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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學術期刊高質量發(fā)展論壇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創(chuàng)刊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吨猩酱髮W學報》編輯部主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主編彭玉平教授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學報不僅僅是埋頭搞學術，還得抬頭看世界

羊城晚報：創(chuàng)刊70年來，《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的發(fā)展情況大致是怎樣的？

彭玉平：中大學報的品格除了有自主形成的之外，主要還是受到中大品格的影響；當然，也一定會受到中國主流學術思想的影響。梳理中大學報（及其前身）的發(fā)展歷史，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兩個特點：第一，主持學報工作的主編，尤其在早期，往往是資深的著名學者；第二，一流專家學者在中大學報發(fā)文章，是常態(tài)。早期名聲如雷貫耳的大師，像陳寅恪、岑仲勉、商承祚、容庚，放在任何一所大學都是頂尖學者。中山大學學報因此而有了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陳寅恪發(fā)了 5篇文章，岑仲勉發(fā)了16篇文章。

中大學報得天時、地利、人和。中大學報始終堅守著學術的初心，一流的學術成果和時代最關切的問題，在中大學報上都能有所體現(xiàn)。雖然學報的主編不斷更換，編輯隊伍也在更替，但關注學術前沿、發(fā)表高水平研究成果、注重作者隊伍的老中青結合、關注中國問題的國際化以及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問題，始終是中大學報堅守的基本辦刊路子。我們始終努力把傳統(tǒng)保持下來，而且不斷地鞏固，再發(fā)揚光大。

曾在學報上發(fā)表論文的國際學者名單，相當可觀。特別是在國際作者還沒有大量進入到中國學術界的時候，中大學報就已經開始大量注重發(fā)表他們的文章了。尤其是像科大衛(wèi)、王德威等國際影響比較大的學者，很早就在中大學報發(fā)表過英文文章。“立足中國、走向世界”這話不能只是說說而已，從我們每一期的文章、作者隊伍的變化中，應該都能清楚地看到這些。

中山大學學報一路發(fā)展過來，地緣優(yōu)勢不可忽視。身處粵港澳大灣區(qū)，改革開放的前沿，學報首先必須考慮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學報不僅僅是埋頭搞學術，還得抬頭看世界，它需要兩者的結合。

羊城晚報：中大學報在學術史的建設中起到怎樣的作用？

彭玉平：一流的高質量雜志就應具備有引領創(chuàng)新的特質。就“創(chuàng)新”這一關鍵要素而言，學報憑借獨特的地緣和學科優(yōu)勢，在學術領域發(fā)揮著引領作用。中大學報努力吸納一流的學術研究成果，根據(jù)主編的學術優(yōu)長，有重點地發(fā)展一些學術史當前的熱點領域。

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是我們國家現(xiàn)在非常重視的冷門絕學。容、商二老開創(chuàng)的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起點就非常高，也一直保持在全國同學科的前沿水平，現(xiàn)在已經傳到了第四代，從學術傳統(tǒng)、學術理念到學術成果，中大學報就要予以梳理、呈現(xiàn)。

中山大學與學術史、中大學報與學術史的關系，見證了一部共和國學術史的發(fā)展源流，尤其是在構筑中國南方學術高地上，參與到學術史的發(fā)展，甚至是學術史的建構中。

羊城晚報：在學術介入社會、服務社會方面，中大學報發(fā)揮過怎樣的作用？

彭玉平：我覺得作用還是非常明顯的。1941年抗戰(zhàn)時期，中大創(chuàng)辦《中山學報》，創(chuàng)刊之初就與建國方略緊密結合在一起，將學術問題與國家發(fā)展緊密聯(lián)系?？箲?zhàn)的時候涉及建國問題，1949年以后涉及國家建設和發(fā)展問題。改革開放后，南粵大地是最早引入市場經濟的熱土，一些相應的社會問題、心理問題、法律問題，都在這個區(qū)域比較多地呈現(xiàn)出來。中山大學身處這個區(qū)域，這些問題都進入到研究的范圍，學報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比較多。近十多年來，新時代的文化學術更追求用學術講好中國故事，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了解中國。學術里的中外交流與文明互鑒、中外學術理念的碰撞、中外學術方法的互鑒，就成為了當代文化建設的主要內容。中大學報投身其中，不僅緊跟時代，還引領時代，參與到中國的制度建設、未來發(fā)展的研究與想象中。

學報編輯可以“眼高手低”

羊城晚報：學報主編和學者身份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彭玉平：接過主編這個位置，我既覺得光榮，也有壓力。學報的傳統(tǒng)就擺在那里，可以說每一段歷史都散發(fā)著光芒。到了我手上，首先必須保持光芒。但是時代在發(fā)展，把光芒守住還不夠，還需要尋找新的光源，用新的光源映照更多的學術區(qū)域和更寬廣深遠的現(xiàn)實世界。

我近年來做的王國維和況周頤等晚清民國詞學研究，是一個非常熱門的領域。按照陳寅恪的“預流”觀點來看，它不算“預流”，而是“回流”?！邦A流”就是根據(jù)當代的一線文獻、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親身參與到新興領域的學術研究中，其中也包括對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而“回流”則是回到用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并以此來解決傳統(tǒng)問題，進而推動學術史發(fā)展。

