革即將來臨的跡象比比皆是。北京與華盛頓已將全球人工智能領導地位視為戰(zhàn)略要務，而中美兩國的領先企業(yè)正競相實現通用人工智能。新聞報道幾乎每天都發(fā)布技術突破的消息，討論人工智能引發(fā)的就業(yè)流失，以及有關人工智能可能引發(fā)全球災難性風險（如AI驅動制造的致命疫情）的恐懼。

美國政府周三發(fā)布一項具重大戰(zhàn)略意涵的“人工智能行動計劃”，意圖藉由放寬監(jiān)管規(guī)定、加速出口推動、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全面提升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圖源：美國白宮

我們無法精確預測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軌跡，也無法預知其將如何改變國家安全。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評估和辯論各類AI戰(zhàn)略的優(yōu)劣時，應保持謙遜與謹慎。無論人們對AI的前景持樂觀還是悲觀態(tài)度，國家安全領導者都必須做好準備，以便調整戰(zhàn)略規(guī)劃，應對未來幾年內甚至本屆總統(tǒng)任期內可能強勢登場的現實情勢。

華盛頓必須為潛在的政策權衡與地緣政治轉變做好準備，并識別當下可行的措施，以減輕風險并加速美國的競爭力。有些如今看似不可行或不必要的想法與舉措，日后可能會在回顧中顯得緊迫且不言自明。

跳出傳統(tǒng)思維框架

目前并沒有關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標準通行定義，也沒有關于其是否、何時、以及如何出現的共識。如今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已經越來越能夠勝任許多更復雜的認知任務，超越了最具技能與資源的人類。自2022年ChatGPT發(fā)布以來，人工智能的能力已突飛猛進?？梢院侠砑僭O，在未來幾年里，這些模型將變得更加強大、自主，并實現廣泛擴散。

盡管如此，通用人工智能時代不太可能像核時代那樣，以核武器首次試爆那樣震撼世界的方式宣告其到來。而且當下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也并不像以往那般有利于美國的規(guī)劃者。例如，在核時代，美國政府控制著這種新技術，規(guī)劃者有長達二十年的時間來制定政策框架，直到一個核競爭對手出現。相比之下，如今的規(guī)劃者擁有的自主性與調整時間都更為有限。中國在技術領域已是近乎對等的競爭者；少數幾家私營公司正在主導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而人工智能作為一種通用技術，正在滲透經濟與社會的各個方面。

近日，黃仁勛告訴特朗普，英偉達應被允許向世界大部分地區(qū)自由銷售其技術，這樣美國公司就能主導AI，而不是中國公司。圖源：路透社

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環(huán)境中，國家安全領導者應當將稀缺的規(guī)劃資源用于那些雖不確定卻極具挑戰(zhàn)性的情境。這些情境不僅僅是對現狀的擾動，更是指向另一種未來的路標。

舉例而言，假設某家美國公司聲稱其實現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重大技術飛躍。領導者必須決定：如果該公司請求被視為“國家安全資產”，美國政府應如何回應？這一身份將賦予其一系列公共支持，包括保障其設施安全、獲取敏感或專有數據、采購更先進的芯片、規(guī)避某些監(jiān)管要求等。又或者，一家中國企業(yè)先于美國競爭對手宣布實現了通用人工智能。

面對這類情境的政策制定者，將不得不在彼此沖突的評估之間做出權衡，這將導致他們對風險容忍度和優(yōu)先事務的判斷產生分歧。若缺乏強有力、獨立的分析能力，美國政府可能難以判斷這些企業(yè)的說法是否可信。國家安全領導者還需考慮，這一技術突破是否可能為中國帶來戰(zhàn)略優(yōu)勢。例如，若他們擔心通用人工智能可能賦予北京能力，從而在美國網絡防御系統(tǒng)尚未修補漏洞前就能發(fā)現并加以利用，那么他們可能主張采取行動——比如試圖延緩或破壞中國的AI發(fā)展——這可能會加劇地緣政治沖突的風險。另一方面，若國家安全領導者更擔心非國家行為體或恐怖分子可能利用這一新技術制造災難性生化武器，他們可能反而傾向于與北京合作，以防范更大的全球性威脅擴散。

