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天祥系中國歷史上著名忠義人物，受到尊崇，也成為朝鮮王朝追捧的對象。朝鮮燕行使在北京時常瞻拜文丞相祠，《文山集》數(shù)度刊行，朝鮮君臣熟知文天祥生平事跡，成為朝鮮歷史人物比附的對象。1750年，趙顯命從北京購來文天祥畫像，英祖君臣多番討論，最終安置在永柔縣臥龍祠中，與諸葛亮、岳飛一同崇祀，此廟變成朝鮮之“三忠祠”。臥龍祠建于宣祖年間，肅宗擴(kuò)及岳飛，英祖再添入文天祥，使之成為朝鮮崇祀中華英烈的重要場所。這與大報壇崇祀明朝皇帝的意義一樣，系朝鮮王朝后期尊周思明又一重要象征，宣示朝鮮王朝堅守中華正統(tǒng)。

《清史研究》2023年第5期

中國古代文化對朝鮮半島有著深遠(yuǎn)影響，不僅體現(xiàn)在漢字、書籍、政治制度等方面，成為朝鮮學(xué)習(xí)和模仿的對象，也體現(xiàn)在思想文化認(rèn)同，甚至英雄崇拜上。古代朝鮮王朝不僅學(xué)習(xí)儒、釋、道思想，也對中國歷史上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予以接納和尊崇。即如文天祥（1236—1283）系中國歷史上備受推崇的忠義人物，在朝鮮王朝（1392—1910）后期也頗受尊奉。朝鮮王朝在“尊周思明”的氛圍下，不僅刊出了洪啟禧所編三卷本《文山先生詳傳》（此傳較之中國宋、元、明、清所刊行的任何一部文天祥傳，部頭更大，分量更重，宣揚文天祥的英勇事跡），且將文天祥畫像置于永柔縣三忠祠中，與諸葛亮、岳飛一道，歲時祭奠。文天祥崇祀，被納入朝鮮王朝尊奉先賢體系之中，成為他們?nèi)粘Ｕ挝幕蟹浅Ｖ匾囊画h(huán)。考察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不僅有助于理解朝鮮王朝后期政治文化特色，深入認(rèn)識朝鮮王朝正統(tǒng)觀的思想內(nèi)涵，也從一個甚少關(guān)注的視角，深化對明清中朝關(guān)系史的認(rèn)識。

一、元明清對文天祥的尊奉

文天祥，初名云孫，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吉州廬陵人。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中進(jìn)士第一，為狀元。元軍南下，文天祥招募士卒勤王，率師北上，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元軍議和，卻被元帥伯顏拘留，被押解北上。途中逃脫，九死一生，終得南歸。與張世杰、陸秀夫在福州擁立益王趙昰稱帝。祥興元年（1278），他在廣東五坡嶺被俘，再度被押往大都，被囚三年，堅貞不屈，遂被殺害。

文天祥就義后，一直被書寫，“友人如王炎午祭之以《文》，汪元量招之以《歌》，謝翱哭之以《記》，皆為千古傳誦之作。至如公柩之返葬，夫人之南歸，郡縣之祠公學(xué)宮，鄉(xiāng)人之梓公文集，以及順天柴市之立祠，文山舊居之建廟，明時之追贈謚號，清代之入祀文廟，皆與公之事跡有關(guān)……至其他郡縣所建公祠，后人吊公之詩文，則所在多有，記不勝記”。他的事跡被一代又一代追憶，他的精神不斷被頌揚，他的形象也不斷被詮釋和建構(gòu)，終成為中國歷史上忠義楷模。最早撰寫文天祥傳記的，都是文天祥同時代人，甚至是其知交好友，即如鄧光薦、王幼孫等，他們代表著宋末元初南宋遺民的想法。他們盡可能挖掘文天祥的忠義事跡，一方面寄托追思和崇敬，另一方面也表達(dá)對現(xiàn)實的不滿。在這些宋末遺民筆下，有關(guān)文天祥的敘事，并沒有被置于明顯的華夷觀主導(dǎo)的話語體系中，主導(dǎo)書寫的是儒家政治倫理所確定的忠臣典范。元朝官方?jīng)Q定著文天祥的生死，也對后世文天祥形象的塑造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元朝雖然殺了文天祥，但并不否認(rèn)他的忠義精神?！端问贰の奶煜閭鳌氛撝唬骸坝^其從容伏質(zhì)，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進(jìn)士，進(jìn)士莫盛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稱頌文天祥殺身成仁，系一偉人。

明朝以程朱理學(xué)立國，尤其重視道德教化，從明太祖開始，就十分推崇文天祥。明代儒士們不斷追敘文天祥的故事，重寫他的傳記。文天祥的形象在明代重新從記憶深處被挖掘出來，并加以建構(gòu)。朱元璋立國之初，在南京建廟，歲時祭祀文天祥，同時敕封文天祥為天下都城隍之神。永樂年間，在北京重修文天祥廟，后來成為朝鮮使臣經(jīng)常拜謁之處。明英宗時期，文天祥被追封謚號為“忠烈”。正德六年（1511），尹直為敕建文天祥等勇士螺山忠義廟撰寫廟碑。文曰：“肆我太祖高皇帝，統(tǒng)一區(qū)宇之后，即祀公就義之所。永樂初，復(fù)飭公祠。景泰中，又易公名。孝宗皇帝特允臣言，建廟稱禋溥及督府諸忠義。一時臺省忠良，奉揚休命。賢愚歆慕，益知人臣死忠，彌久彌彰，而感激之心，勃勃如也。”明朝之所以如此重視褒獎文天祥，“目的當(dāng)然是為了激發(fā)士大夫的忠誠孝義，為現(xiàn)實人臣和民眾樹立一座道德教化豐碑和人格典范，以便為公共道德和政治秩序服務(wù)”。宣揚的依然是他的“忠義”精神。

清初頒布薙發(fā)令，激起江南漢族士人的反抗，他們將發(fā)膚與文明禮儀結(jié)合起來，視同文明的象征，他們反復(fù)傳誦中國古代忠臣義士的詩文，或自比，或自勉，文天祥則是反復(fù)被提及的。黃道周為南京弘光朝尚書，其曰：“磊磊軒天地，旗古今，則必以文信國為正焉！”絕命詞曰：“乾坤有半壁，何忍道文山!”復(fù)社領(lǐng)袖楊廷樞言：“余自幼讀書，慕文信國先生之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仿文天祥《正氣歌》作絕命詩十二首，第一首就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氣千秋應(yīng)不散，于今重復(fù)有斯人。”文天祥為抗清志士之一致選擇，因為當(dāng)時南宋帝后皆已投降，文天祥所效忠的不再是帝王，而是“華夏中國”，南明諸臣有幾乎相似的歷史處境，故皆自比文天祥。清廷雖同樣重視文天祥，對文天祥也給予很高地位，康、雍、乾三帝都對文天祥有過褒揚之詞，道光年間，文天祥得以從祀文廟，但清朝官方所強調(diào)的是他的忠義形象，而消除其“華夷”之別的象征。20世紀(jì)初，文天祥被賦予現(xiàn)代新的意義，在清末民初的革命運動中，在傳統(tǒng)華夷之別的基礎(chǔ)上，他又被視作民族英雄。

