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嘆為觀紙：中國古紙的傳說與歷史》，趙洪雅 著，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

本書是一部關于“紙”的歷史著作，講述了紙張這種在兩千年前發(fā)明的簡單之物，如何在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紙張從誕生到傳播至全球的發(fā)展歷程。

>>內(nèi)文選讀

1933年，日軍攻破山海關，北平全城戒嚴，形勢危如累卵。在當年的一次外交集會上，長袖善舞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結識了時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的劉崇杰，建議修建一條從西安到新疆的公路（即后來的蘭新鐵路），宣稱自己可以組建一個公路考察團做前期勘測。在當時緊張的戰(zhàn)爭局勢下，國民政府有意經(jīng)略新疆，居然同意了這一計劃，委任斯文·赫定以國民政府鐵道部顧問的身份再次進入西北。年近古稀的斯文·赫定欣喜若狂，打算借公路勘探的名義再探羅布泊。有了馬克·奧里爾·斯坦因、保羅·伯希和等人盜取文物的前車之鑒，國民政府對這些素來肆無忌憚的外國探險家顯然也有提防?？疾靾F即將出發(fā)時，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參加過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的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從天而降”，名義上同行去視察新疆學校，實則被國民政府派來密切監(jiān)視斯文·赫定。

在西域探險的斯文·赫定

騎在駱駝上的黃文弼

于是，這對奇怪的組合，就這樣一路各懷心思、磕磕絆絆地深入了西北大漠。但這次“勘探”的成果卻委實震動了當時的考古學界。據(jù)黃文弼在《羅布淖爾考古記》中的記載，他們在羅布泊北岸一處名為“土垠”的漢代烽燧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一方10cm×4cm的紙張殘片。紙上沒有文字，“麻質，白色，作方塊薄片，四周不完整”。據(jù)黃文弼觀察，這張紙“質甚粗糙，不勻凈，紙面尚存麻筋，蓋為初造時所作，故不精細也”。與這張紙同時出土的還有70余枚漢簡，其中紀年最早的為漢宣帝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的也在漢成帝時期（公元前32—前7年）。因此，將這張古紙判斷為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遺物，應當是沒有疑議的。

令人痛惜的是，這張珍貴的“羅布淖爾紙”在1937年的戰(zhàn)火中被付之一炬，其是否能夠符合現(xiàn)代對紙的定義，我們再也無法知曉。但斯文·赫定與黃文弼的這一發(fā)現(xiàn)，卻宛若撬動了冰山的一角。自此之后，數(shù)以萬計的古紙樣品接連出土，一次又一次地革新著學術界的認知。其中可以判定為西漢古紙的發(fā)現(xiàn)，就有五六次之多。

進入和平年代之后，田野考古逐漸從“與帝國列強周旋抗爭”的詭異氣氛中走了出來，以配合基礎建設和科學研究為目的的考古挖掘日益成為主流。1957年，人們在陜西省西安市東郊灞橋鎮(zhèn)磚瓦廠的施工工地上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處墓葬遺跡。盡管推土機在挖土時破壞了原有的墓葬形制，導致斷代問題在之后的“大辯論”中飽受質疑，但這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組合，如銅劍、陶鈁、陶罐、鐵燈、半兩錢等物是西漢墓中常常相伴而出的葬器，再加之對地層關系、出土文物位置和文物鑒定結果的綜合考量，可判斷這一墓葬當不晚于西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令人驚喜的是，墓葬中還出土了88片大小不等的紙張殘片，層層疊起，被壓在三面三弦鈕銅鏡的下方。雖然沒有字跡，但紙張附著在銅鏡和幾片布片上，紙上還留有布片的紋樣。不難想見，這些紙原本是用于包裹或襯墊銅鏡的。

這些毫不起眼的殘片被鑒定為當時世界上所存最早的植物纖維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出土的“蔡倫前紙”，人們欣喜地稱其為“灞橋紙”，并引起了不小的轟動。1959年，位于北京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剛剛建成，灞橋紙被定為一級文物調(diào)到首都參加展覽，中外媒體紛紛予以報道。

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1979年后，一些學者開始對灞橋紙的斷代提出懷疑，認為其并不是紙，而是“一團廢麻絮”，并由此引發(fā)了一波“蔡倫是否發(fā)明造紙術”的爭論高峰，前后不下幾十位作者寫了數(shù)以百計的文章對此展開辯論。實際上，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國內(nèi)外已有隸屬10家機構的20余位科研人員反復檢驗了灞橋紙10次之多，都判斷其是以大麻為主要原料制成的植物纖維紙。70年代，我國還對其進行了激光顯微光譜分析，并與清乾隆時期的宣紙、1974年《人民日報》所用的52g/m2新聞紙相對比，發(fā)現(xiàn)灞橋紙中鈣（Ca）和銅（Cu）的相對含量較高，證明早在西漢時，古紙匠人在制作紙漿的過程中就采用了石灰漚麻法，以脫去大麻的膠質，促進纖維的離解。但這些檢測結果仍未能使灞橋紙擺脫爭論的旋渦。

就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同時，西漢古紙卻如雨后春筍一般冒了出來。20世紀70年代，在甘肅居延金關、陜西扶風中顏村和甘肅敦煌馬圈灣先后有西漢古紙出土。