為通用人工智能相關情境增強應對能力，首先需要更好地理解國內外的AI生態(tài)系統(tǒng)。政府機構必須緊跟AI的發(fā)展步伐，判斷哪些突破性進展最有可能出現于何處。這將有助于減少戰(zhàn)略突發(fā)的風險，并指導政策制定者判斷應優(yōu)先關注哪些瓶頸，或應如何利用哪些薄弱環(huán)節(jié)，以潛在地減緩中國的進展。

政策制定者還需探索與私營部門以及其他國家開展合作的路徑。一個可擴展、動態(tài)、雙向的“政企合作機制”，對于應對當前人工智能帶來的戰(zhàn)略挑戰(zhàn)至關重要，在通用人工智能時代更是如此。政府與私營部門之間若互不信任，將嚴重削弱任何危機的應對能力。同時，領導者需要制定政策，以便與伙伴國家和盟友分享前沿人工智能發(fā)展中的敏感或專有信息。倘若缺乏這類信息共享政策，將難以建立起國際聯盟，以應對AI引發(fā)的危機、降低全球風險，并追責那些國家或公司不負責任的行為。

對抗性智能

通用人工智能不僅將加劇現有的地緣政治格局復雜性，還將帶來前所未有的國家安全挑戰(zhàn)。試想，一場前所未有的AI驅動的網絡攻擊對金融機構、私營企業(yè)與政府機關造成巨大破壞，癱瘓了從關鍵基礎設施到工業(yè)機器人等一系列實體系統(tǒng)。在當今世界，識別網絡戰(zhàn)行為的肇事者已是一項復雜且耗時的任務。無數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既具備手段，也擁有動機去實施破壞性攻擊。然而，在一個人工智能高度發(fā)達的世界中，局勢將更為復雜。政策制定者將不得不考慮，不僅這種大規(guī)模行動可能是某種軍事行動的前奏，還必須考慮其是否出自某個自主的、可自我復制的AI代理。

5月12日，聯合國在紐約召開了一場關于人工智能（AI）自主武器的特別會議，重啟對現代戰(zhàn)爭中日益使用的人工智能控制自主武器的監(jiān)管工作。圖源：路透社

應對此類情境的規(guī)劃，要求我們評估當下的能力是否足以應對未來的挑戰(zhàn)。各國政府不能指望依靠現有的工具與技術，迅速且有把握地評估威脅，更別說采取針對性對策了。鑒于AI系統(tǒng)已被證明具備欺騙與偽裝的能力，當前的技術體系可能難以判定某個AI代理是自主行動，還是受某位對手驅使。規(guī)劃人員必須探索新的方法，去評估其動機，并思考如何威懾其升級行為。

為最壞情況做準備，需要重新審視那些不依賴明確歸因的網絡安全防御措施（“歸因不可知”步驟）：強化網絡防御、隔離可能受損的數據中心、阻止無人機或聯網車輛失控癱瘓。規(guī)劃者還需評估當前軍方與政府“持續(xù)運營計劃”（continuity of operations protocols）是否有能力應對來自對抗性AI的威脅。公眾對政府和科技企業(yè)的不信任，將進一步加劇在AI驅動的信息誤導事件中安撫社會情緒的難度。鑒于自主AI代理很可能不會尊重國家邊界，充分的準備還必須包括與盟友甚至對手設立溝通渠道，以協(xié)調國際響應機制。

領導者對外部威脅影響的判斷方式，將決定其應對策略。在遭遇網絡攻擊之時，政策制定者必須在實時情境下決策：究竟應選擇針對性地關閉易受攻擊的網絡-物理系統(tǒng)與被入侵的數據中心？還是擔心威脅可能迅速復制，選擇實施更大范圍的整體關停？后者雖然可能遏制危機升級，但也會阻礙數字經濟的運行，影響機場與發(fā)電廠等關鍵系統(tǒng)的正常運作。這一“失控情境”凸顯了明確法律權限并制定應急響應方案的必要性。從更廣義上講，它也進一步強化了制定相關政策與技術策略的緊迫性，以應對高級AI模型“行為失范”的問題。