除了南明（清初）和清末特殊政治環(huán)境，文天祥形象在清代仍然延續(xù)此前的主流敘事，在君臣關(guān)系的范疇而非民族維度中被視作忠義代表而受到推崇。恰恰是南明那種忠于“中華”、反抗“夷狄”的文天祥形象，雖為清廷官方所淡化，卻在朝鮮王朝大講特講，其深受朝鮮現(xiàn)實政治及中朝關(guān)系的影響，被賦予“尊華攘夷”的象征意義，形成一個類似于中國又富有鮮明特征的文天祥形象，成為朝鮮王朝尊崇文天祥的一個鮮明特點

二、朝鮮君臣對文天祥忠義形象的認(rèn)知

作為中國的藩屬國，朝鮮王朝對于明朝，誠心事大，極為恭順；對于清朝盡管缺乏政治文化認(rèn)同，但也謹(jǐn)盡藩國義務(wù)。朝鮮使臣每年都來北京，時常瞻仰文天祥祠、三忠祠等，留下不少詩文，表達(dá)對文天祥的崇敬之情，也寄托對現(xiàn)實的某種關(guān)懷。隨著《宋史》《文山集》等相關(guān)典籍傳入朝鮮半島，朝鮮君臣也越來越熟知文天祥的生平事跡。在朝鮮王廷經(jīng)筵、日講中，他們經(jīng)常討論文天祥的傳奇經(jīng)歷；越到后期，他們對于文天祥的事跡也越熟悉，不僅常將朝鮮人物，如鄭夢周、李舜臣、姜沆、趙憲等比附文天祥，每每借文天祥說事，而且將文天祥這位中國歷史人物，逐步融入他們認(rèn)知范疇，最終接納他為朝鮮所尊奉的忠臣先賢，賦予新的象征意義。

（一）朝鮮王朝對文天祥全方位的認(rèn)知

燕行使在北京時常瞻仰文丞相祠，留下不少詩文。在朝鮮王朝君臣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國歷史人物時常被議論，文天祥也常常出現(xiàn)在他們的討論之中。

首先，一代又一代朝天使來到明朝首都北京，瞻仰文丞相祠與三忠祠，表達(dá)崇敬之情；而進(jìn)入清朝以后，燕行使則更多表達(dá)悲涼之意。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四年，1498年），朝天使曹偉拜謁文丞相祠后，連寫五首詩，題為《謁文丞相廟》，第一首曰：“丞相祠堂何處尋，天街北畔鳳城陰。清風(fēng)肅肅廟庭邃，遺像堂堂歲月深。去國肯搖蘇武節(jié)，存劉不愧孔明心。百年忠義留天地，烈日秋霜照古今?！睂ξ奶煜橹伊x大節(jié)深表敬意。

乾隆中期以后，隨著會同館門禁的解除，朝鮮燕行使外出拜謁的機會就更多了，即如蔡濟(jì)恭、洪良浩、金昌集、金昌業(yè)、洪大容、樸趾源、趙顯命、金景善、樸思浩等都留下了拜謁文丞相祠或三忠祠的詩文。燕行使一方面不厭其煩地介紹北京文丞相祠、三忠祠的沿革，另一方面對祠廟的破敗時常表達(dá)一種悲涼心境。如1712年，金昌業(yè)瞻仰三忠祠后寫道：“廟宇荒涼，可知其香火之疏，令人尤傷心。”1778年，蔡濟(jì)恭寫道：“中州淪沒古今傷，文相祠堂草木荒。惟有年年東國使，拜瞻遺像一焚香?！?811年，李鼎受特別寫了《柴市悲》：“悲莫悲兮柴市，忠莫忠兮文山！三年燕獄萬事閑，南向再拜報國身。風(fēng)晦雷霽固有神，《正氣歌》《衣帶贊》，不獨柴市過者盡沾巾！君不見辟雍南牌樓北，數(shù)間荒祠杜宇春?！?822年權(quán)復(fù)仁感嘆道：“燕中叢神，淫祠在在，崇奉像設(shè)炫耀，唯岳廟、文祠荒寂圮廢。余謂西山可夷也，琉璃廠可碎也，五龍亭、雍和宮可拆也，武穆、信國二祠，將巋然獨存，與天壤同弊也！”道光年間，文天祥被清朝官方崇祀文廟，清廷并沒有放棄崇祀文天祥，但朝鮮燕行使們似乎看不到這點，他們所見的文丞相祠與三忠祠破敗不堪，似乎文天祥早已被拋棄了，或許是他們潛意識中“尊周攘夷”思想的一種外化，某種意義上，增添了朝鮮英祖年間建立三忠祠的必要性與使命感。

其次，《文山集》由朝鮮王朝官方多次刊印，成為他們?nèi)粘１刈x之書。《文山集》最初系文天祥孫文富在元朝時的編刊本，但傳世極少。元貞二年（1296）文天祥故里刻成三十二卷本，大德元年（1297）再刻《后集》七卷，世稱道體堂本。明朝以后，刻本甚多，景泰、嘉靖年間皆有刻本。明清之際，有關(guān)文天祥詩文刊本多達(dá)二十余種。

《文山集》最早何時傳入朝鮮，現(xiàn)今并不清楚。在朝鮮諸家目錄書中，時有介紹《文山集》者。徐命膺所編之《奎章閣總目》曰：“《文山集》十本，宋丞相廬陵文天祥著。詩文十卷，《指南錄》三卷，《集杜詩》一卷，附錄一卷，并目錄總十七卷。吳銓《序》云：‘《指南》二錄，血淚為枯；《正氣》一歌，川原動色?！瘹v今五百年，而令人讀之，凜然猶有生氣。”推崇備至。洪奭周之《洪氏讀書錄》記錄《文山集》最詳，其曰：“《文山集》二十五卷，信國公文天祥之文也。公之文章皆忠義所發(fā)，不容以高下論。然或多駢儷工致，語皮日休謂宋廣平鐵心石腸；及賦梅花，乃清新妍麗，不類其為人，觀于公尤信。至其歌詩，沉郁悲壯，而濟(jì)之以才格，殆南渡二百年所未嘗有。欲觀公者，讀其詩與《指南錄》三卷足矣。”從朝鮮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書目來看，《文山集》有十七卷、十六卷和二十五卷三種版本，十七卷本包括目錄一卷，疑與十六卷本同。即便如此，也至少有兩種版本流傳，當(dāng)系朝鮮刊行之版本。