金關紙、中顏紙和馬圈灣紙雖然都沒有字跡，但與灞橋紙不同的是，這三種紙不是挖土機意外所得，而是田野考古工作者通過科學方法挖掘出土的：金關紙的出土地點清楚，絕大多數(shù)均有層位關系，因而斷代不成問題。中顏紙出土地層十分明確，其本身又是原封未動的西漢窖藏，斷代更沒有問題。而“馬圈灣烽燧遺址的發(fā)掘，是近數(shù)十年來，在敦煌首次嚴格按照科學要求進行的烽燧遺址發(fā)掘”。簡言之，它們在年代上都不晚于“蔡侯紙”，是較為可信的。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甘肅省天水市小隴山林業(yè)局的職工在放馬灘護林站修建房舍時又發(fā)現(xiàn)了一片古墓葬群，其中有秦墓13座、漢墓1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除了竹簡、木板地圖等物，在漢墓中居然還發(fā)現(xiàn)了一幅西漢早期的紙質地圖殘片。地圖被放置于坑內(nèi)死者的胸前，紙質軟薄，被地下水浸濕后已破裂成多片，剛出土時呈黃色，氧化后褪色為淺灰間黃色，最大的一片約5.6cm×2.6cm。雖然還不及一張名片大小，也沒有任何文字，但平整光滑的紙面上卻用細墨線清晰地勾畫出山、川、道路等圖形。根據(jù)其他隨葬品判斷，這幅地圖殘片的年代當在西漢初期文景時代（公元前179—前141年）。如果這張地圖殘片能被判定為植物纖維紙而非絲質品的話，那么它不僅比當時被群起而攻之的灞橋紙早了一個世紀，甚至比史書記載的衛(wèi)太子、趙飛燕的用紙案例還要早。它的出現(xiàn)，或許能夠證實我國在西漢初期就已經(jīng)發(fā)明了可供書寫、繪畫的紙。

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放馬灘紙”，紙上繪有地圖

20世紀90年代，寫有文字的古紙也終于被人們找到了。1990年，在干旱缺水的河西走廊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中，又出土了近2萬支簡牘和大量古紙。在此之前，各遺址、窖藏、墓葬出土的古紙至多不過四五片，而懸泉置出土的古紙數(shù)量則接近500片，令人嘆為觀止。據(jù)發(fā)掘簡報稱，這些古紙中絕大部分都是空白紙，寫有文字的不過區(qū)區(qū)10片，其中西漢武帝至昭帝時期（公元前140—前74年）的地層里出土3片，宣帝至成帝時期（公元前73—前7年）的地層里出土4片，還有2片屬東漢初期，1片屬西晉，人們統(tǒng)稱之為“懸泉置紙”。在沒有更新的考古成果的情況下，那3片武帝、昭帝時期的紙張殘片，或許就是迄今所見最早寫有文字的紙。

敦煌懸泉置出土的西漢古紙之一，上書“付子”二字

此外，在出土文獻中，也找到了有關“紙”字的蛛絲馬跡。例如，1975年睡虎地秦簡出土的《日書》No.61竹簡背面第二欄中，就寫有一個“紙”字，原句為：“人毋（無）故而發(fā)撟若蟲及須眉，是是恙氣處之，乃煮賁屨以紙，即止矣?！贝笠馐钦f：“如果人的頭發(fā)和須眉無緣無故地豎立起來了，那是沾染了穢氣的緣故。若要驅邪，就要把草鞋煮成紙，然后就可以將穢氣祛除。”《日書》是先秦時期陰陽學家選擇吉兇宜日的占卜書，有的學者據(jù)此推測，紙可能早在戰(zhàn)國后期就已存在。但由于秦簡中這一“紙”字字形不甚清晰，學者對“紙”字的轉寫和解讀也持不同見解，故而只被當作孤證，不能急下結論。此外，戰(zhàn)國中期的安崗楚簡和包山楚簡、西漢時期的居延漢簡和懸泉置漢簡中也都曾出現(xiàn)“紙”字，但根據(jù)上下文語境，這些早期的“紙”字似乎指的是某種質量稍次的絲質物，而非后世所理解的植物纖維紙。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出土文獻中“紙”字出現(xiàn)的時間，等同于植物纖維紙被發(fā)明的時間。

時至今日，雖然“蔡倫造紙說”和“蔡倫改良說”兩派觀點仍然存在，但認為“我國在東漢蔡倫前就發(fā)明了紙，蔡倫是改良者而非發(fā)明者”的觀點漸成主流。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和公共博物館中，“蔡倫發(fā)明造紙術”也已被修改為“蔡倫改進和推廣了造紙術”。實際上，這場跨越近半個世紀的爭論無外乎聚焦于兩個核心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紙的定義，也就是這些出土紙狀物是否真的是“紙”；第二個問題是出土紙狀物的斷代。就第一點來說，學術界目前仍未達成一致；但就第二點而言，以上所列的數(shù)種古紙，大部分經(jīng)過科學的考古發(fā)掘，有地層學、類型學等斷代依據(jù)，且并非孤證，其結論在整體上還是可靠的。因此，從當前出土實物來看，植物纖維紙出現(xiàn)的年代就算不能上推至西漢初期，也可以穩(wěn)妥地判定為西漢中后期。那時，不僅較為成熟的紙張已經(jīng)被創(chuàng)造出來，甚至傳播至大漢疆域以外，被匈奴貴族所使用和珍藏了。如此一來，這些從黃沙之下、古墓之中出土的“小紙片”，便將我國造紙術的發(fā)明時間從“蔡侯紙”問世的公元105年直接向前推進了約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