規(guī)劃至少應包括四類行動：首先，制定“不后悔”措施（no regret actions），即政策制定者與私營部門當前即可采取、并能從容應對未來突發(fā)事件的行動；第二，為未來的緊急情況創(chuàng)建“擊破玻璃”式劇本（break glass playbooks），隨著新威脅、機會和概念的出現，這些劇本可以不斷更新。第三，應投資于那些在多個情境中被視為至關重要的能力建設；最后，應優(yōu)先識別戰(zhàn)略失敗的早期預警指標，并創(chuàng)造條件以便未來調整路徑。

舊習不再容身之地

關于通用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國家安全的規(guī)劃，必須從現在就開始。在一個競爭日益激烈、易燃的世界里，在經濟脆弱和政治兩極分化的國內環(huán)境中，美國不能被打個措手不及。

盡管AI最終可能被證明是一種“常規(guī)技術”——就像互聯網或電力這樣的技術，確實改變了世界，但其采用速度受自然約束，各國政府與社會可以對其進行控制——然而，認為為重大顛覆性事件做準備是錯誤的想法，則無疑是愚蠢的。

針對更困難挑戰(zhàn)所進行的預案，有助于領導者識別核心戰(zhàn)略問題，并打造出即使在較溫和情境中也適用的應對工具。同樣地，若假定這些預案會激發(fā)出加劇風險或放緩AI進展的政策直覺與路徑，也是輕率的。在核時代，為應對潛在的核恐怖主義所進行的規(guī)劃，反而促成了一系列全球倡議，推動了對制造核武所需裂變材料的安全管控，這最終使世界更加安全。

若把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當作國家安全領域中的“常規(guī)情境”，也是極其危險的。政府內部的技術專長和技術素養(yǎng)，仍然有限且分布不均，而應對各種情境所涉及的體制性參與者，遠遠超出了傳統(tǒng)的國家安全機構。多數情境可能同時在海外和國內發(fā)生。任何應對舉措都將極度依賴政府之外行為體的選擇與決策，包括企業(yè)和公民社會組織——這些主體既不在白宮戰(zhàn)情室擁有一席之地，也可能不會將國家安全列為優(yōu)先考量。同樣，未來規(guī)劃也不能外包給被送往某處地堡的未來學家和技術專家，讓他們閉門數月孤立地制定出細致方案。為應對通用人工智能的未來所進行的規(guī)劃，必須不斷反哺當下的戰(zhàn)略辯論。

關于如何贏得人工智能競爭、同時避免災難的各類戰(zhàn)略，其利弊仍在激烈爭論之中；但對于通用人工智能將如何重塑國際格局、全球力量分布與地緣政治聯盟的探討，則明顯不足。

在一個日益多極化的世界中，新興力量視先進人工智能為其國家抱負的關鍵工具——同時也關注中美如何擴散AI技術及其底層數字架構。盡早開展規(guī)劃、與盟友和伙伴進行模擬演練、以及與那些希望在外交上保留回旋余地的國家保持持續(xù)對話，將有助于確保戰(zhàn)略選擇彼此互利。任何忽視多極世界與技術生態(tài)系統(tǒng)分布式現實的AI戰(zhàn)略都注定失敗；而任何回避通用人工智能潛在顛覆性影響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也必將淪為無關緊要。

國家安全領導者無法選擇自己將面臨哪些危機。但他們可以選擇為哪些情境進行規(guī)劃，并決定將資源投入何處，以備未來挑戰(zhàn)之需。為通用人工智能展開規(guī)劃，并不是沉迷科幻小說，也不是在既有問題與機遇面前分心；這是一種負責任的做法，是為了應對一個被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徹底改造的世界中，那些真實存在、全新形態(tài)的國家安全挑戰(zhàn)。

*本文編譯：張樂詞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特約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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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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