《朝鮮王朝實錄》中，朝鮮君臣討論《文天祥全集》，最早記載于朝鮮成宗二十四年（1493）正月。當(dāng)時，侍讀官俞好仁啟曰：“《文天祥集》，忠憤激烈，實為詩史，使人讀之，自有感慨之心，印頒何如？”此本很可能就是景泰刻本。俞好仁建議得到批準(zhǔn)，于是朝鮮翻印《文天祥全集》，以廣其傳，成為朝鮮士人日常閱讀的典籍。至少從成宗年間開始，《文天祥全集》就已是朝鮮君臣閱讀的書籍。后來在宣祖、仁祖、英祖年間，朝鮮君臣都討論過《文天祥全集》刊行問題，最終都付諸實施。可見，此書一直在他們的閱讀范疇之內(nèi)，加上《宋史》等史書也逐漸傳入朝鮮，客觀上為朝鮮君臣了解文天祥生平事跡，提供了文獻(xiàn)基礎(chǔ)。文天祥也由此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文化符號，被引入朝鮮王朝的日常政治之中。

再次，朝鮮君臣在閱讀有關(guān)文天祥典籍的基礎(chǔ)上，時常援引其事跡，為其政治主張?zhí)峁┖戏ㄐ砸罁?jù)。成宗七年（1476）八月十三日夕講時，都承旨玄碩圭言：“節(jié)義，國家之大防也，古之人臣如文天祥者，世不多有?！笔讨v官李孟賢曰：“以唐、宋二代觀之，唐享國三百余年，及其亡也，無一人盡節(jié)而死。宋朝享國四百余年，及其亡也，僻處一隅，衰亂極矣。如文天祥、張世杰，皆以忠義自奮，至于殺身而不顧，忠臣之多，莫過于宋。此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愿殿下修名教，以培養(yǎng)士風(fēng)?！痹诔r人看來，文天祥是士人節(jié)義的化身，大臣向國王進(jìn)言，希望國王倡導(dǎo)，以形成儒生崇尚節(jié)義、殺身成仁的士風(fēng)。

中宗九年（1514），經(jīng)筵夕講《宋鑒》，大臣許硡勸諫國王應(yīng)該崇獎節(jié)義，以培植國家之元氣，認(rèn)為宋代之所以出現(xiàn)像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節(jié)義之士，乃是歷代宋朝皇帝“仁厚之德”所養(yǎng)成的。幾天以后，二月二日，講到文天祥至燕京，許硡曰：“文天祥在元，則乃敵國之臣也，嘉尚節(jié)義，供張甚盛。大抵人君必崇獎節(jié)義，扶植綱常，然后大防立而人心定矣?！笔聦嵣希谶@期間，朝鮮君臣就“崇尚節(jié)義”之事，展開過熱烈討論，君臣一致認(rèn)為當(dāng)學(xué)習(xí)宋朝，“褒獎節(jié)義”。

英祖君臣經(jīng)常討論中國歷史，宋末這段歷史就是他們經(jīng)常討論的話題。英祖二年（1726）十二月十五日，經(jīng)筵讀《宋鑒》，英祖與侍讀官諸臣討論宋末史實。英祖君臣認(rèn)為，宋末忠臣義士多，以文天祥、陸秀夫為最，乃是宋代文教，尤其是濂、洛、關(guān)、閩之學(xué)大盛的結(jié)果，也就是程朱理學(xué)的影響。如果宋末諸帝早用文天祥、陸秀夫等人，或許宋朝國事不至于此，早就能夠?qū)ふ业骄葒?。但文天祥也不被時人所知，陸秀夫的史實也未能寫入《三綱行實》之中。忠臣事跡湮沒不聞，是歷史上經(jīng)常發(fā)生的憾事。第二天夜對之時，講《宋鑒》元世祖、成宗卷，侍讀官金龍慶再次指出文天祥這樣忠臣的出現(xiàn)，是“宋三百年培養(yǎng)之效”，強調(diào)文教的重要性。英祖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大司憲趙觀彬向英祖表示，宋末會出現(xiàn)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節(jié)義之士，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受到朱熹理學(xué)的熏陶，系宋代朱子學(xué)倡導(dǎo)義理之結(jié)果，且他自稱是當(dāng)代的文天祥。

可見，朝鮮君臣經(jīng)筵之時，經(jīng)常討論中國歷史人物，文天祥是經(jīng)常被提及的人物?；蛞云浣?jīng)歷說事，多強調(diào)他的忠義精神。尤以英祖時期為著，也正是在英祖年間，發(fā)生了將文天祥畫像入三忠祠之事，而文天祥的形象又增添了新的意義。下文再論。

最后，朝鮮王朝不僅刊印由中國傳入的《文天祥全集》，英祖年間洪啟禧還編成了三卷本《文山先生詳傳》，較之中國現(xiàn)代以前任何一種文天祥傳，部頭更大，分量更重。

文天祥三十七歲時，因為得罪權(quán)臣，自請致仕，也成為朝鮮諸臣經(jīng)常比附的一件事。朝鮮史書中，對于文天祥未滿四十即致仕，但國事日亂之時，又出山救國，每每稱頌。有曰：“人臣事君，富貴，雖有難進(jìn)之操；臨亂，必?zé)o退避之意。故宋臣文天祥年未四十而致仕，若將終身于田野。見其宗社將危，國事已去，則志決扶顛，竭心殫誠，死而后已?！眹y之時，毅然出山，迎難而上，這種精神每每為朝鮮君臣所稱道。朝鮮國運多艱，壬辰倭亂，丙子胡亂，丁酉胡亂，戰(zhàn)亂不斷，在此危難之時，文天祥的精神常常為他們所推崇，成為他們尊崇的楷模與比附的對象。

對于文天祥全方位的敘述，莫過于英祖時重臣洪啟禧所撰成的三卷本《文山先生詳傳》。書前有《文山先生詳傳序》，落款為“崇禎之三壬申（1752）日南至南陽洪啟禧謹(jǐn)序”，此書完成于1752年。書前有“文山先生小影”，附鄧光薦、王幼孫贊辭。然后是《續(xù)資治通鑒綱目所書文山先生事》，接著分“天、地、人”三卷，敘述文天祥的生平事跡。序文將文天祥視作宋代儒賢三百年培養(yǎng)的結(jié)晶與代表，是宋代儒士忠義最杰出的代表；同時強調(diào)文天祥既然忍受非人的折磨，體現(xiàn)其盡“人臣之義理”，并非系一代之興亡，而為“萬世”之標(biāo)桿，“為人臣者之標(biāo)準(zhǔn)”，可與諸葛亮并稱，共同作為忠義的典范。此書綜合了《文天祥全集》《宋史》以及中國宋元明清各種文天祥傳記資料而編成，具有極為重要的學(xué)術(shù)價值。