我認為，既不能以“預流”排斥“回流”，也不能以“回流”來排斥“預流”。大學的學術期刊，不是小小的同人雜志。我們中大辦的是高水平綜合性期刊，開放的眼界和基于學術與讀者的包容性，必須成為基本的品格。

我自己做的學術就不時尚，沒有去做“預流”的研究。更多是用傳統(tǒng)方法去做傳統(tǒng)學術研究，樂此不疲。原因在于，往往我們以為一些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已經被研究透了，但我的感覺并非如此，有些領域、有些人物，雖然知名度很高，但透明度很低。在堪稱顯學的王國維研究中，這種情況很突出。

我是在個人學術上堅守傳統(tǒng)的人，但我在主編的位置上就注定不能是局限傳統(tǒng)的人。雖然從個人研究來說，有時候我只能是心向往之，但作為編輯來說，可以“眼高手低”。一個學者，只要有自己的特點、有學術生命力、能堅守，而成果也證明了這種堅守的價值，我覺得就可以了；而對“預流”和“回流”這兩種學術，學報始終持贊同、開放、歡迎的心態(tài)。

羊城晚報：如何看待學報論文在整個學術評價體系中的作用？

彭玉平：學報介入學術研究，建立學科體系，從而影響評價體系，這種關系如果構建得好，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但評價體系還與社會認同、國家教育制度和學術制度的變化有關，很多情況下，理論研究與具體的實踐之間有距離。理論與現(xiàn)實的關系，不是單線的，也不是復線的，而是各種關系的結合，有順流與回流，有直線與曲線，有向上與向下，甚至有后退。在這種情況下，學報要有兩方面的準備：第一，堅守初心，學術的水平和質量永遠是學報追求的目標。第二，冷靜反思，學報在這個時代往哪個方向去？

所以我想我們應該就是這兩種心態(tài)的結合。

種好“三分地”，也要引入“優(yōu)良品種”

羊城晚報：您在中大學報70周年特刊的《編后記》中提到“總結經驗、找到短板、打開思路、再赴未來”。對于中大學報而言，有什么需要補足的短板？

彭玉平：一份學報的優(yōu)長跟短板，就如一所大學，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學報和學校都會有某些方面的特長和優(yōu)勢，中山大學學報，當然不可能忽略“中山大學”四個字。

做學報的人，首先要研究自己大學的學科傳統(tǒng)優(yōu)勢在哪里，并主動對接，通過學報的平臺盡量整體地呈現(xiàn)出來。然而，如果學報只關注于本校的某幾個優(yōu)勢方面學科顯然是不夠的，更要放眼全國。

比如說我們的戲曲學科有很深厚的歷史，我們也刊發(fā)了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但據(jù)我所知，山西大學、上海戲劇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戲曲研究也做得不錯；中大當之無愧是文體學研究的重鎮(zhèn)，但北大、北師大也研究得不錯，所以我們就會把他們的文體研究成果同樣收入進來。至于我們的弱勢學科，當然就更要眼光向外，胳膊肘向外拐了。

這樣，中大的優(yōu)勢和全國的優(yōu)勢，就整合成了一種強大的學科力量。我們要種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也要引入其他的優(yōu)良品種，關注更大更廣的學術世界，提升擴大我們的研究類型和研究境界。

一所大學的學報，如果只關注本校學者的成果，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尤其是學術重大問題、學科新的生長點等，可能遍布于眾多高校，一所重點高校的學報，當然應該是有全國氣象的。

羊城晚報：現(xiàn)在的青年學者，在學報和整個評價體系內發(fā)表成果，還難嗎？

彭玉平：現(xiàn)在的青年學者比20年前的青年學者所面臨的發(fā)表困境要大得多。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是期刊分類分級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分類分級的初衷應該也是良好的，但在具體實施中，會帶來許多價值觀的變化，這可能是分類分級部門始料未及的。

分類的目的本來是加強對期刊的考核，但是無形中也帶來了學術成果評價體系的改變。導致了評價學術成果的導向比較單方向、相對狹窄。

在各頂刊、A刊、C刊，出現(xiàn)投稿量擁堵的現(xiàn)象時，而其它刊物，稿源相對不足，水平上不去。

名家盯著頂刊投稿，他們的研究能力、學術判斷力可能比青年學者強一些，當然這也是相對的。而一些期刊雜志也有名人效應，優(yōu)先發(fā)表名家稿件，從期刊的角度是可以部分理解的，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生存困境和生存哲學。

但如果“前浪”長期地占據(jù)學術期刊，“后浪”就沒有了空間。而一旦“前浪”退出學術界，“后浪”接不上，就會出現(xiàn)斷層。

中大學報從來沒有冷落青年學者人才，但是青年學者在起步階段，學術方向如果出現(xiàn)偏差，很可能影響到他們以后更好的發(fā)展，所以，我們對青年學者的成果要求的確會更高一點，因為他們的學術還在塑造過程中。期刊是發(fā)表學術成果的，不說“前浪”“后浪”，高水平的成果永遠是期刊最期待的。

我們給青年學者留下空間，就是給學術史留下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