（二）朝鮮儒士對“黃冠之對”的辯說

所謂“黃冠之對”，出自《宋史·文天祥傳》。據(jù)載，文天祥羈押大都之時，忽必烈派王積翁去勸說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表示，如果釋放他回家，他愿以“黃冠”歸故鄉(xiāng)，也就是成為道士，且可以為元廷“備顧問”。此論在中朝史上都引起很大爭論，是影響評判文天祥忠義精神的關(guān)鍵問題，故而單獨討論。

明人解縉辯駁曰：“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丞相事特誣陋。至云丞相求為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足為丞相輕重哉！然恐相襲訛謬，不可不辨也?！碧貏e指出是元官修《宋史》的污蔑之詞，強烈表示文天祥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王世貞也說：“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詔使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酵鈧漕檰枴?，毋亦餒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害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而死于盜賊之手，以殲其宗，而夷趙氏之裸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币矎娬{(diào)所謂“黃冠之對”，是根本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文天祥的自我敘述。

對于文天祥的生死觀，英祖君臣有過討論。英祖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國王與大臣讀《宋元綱目》，談到文天祥最后時刻的生死抉擇。對于文天祥在元大都羈押三年不死，而遭人非議之事，朝鮮君臣以為這是完全不了解文天祥心思；文天祥絕食八天后沒死，而再進(jìn)食，并非文天祥舍不得死，而是他順應(yīng)天命，另有心志，也并非能隨意揣測的。并進(jìn)一步解釋宋亡元興的原因，認(rèn)為宋朝雖有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忠臣義士，最終還是被元朝滅亡，是因為宋朝有忠臣而不用，卻用小人；元朝雖為夷狄王朝，但善用人才，故能戰(zhàn)勝宋軍。這實際上是借討論文天祥等宋末史事，表達(dá)重用忠臣之重要性。

朝鮮儒士對“黃冠之對”，有專文辯駁。他們不相信《宋史》的說法，更不相信文天祥會有這樣的想法。有人擔(dān)心朝鮮儒士們對此有誤會，特地撰文解釋，認(rèn)為文天祥這么說是有深意的。肅宗時期著名學(xué)者金春澤特作一篇史論，詳細(xì)分析文天祥“黃冠之對”的說法。他認(rèn)為，忽必烈派王積翁勸降文天祥，文天祥說：“倘蒙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xiāng)，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彼酝醴e翁勸忽必烈釋放文天祥，讓他出家為道士。但作者以為即便忽必烈釋放了文天祥，“吾知天祥必以為吾既不能死于國亡之日，萬一得脫而歸者，當(dāng)求趙氏兒于民間。糾烏合之眾，勵尺寸之兵，以圖興復(fù)而已。雖知勢之不成，或冀天之助順，不成則死，是又吾事也云耳?！蔽奶煜橹灰钪鋈ィ哪繕?biāo)就是要興復(fù)趙氏江山。留夢炎頗了解文天祥的心思，故而勸忽必烈殺了他。作者特別強調(diào)：文天祥早就置生死于度外，他曾作詩“妻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是其捐性命與家族也素矣”。因為擔(dān)心有朝鮮人會誤解文天祥之意，所以特別為文天祥辯解。

英祖時期著名儒士徐宗華則另有解釋，認(rèn)為文天祥有“惡死之心”和“號召遺民而圖恢復(fù)”的說法，“二言皆非知文公者”，不足為據(jù)，而另立他說?！白晕煲粓?zhí)，至燕獄五年之間，無非求死之日，而終不得死，其為惡死者耶？”而所謂以“黃冠之身”，圖恢復(fù)之意，時移世易，宋室早已消亡，“四體已冷，天意人心，蓋可見知”，故亦非其意。既然如此，為何會有“黃冠之對”呢？他以為文天祥乃效仿微子、箕子，期待元主“變夷為華”，既不怕死，也不一味求死，“安于時，順于義”也?？梢姡r文臣的兩種解說，都是為文天祥所謂“黃冠之對”辯護(hù)，無論是尋趙氏后裔以復(fù)國，還是期待元主“變夷為華”，都是朝鮮儒生的美好想象。這樣的解說在中國明清并未見到，也顯示出朝鮮對于文天祥的忠義形象有更加美好的寄托。

（三）把朝鮮大臣比附文天祥

在朝鮮君臣不斷建構(gòu)文天祥形象的同時，他們也經(jīng)常將本國歷史人物，如鄭夢周、趙憲、姜沆、宋時烈、金尚憲等比作文天祥，因為這些人物都被視作朝鮮忠義的化身。太宗元年（1401）正月十四日，參贊門下府事權(quán)近應(yīng)詔上書，其中第五條“褒節(jié)義”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褒節(jié)義之士，所以固萬世之綱常也……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其心豈不欲厚報于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王氏危亡之勢！豈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猶專心所事，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者也……文天祥死于宋，而元世祖亦追贈之。夢周死于高麗，獨不可追贈于今日乎？”盡管鄭夢周是因為忠于高麗而死，但其忠君報國的節(jié)義精神理應(yīng)得到弘揚，故權(quán)近勸太宗效法元世祖追贈文天祥的做法，以追贈鄭夢周。此后，朝鮮君臣就經(jīng)常將鄭夢周比作文天祥。

宣祖重臣尹斗壽特作《成仁錄》一書，將鄭夢周與文天祥的忠義事跡編為一書，大肆褒揚。《成仁錄序》中，將二人對比，謳歌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之精神。以為他們生于宋末與高麗末，時代相似，都處于風(fēng)雨飄搖的王朝末世，但是他們?yōu)榱恕叭f世之綱常”，歷經(jīng)苦難，最終捐軀報國；二人貞忠大節(jié)，若合符契，共同留名節(jié)于萬世。此書影響很大，朝鮮性理學(xué)大師李珥為其添上鄭夢周畫像，因鄭夢周后人鄭俊一對英祖說：“臣之十二代祖與文天祥同節(jié)，故合為一冊矣。臣家亦有梅竹帖，皆是名臣碩輔畫像也。”可見，從朝鮮初年開始，朝鮮君臣就將鄭夢周比附文天祥，成為朝鮮儒生的一致看法，看重的正是他們的忠貞節(jié)義精神，大加宣揚。

壬辰倭亂之時，朝鮮刑曹左郎姜沆被日軍俘獲，帶往日本。姜沆想方設(shè)法逃回朝鮮，上書向宣祖國王請罪。對于自己被日軍俘虜一事，姜沆自比文天祥，認(rèn)為被俘不可怕，即便像文天祥這樣的忠臣義士也難逃被俘的命運，其“忠誠”之義，絲毫不比他差。姜沆自比文天祥，不僅為當(dāng)朝君臣所信服，也為后世所稱頌。《朝鮮顯宗修改實錄》言：“倭人盛稱其節(jié)義，至比之于蘇武、文天祥。”比附文天祥，這對于被比之朝臣來說，是莫大之榮耀。孝宗三年（1652）六月二十五日，議政府左議政金尚憲卒?！冻r孝宗實錄》論之曰：“古人謂文天祥收宋三百年正氣，世之論者以為，天祥之后東方唯尚憲一人而已?！卑呀鹕袘棻茸魑奶煜椋已詵|方一人而已，評價之高，前無古人。英祖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英祖召見諸大臣議事，有朝臣因為地名相同，提議將文天祥追配趙憲祠，英祖當(dāng)場反駁“文天祥豈可配享于趙憲耶”！這句反問，有相當(dāng)豐富的內(nèi)涵。文天祥作為宋末忠臣，系上國的忠烈典范，在朝鮮只能作為崇奉的對象，是朝鮮諸臣效仿的楷模，焉能反過來將他的牌位追配于朝鮮先賢趙憲的祠中呢！事實上，朝鮮君臣每每將趙憲比作文天祥，但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君臣禮儀，主次分明，絕不能隨心所欲亂來。

綜上所述，朝鮮燕行使常在北京拜謁文丞相祠和三忠祠，君臣不僅十分熟悉文天祥的生平事跡，成為經(jīng)筵之中時常討論的話題，也編出了近代之前篇幅最大的《文山先生詳傳》。朝鮮儒士對于歷史上有所爭議的“黃冠之對”，也有非同一般的解說，以維護(hù)文天祥的忠義形象。朝鮮君臣十分尊崇文天祥，將朝鮮王朝忠義人物都比附文天祥，一方面對于被比附之人是一種莫大榮幸，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朝鮮人看來，文天祥是忠義人物標(biāo)桿，是他們學(xué)習(xí)的對象，頂禮膜拜的楷模。這種忠義形象的認(rèn)知跟中國元明清的認(rèn)知類似，正體現(xiàn)同為儒家文化的中國與朝鮮，同樣看重朝臣的忠誠。當(dāng)然也有不同，即如對于文天祥“黃冠之對”的解釋，無論說是要尋趙氏之后，復(fù)大宋江山，還是說要“勸夷為華”，都是朝鮮士人所寄予的不同想象，有著深深的朝鮮烙印。但英祖年間，朝鮮燕行使購來文天祥畫像之后，朝鮮將文天祥納入崇祀的對象，則更增添了一種“尊華攘夷”新的正統(tǒng)象征意義。

三、英祖君臣對文天祥畫像入祀之爭論

朝鮮王朝崇祀文天祥，發(fā)生在當(dāng)政在位時間最長的英祖國王（1724—1776）時期，也是朝鮮王朝后期倡導(dǎo)“尊周思明”最為熱衷的時期。當(dāng)時朝鮮臣服清朝百余年，朝鮮君臣以為“胡無百年之運”，時常擔(dān)心大禍臨頭。英祖國王在宮中擴(kuò)建大報壇，將原本只崇祀明神宗的大報壇，推及明太祖和崇禎帝，盡管受到朝臣激烈反對，英祖國王強力推行，最終如愿。恰在此后不久，朝鮮燕行使從北京購來文天祥畫像，由此又激起英祖國王強烈的崇祀欲望，因為文天祥畫像為其倡導(dǎo)“尊周”思想，增添了一個新的象征符號。

誠如前面提到，自1637年臣服清朝，成為清朝藩國后，朝鮮每年都派燕行使前往北京。乾隆中期以后，使行人員可自由游覽北京城，他們常拜謁文天祥祠，寫詩文紀(jì)念。即如樸思浩《文丞相祠堂記》，描述北京文天祥祠的情形，包括地理位置、格局大小、塑像形貌，并特意記錄祠位版及匾額上的文字，凸顯祠堂本意在于強調(diào)文天祥的忠義精神；末引《大興縣志》，說明文天祥就義情形以及祠廟修筑經(jīng)過，褒揚有加。也有關(guān)于北京三忠祠的記錄，“三忠祠即諸葛武侯亮、岳武穆飛、文文山天祥三塑像妥靈之所”。朝鮮王朝英祖年間，仿效北京三忠祠，將諸葛亮、岳飛、文天祥神位置于一廟之中，將臥龍祠改為三忠祠，這樣朝鮮半島也就有了崇祀文天祥的廟宇。

朝鮮王朝宣祖年間，在平安道永柔縣建造了臥龍祠。宣祖二十五年（1592），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三個月內(nèi)，朝鮮三京陷落。宣祖只得北狩，從漢城到平壤，最后落腳義州。1593年正月，明軍收復(fù)了平壤，宣祖搬到永柔，駐留數(shù)月。宣祖獲悉永柔縣有臥龍山，當(dāng)即聯(lián)想到諸葛亮，即有意建廟。1594年，平安道監(jiān)司遂在永柔臥龍山修建武侯廟，并立碑。一則表達(dá)宣祖國王在壬辰倭亂時期，想求像諸葛亮一般的股肱之臣；二則也表彰永柔縣民的忠誠，弘揚其忠義精神。肅宗年間，在講求“尊周思明”的氛圍下，岳飛牌位被移入其中。而將文天祥畫像置入臥龍祠中，乃因有燕行使臣從北京帶回了文天祥畫像。英祖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燕行使趙顯命向國王稟報，他從北京得到文天祥畫像?！冻姓喝沼洝吩唬骸埃ㄚw）顯命曰：‘文丞相畫像，臣得來矣?！显唬骸砗酰俊@命曰：‘印來一件矣?！蔽奶煜楫嬒袷怯裳嘈惺冠w顯命從中國印回來的，如何將其妥善處理，則成為朝中日常政治中的一件大事，君臣之間由此展開了一場權(quán)力博弈。

二月初三日，英祖與諸大臣討論安置文天祥畫像的辦法。英祖最初提議在北境五國城附近建造一廟，以崇祀文天祥，以陸秀夫配享。所謂五國城，據(jù)《遼史·地理志》載，實際上是在中國遼東松花江地區(qū)，“靖康之難”，宋徽宗、欽宗二帝被俘，被押往遼東，后被囚于依蘭五國城頭，徽宗死在那里。朝鮮卻風(fēng)聞五國城在咸鏡道內(nèi)，大概也是根據(jù)這個傳說。英祖選中此地建廟崇祀，正是想借該傳說附著的政治意義，進(jìn)一步凸顯君臣之間的政治倫理，“今于此處，建宇祀兩人，使二帝，無臣而有臣，二忠百代之下，可以依君”。但這一提議，遭到左議政金若魯、行副司直趙榮國和禮曹判書徐宗伋一致反對，他們強調(diào)五國城本無據(jù)可考，在此建祠，根本無從談起。在此情形下，英祖只得暫緩討論，由此提出第二個建議，問是否可以配享于諸葛亮廟。金若魯、洪鳳漢皆表示贊同。英祖再提議，能否將陸秀夫一同崇祀于諸葛亮廟，諸臣又都反對，認(rèn)為“大臣所達(dá)誠是矣，推而廣之，則漸至太多矣”。在當(dāng)天討論中，英祖事先已有設(shè)想，他更為急迫地想要為文天祥建祠崇祀，選址于更能彰顯君臣之義的五國城，在崇祀文天祥畫像過程中，國王比大臣們更為熱心，目的性也更強。但英祖卻處于大臣掣肘、步步退讓的窘境。

第二天，英祖與另一批大臣再次商議文天祥畫像安置之事，英祖提出同樣的問題。趙顯命乃是將文天祥畫像從北京模印回來之人，跟其他大臣回答一樣，他也不同意在五國城附近為文天祥建祠，而認(rèn)可將文天祥畫像安置在諸葛亮廟中崇祀的辦法，但也不認(rèn)同將陸秀夫牌位與文天祥一同置于諸葛亮廟中崇祀，認(rèn)為不能推得太廣。兩天兩批大臣，幾乎像是事先商量過似的，意見完全一樣。國王沒有辦法，只得擴(kuò)大征詢意見的范圍。

二月初四日晚上，同副承旨南泰耆與修撰金陽澤贊同在五國城附近修建祠廟，崇奉文天祥畫像，對于陸秀夫同祀，則沒有表示態(tài)度。英祖似乎受到鼓勵，遂再擴(kuò)大征詢范圍，爭取得到更多支持。二月十九日，“其令禮官問于時原任大臣、儒臣，稟處事”。幾乎所有被問到的朝臣皆反對英祖的兩個提議，理由如前：第一，所謂皇帝陵五國城，只是一個傳說，并無實據(jù)，不能當(dāng)真，在五國城附近建祠缺乏依據(jù)；第二，可以將文天祥畫像安置在諸葛亮祠中，但不宜將陸秀夫的牌位也置于其中，以免過于擴(kuò)大。

英祖國王既然在朝中無法尋求到支持，再征詢致仕鄉(xiāng)居大臣的意見，以尋求支持。同年三月十四日派遣禮官將此事原委征求致仕家居的在外儒臣。外地儒臣大體有兩類回復(fù)：一類，跟在朝諸臣一樣，直接反對國王提議，認(rèn)為建祠于五國城不妥；另一類以年老體衰，早就不問政事為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干脆采取一種不予表態(tài)的辦法。致仕諸臣幾乎沒有贊同國王提議的。下面試將朝鮮諸臣對于英祖提議的意見，列為表1。

從表1可知，英祖國王對于文天祥畫像的安置，從一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十四日，先后五次征求朝臣意見，綜合而論，英祖對于文天祥畫像的安置相當(dāng)重視，他在經(jīng)筵之時，首先提出來既然北道發(fā)現(xiàn)宋代皇帝陵五國城，且和《宋史》記載相合，文天祥是宋末忠臣，應(yīng)該在五國城附近建祠崇祀。同時，因為陸秀夫跟文天祥齊名，也系宋末忠臣，一旦祠廟建成，應(yīng)該將陸秀夫與文天祥一并崇祀。英祖分批征求朝臣意見。前三批借經(jīng)筵之時，征求侍講官看法。經(jīng)筵侍講官都是朝中重臣，位高權(quán)重。但從左議政金若魯開始，就明確反對。認(rèn)為所謂皇帝陵五國城完全沒有根據(jù)，像陸秀夫這樣的宋末忠臣很多，為何一定要把陸秀夫與文天祥同祀？不如把文天祥畫像放入永柔臥龍祠，跟諸葛亮、岳飛同祀一廟。隨之幾乎每位侍講大臣皆是這樣的意見。只有第三次征求意見時，同副承旨南泰耆和修撰金陽澤贊同英祖看法。英祖見到有人支持，第四次再問金若魯、趙顯命等人，沒想到他們依然堅持原來看法，沒有絲毫改變。為了爭取更多支持，英祖特別派禮曹官員前往各地，征詢致仕家居的老臣們的意見，但只有一人提議如果要建祠也不用那么遠(yuǎn)，直接在漢城外建祠即可。其余八人全都不置可否，故意不答，既不表示反對，也不表示贊同。實際上明顯不支持他的提議。在此情形下，英祖知道再爭無益，只得順從大臣們的意見，將文天祥畫像安置于臥龍祠中。

經(jīng)過與朝臣多番博弈，英祖最終也無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崇祀文天祥畫像，只得妥協(xié)。二十六年（1750）三月十六日，英祖召見諸臣，最終決定文天祥畫像安置在永柔臥龍祠。英祖命承旨書傳教文，向群臣表示：一是諸葛亮、岳飛、文天祥具有忠誠節(jié)義的品質(zhì)，是忠臣志士效法的楷模，肯定三者同享一祠的做法；二是繼續(xù)強調(diào)當(dāng)初建祠于五國城，實際具有深意，同時表達(dá)對于陸秀夫未能入祠的遺憾；三是明確同意將文天祥同配于臥龍祠，三忠共同崇祀，并要親制祭文與文天祥畫像一道置于祠中。由此，君臣之間關(guān)于文天祥入祠的爭論，因英祖的妥協(xié)告一段落。

可見，從正月二十八日趙顯命從北京出使回來復(fù)命，進(jìn)獻(xiàn)文天祥畫像，到三月十六日最終將文天祥畫像安置于永柔臥龍祠，乃是英祖國王跟朝臣博弈的結(jié)果。表面上看，似乎諸大臣在乎五國城之真?zhèn)?，實際上從這種分歧中可見很多問題。試析之如下：

第一，文天祥系宋末忠臣，朝鮮君臣都認(rèn)同這點，但對于忠臣的認(rèn)知是否完全由國王說了算，則未必如此。朝鮮諸臣不認(rèn)同英祖崇祀的地點和一并崇祀陸秀夫的建議，說明朝臣未必認(rèn)同英祖國王的標(biāo)準(zhǔn)，朝鮮諸臣希望保持他們對于忠臣義士看法的相對獨立性。

第二，英祖時期是極力倡導(dǎo)尊周思明的時期，就在前一年，因為朝臣黃景源從《明史》中發(fā)現(xiàn)，丙子胡亂之時，崇禎帝責(zé)令登萊巡撫陳洪范救援朝鮮，但明軍尚未出發(fā)，朝鮮已經(jīng)投降清朝了，英祖國王經(jīng)過多次商議，最終強行將大報壇崇祀，由肅宗時期的獨祀明神宗進(jìn)而擴(kuò)展到明太祖和明崇禎皇帝。這件事發(fā)生之時，大報壇擴(kuò)祀討論僅系半年前的事情，朝鮮諸臣記憶猶新，他們非常擔(dān)心英祖國王會像擴(kuò)建大報壇一樣，由明神宗皇帝擴(kuò)展到明太祖、崇禎帝；他們也擔(dān)心一旦贊同英祖將陸秀夫納入崇祀對象，說不定又會引發(fā)其他大臣被援例進(jìn)來，以致難以招架。這或許是他們反對將陸秀夫與文天祥同祀的原因。

第三，將文天祥與諸葛亮、岳飛同祀臥龍祠中，實有深意焉。一方面他們都是中國的忠臣，也是朝鮮朝臣效仿的對象，表達(dá)宣揚忠義精神；另一方面，宣祖是在壬辰倭亂時期建造臥龍祠的，臥龍祠本身就表達(dá)一種捍衛(wèi)領(lǐng)土、抗擊敵寇的象征意味，而時當(dāng)英祖國王極力倡導(dǎo)“尊周攘夷”的時代，他之所以如此熱切地想另建祠廟，就是希望凸顯這樣的用意，使之成為另一個“尊華”的象征。如果說大報壇的崇祀是承繼明朝的中華正統(tǒng)，那么臥龍祠崇祀諸葛亮、岳飛和文天祥，本身就是中華正統(tǒng)的象征。他們忠于王朝，忠于皇帝，忠于中華，也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其象征意義，暗示朝鮮高舉中華正統(tǒng)的意義。

四、文天祥畫像入三忠祠與朝鮮之崇祀

誠如前面提到，臥龍祠正是宣祖年間所建。最初修建臥龍祠，以崇祀諸葛亮，后來又將岳飛牌位置于其中，一同崇祀。今將文天祥畫像置入此廟中，因為他們?nèi)私韵抵页?，將諸葛亮、岳飛、文天祥視作“三忠”，這也是當(dāng)時中朝約定俗成的說法，因為北京的三忠祠就是崇祀他們?nèi)说摹Ｓ⒆嬉舱f過：“諸葛、岳武穆、文文山三人，謂之三忠?！迸P龍祠就變成了朝鮮的“三忠祠”。對于此祠的情況，英祖曾言：“癸卯（宣祖三十六年，1603）建祠，戊申（宣祖四十一年，1608）賜額，而乙亥（肅宗二十一年，1695）配享岳武穆，庚午（英祖二十六年，1750）配享文文山矣?！鼻逦爻尸F(xiàn)了由臥龍祠變成三忠祠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

既然決定追配文天祥畫像于臥龍祠，英祖遂指令承旨寫祭文，同時給諸葛亮、岳飛也寫祭文，“先制祭武侯文，次制祭武穆文，次制祭信國文，各四字二十句”。兩個月后，朝鮮君臣商議文天祥畫像安置于臥龍祠中的具體辦法。左議政金若魯曰：“當(dāng)此癘疫熾盛之時，役民一節(jié)，不可不念，姑令待秋舉行無妨矣?！倍Y曹判書申晚跟國王討論崇祀文天祥畫像的具體辦法，主要討論了一些崇祀的細(xì)節(jié)：當(dāng)初追配岳飛之時，立了碑，但沒有祭文，今當(dāng)將岳飛與文天祥同撰祭文。金若魯覺得時當(dāng)春疫泛濫之時，不如秋成之際再做，得到國王批準(zhǔn)。同時，因為聽當(dāng)?shù)毓賳T講，臥龍祠相當(dāng)寬敞，崇祀諸葛亮和岳飛，空間很大，為文天祥追加一個牌位，綽綽有余，故祠廟無需擴(kuò)建。文天祥畫像追享之時，依從崇祀諸葛亮和岳飛的辦法，“以位版奉安”，“畫像則別為藏置”。規(guī)定一年春、秋兩祭，統(tǒng)一格式。從牌位、祭祀方式、具體陳設(shè)情況等等方面，文天祥的牌位跟諸葛亮和岳飛一樣，“三忠”一視同仁。

建祠地點與方式商量好后，無需重新建祠，也不需要擴(kuò)建臥龍祠，只是在祠中擺上文天祥的牌位即可。最后批準(zhǔn)，文天祥畫像的奉安致祭日為六月初二日，由左副承旨洪益三去完成。七月二日，洪益三復(fù)命。英祖詳細(xì)詢問其情況，包括既有臥龍祠整體情形，其閣制大小與新舊等；也有具體細(xì)節(jié)，如畫像、御筆是否安置妥當(dāng)?shù)?。洪益三一一作答。從中可見，臥龍祠很大，有三間廟舍，諸葛亮、岳飛、文天祥各占一間，從左到右排列，諸葛亮居左，岳飛居中，文天祥居右，臥龍祠重新粉刷一新。英祖細(xì)致詢問大小事宜，可謂相當(dāng)重視，對他而言，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既然將文天祥與諸葛亮、岳飛一同安置在三忠祠中，英祖就經(jīng)常派大臣前往祭奠。英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英祖召見致祭承旨鄭尚淳入侍，特別詢問祠廟情況：“上曰：‘臥龍祠大乎？丹雘如何？’尚淳曰：‘不甚大而皆畫像，諸葛武侯則綸巾羽扇，而文丞相在西，岳武穆處東矣?！显唬骸鋈?，持臥龍祠致祭祭文以來?！汲忻鋈ィ罴牢娜雭?，上命尚淳讀之。上曰：‘不覺垂涕矣！祭物如何？’尚淳曰：‘有羊、豕，而無牛矣?！显唬骸畱野逡褢抑?？’尚淳曰：‘自監(jiān)營往懸之矣?！显唬骸撕笕异糁录罆r祭文，稱‘有漢’‘有宋’，頭辭‘維歲次’下，只書某年干支事，定式施行?！睆闹锌梢娕P龍祠的規(guī)模以及祭祀情況。鄭尚淳的匯報跟十幾年前洪益三的匯報有些不同，規(guī)模不甚大，而三忠牌位的安排也不同，鄭尚淳只介紹了畫像。祭品有羊、豬，無牛。英祖特別提出祭文中的正朔，稱“有漢”“有宋”，沒提“有清”，也不用清朝年號，只書干支，以凸顯在“尊周攘夷”氛圍之下三忠祠的中華正統(tǒng)象征意義。

英祖四十六年七月初九日，英祖因閱讀與武侯祠相關(guān)的文獻(xiàn)，由此生發(fā)一番感慨，其言甚長，恕不全引，綜合而論，乃英祖就臥龍祠追慕宣祖之意，有感而發(fā)。主要有幾點：第一，此事起因乃英祖與諸朝臣讀《禮曹謄錄》中建造臥龍祠時的《宣廟教文》和大臣李敏敘的疏文，進(jìn)而再讀《岳武穆配享備忘記》和《文文山配享備忘記》，實際上追敘臥龍祠創(chuàng)建、拓展、延伸的始末，由諸葛亮到岳飛再到文天祥的變化過程。英祖頗有感慨。第二，對于宣祖建祠之意，賦予深刻的象征意義，英祖大加闡發(fā)?！傲x州聚勝堂、永柔梨花亭、海州芙蓉堂，皆追慕。而前后親書揭板，此亦少伸微忱，亦何復(fù)諭?”這一類祠廟甚多，皆表示宣祖追慕先賢忠烈之意。第三，英祖特別提到“因臥龍祠，近八聞此，是豈偶然”，英祖國王已年逾76歲，年近八旬，因為臥龍祠而知悉宣祖追慕忠臣之意，其大有深意。第四，宣祖卒于戊申二月，卒前還親赴慶運宮，賜饌臥龍祠所在地“永柔文、蔭、儒、武在京者，曾任永柔縣令者”，以示優(yōu)禮。次日，英祖亦效仿宣祖做法，赴慶運宮給來自永柔縣的諸臣賜饌；同時指令當(dāng)?shù)氐莱冀o當(dāng)?shù)啬暧馄呤陨系某济裨诶婊ㄍぶ泄彩?，各賜帛一匹，以表追懷之意。

正祖十年（1786），在宮中發(fā)現(xiàn)肅宗國王御制贊三忠圖像三本，遣官移奉三忠祠中。正祖親作祭文三篇。祭文天祥曰：“烏乎文山，際時不造。平生姱節(jié)，周萇唐杲。燕山柴市，白日虹貫。英魂上征，侍帝香案。一幅傳神，獨留人寰。云劫漫漶，繪素猶完。眉目山河，衣帶仁義。往跡昭森，不待青史。有海東流，魯連所蹈。地稱小華，祠建凈土。選谷移奉，公像在堂。有觩者卣，尚歆清香?！北磉_(dá)深深的追慕與崇奉之情，特別強調(diào)“地稱小華，祠建凈土”，以凸顯其中華象征意義，并令平安道觀察使趙璥作《三忠祠祭文》曰：

是祠也，當(dāng)諸葛公之始享也，孰知夫岳公、文公之次第同祀乎！而我肅廟特曠感于三忠，圖其形，贊其烈，表章之如一。我圣上又為之移奉于是祠，與英廟御筆燦然并耀，其為茲土之榮，謷乎大矣……噫！今去三忠之世已遠(yuǎn)矣。然其大節(jié)之感人，赫赫如昨日事。而我先王尚賢之德，我圣上述事之孝，又有以鼓動而興起焉。茲土之人，茍有秉彝之天者，其豈不油然而激感乎！夫大節(jié)三忠之跡也，秉彝人人之心也。因其跡而求之于心，能盡夫所秉之彝，則其修身也，斯可以明志致遠(yuǎn)矣；其率職也，斯可以盡忠報國矣；其立命也，斯可以成仁取義矣，夫然后始謂之激感興起而不負(fù)于朝家鼓動之化也。茲土之人，可不勖哉！

此文先交代三忠祠的創(chuàng)建經(jīng)過，然后特別強調(diào)從宣祖開始，經(jīng)肅宗、英祖，到正祖年間，莫不重視三忠祠。宣祖開創(chuàng)此廟，肅宗年間將岳飛添入此廟之中，當(dāng)時此廟還并非三忠祠，肅宗就為三忠圖像御撰贊詞，似有先見之明。英祖遷入文天祥畫像，最終使之由臥龍祠變成三忠祠，這不僅是朝鮮宣揚忠義的重要場所，也是朝鮮確保正統(tǒng)的一個象征。諸葛亮、岳飛、文天祥之所以被視作“三忠”，乃因為他們既忠于朝廷，更忠于中華。而朝鮮王朝肅宗國王以來，尤其強調(diào)中華大義，肅宗在明朝滅亡六十周年之際，在昌德宮后苑建造大報壇，以崇祀明神宗皇帝；英祖將其擴(kuò)建，并推廣到明太祖和崇禎帝。朝鮮王朝自認(rèn)為承繼了明朝以來的中華正統(tǒng)。三忠祠的建設(shè)，由諸葛亮擴(kuò)展到岳飛，最終到文天祥，他們是中國歷史上忠義之臣的代表，是中華正統(tǒng)的另一個象征。

五、余論

在宋朝已滅亡、皇帝投降的情形下，文天祥依然忠心耿耿，他所忠的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在中國隨后歷朝皆強調(diào)這種忠臣義士的精神。在朝鮮“尊周思明”的氛圍之下，文天祥的忠義精神依然在，文天祥的忠義形象又被賦予了一種“尊華”的象征。

朝鮮王朝在明清更替之時，被迫由明朝藩國變成清朝藩國，在性理學(xué)影響下，朝鮮君臣高舉“尊周思明”的大旗，將清朝視作夷狄，而強化跟逝去明朝的關(guān)系，視作明朝以來中華正統(tǒng)的繼承者和弘揚者。他們在祭祀明朝皇帝之同時，也承擔(dān)對中華忠烈的祭祀，更加強化他們高舉中華正統(tǒng)大旗的責(zé)任感，進(jìn)一步宣示他們?yōu)橹腥A正統(tǒng)的唯一繼承者。甚至傳說文天祥后人在明清更替之后，東渡到了朝鮮半島?！敖裎奈纳街?，避地東土，流離顛連，不絕如縷?！辈还苁聦嵢绾?，這種說法為朝鮮增添更加強烈的使命感。當(dāng)英祖經(jīng)過與朝臣多方角逐，才最終將大報壇祭祀對象擴(kuò)展到明太祖和崇禎帝。塵埃方定，半年之后，燕行使從北京帶回了文天祥的畫像，引起英祖又一番責(zé)任感。朝鮮君臣對于文天祥忠誠事跡了如指掌，英祖當(dāng)即要為文天祥建廟崇祀，經(jīng)不住朝臣反對，只得將其畫像入臥龍祠，使之?dāng)U展為三忠祠，這更加增添了此祠中華正統(tǒng)的象征意義。文天祥被羈押大都，三年不死，他所忠的正是中華正統(tǒng)，而并非早已灰飛煙滅的大宋王朝。朝鮮英祖國王崇祀文天祥的畫像，更強化了這樣的意義，因為朝鮮君臣將其視作中華正統(tǒng)的維護(hù)者與殉道者，從朝鮮當(dāng)時所處的時空環(huán)境中，去重塑文天祥的形象，這正是三忠祠崇祀文天祥的現(xiàn)實意義，是朝鮮王朝“尊周思明”意識的又一種表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