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參考資料來源:《庭院深深釣魚臺》.楊銀祿.著,楊銀祿是江青身邊的第二任機要秘書。
1969年,這一年的十月份,林帥發(fā)布了一號令之后,江青擔心她的防空洞不夠牢固,不能防御敵機重磅炸彈的空襲。于是,她就轉(zhuǎn)移去了北京遠郊深山的一處防空洞,那里有著現(xiàn)代化的、堅固的防空設(shè)施。
或許有讀者會疑惑,他們怎么會有這樣的擔心?擔心北京會發(fā)生空襲?
這是有歷史時代背景的。
1969年3月,中國和蘇聯(lián)在邊境地區(qū)發(fā)生了珍寶島沖突。蘇聯(lián)就在中蘇邊境、中蒙邊境陳兵百萬,擺出一副隨時要南下進攻的態(tài)勢。
于是,為了防備蘇聯(lián)人可能得入侵,1969年的4月,在召開的九大會議上,提出全軍加強戰(zhàn)備。
尤其是到了九月份,臨近國慶的時候,為了防備蘇聯(lián)人趁國慶期間搞突然襲擊。根據(jù)軍委指示,林帥于10月1號的凌晨發(fā)出了“一號令”,要求“三北”(東北、華北、西北)各個軍區(qū)以及相關(guān)的部隊進入一級戰(zhàn)備狀態(tài)。
北京靠近蘇聯(lián),對于蘇聯(lián)可能發(fā)動的空襲更是保持著高度的警惕。當時還成立了全國人民防空領(lǐng)導(dǎo)小組,由周公擔任組長,可見當時的事態(tài)之嚴重。
早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時候,主席根據(jù)當時國際局勢的新變化,提出了一個戰(zhàn)略方針,即: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后又遇到珍寶島事件,導(dǎo)致國際和國內(nèi)局勢也變得異常的嚴峻。
1969年,楊銀祿也不記得具體是哪一天,江對他這樣說:
“現(xiàn)在國際局勢日趨緊張,戰(zhàn)爭隨時有爆發(fā)的可能,我們應(yīng)當有所準備。如果敵人的飛機到北京上空進行狂轟濫炸怎么辦?敵人投擲原子彈怎么辦?這些問題你們想到了沒有?組織上把我的安全交給你們,你們?nèi)绾尾拍鼙WC我的安全?”
——來源:《庭院深深釣魚臺》.第131頁.楊銀祿.著.
面對她的詢問,楊銀祿一時也不知道如何作答。
她提出在自己住的樓房附近,搞一個臨時避身的防空設(shè)施。并且,還給出了具體的建議,就是在樓的北面挖出一個堅固的防空洞,這防空洞的進出通道要多拐幾個彎,這樣不僅可以有效預(yù)防爆炸帶來的沖擊波,還能防止光輻射。
至于最后要搞成什么樣子,她讓楊銀祿去找懂行的人搞出幾個方案出來,由她來定奪。方案定下來之后,就得立即動工修建。
楊銀祿聽了之后,也是有些棘手,為啥呢?因為這可是個大工程,不是說挖就挖的。
于是,他回復(fù)這個需要先報告給汪主任,得他同意了才能施工。
汪主任,就是汪東興,當時他是楊銀祿的直屬上司。
江聽了以后,說報告給誰那是他的事,這動工的時間越快越好。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她有預(yù)感,敵人很快就要動手了,挖防空洞這事已經(jīng)是迫在眉睫了。她還讓楊銀祿他們這些工作人員們,要做好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戰(zhàn)的思想準備。
“......挖防空洞,本來是你們應(yīng)該想到的事情,還要叫我分心,你們這叫失職行為,萬一我的安全有點閃失,你們負得了責任嗎?”
——來源:《庭院深深釣魚臺》.第131頁.楊銀祿.著.
聽到她這么說,楊銀祿趕緊回復(fù):“我馬上向組織上請示,爭取早日動工?!?/p>
“不是爭取,而是馬上動工?!?/p>
出來之后,楊銀祿當即就匯報給了汪主任。
汪主任表示了同意,隨后就是江親自去樓的北面不遠處,選定了防空洞的具體位置。并且,親自確定了進出口的位置。
施工隊伍也很快進駐了現(xiàn)場。
江也是很看重,在施工的過程中,她好幾次親自去到現(xiàn)場,查看施工的質(zhì)量和進度。她告訴工人們,這防空洞內(nèi)部要有足夠的照明設(shè)施,還要預(yù)留足夠多的通風口,而且冬天要能防嚴寒,夏天還要防潮濕。
不過,她說得最多的還是讓工人們抓緊時間施工,早完工,早備用。
在她的催促和監(jiān)督下,這防空洞很快就挖好了。完工之后,她也曾好幾次親自進去體驗,還曾演練空襲的時候,如何才能快速的進去。
后續(xù),她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做出了安排,就是如何布置這個防空洞。
里面得擺上床鋪、臥具、沙發(fā)。除此之外,還要準備至少夠一周使用的食物和飲用水。
“......如果敵機連續(xù)轟炸幾個小時、十幾個小時,我們在防空洞里面還能休息,有吃的,有喝的,不能因為缺吃少喝困在洞里?!?br/>——來源:《庭院深深釣魚臺》.第132頁.楊銀祿.著.
1969年的十月,一號令發(fā)布之后,她又擔心這個新挖的防空洞不夠牢固。因此,就搬去了北京遠郊的某個更牢固的防空洞。
11月7號,這天下午時分,她返回了釣魚臺。
這次回來,她是專門去看17號樓的地下室。
這天,她是在釣魚臺住的,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又回了西山那邊。
回去后,她讓楊銀祿給中辦警衛(wèi)局二處打個電話,讓把17號樓的那個地下室改建成一個永久性的、牢固的防控設(shè)施。
中辦為此還專門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做出了具體的設(shè)計方案,由周公批準之后,在釣魚臺又開始了第二次的深挖洞。
工程竣工之后,她親自去視察,表示很滿意,比上次挖的那個好。
后續(xù),她先后又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往17號樓的那個防控設(shè)施內(nèi)部,存放一些壓縮餅干、臘魚片、急救藥包、小手術(shù)器具等等。
次年(1970年)的1月和2月,傳出北京周邊的部分地區(qū),可能會發(fā)生地震的報告,這導(dǎo)致她的神經(jīng)又緊繃了起來。
她又找來楊銀祿,做了一些吩咐,大致就是在她的臥室、辦公室、客廳這些地方,搭建穩(wěn)固的防震架子,再擺放一些急救的藥品。
她給出了具體的時間,這些要在三天之內(nèi)做好,做的過程中不能打擾到她的正常工作和休息。
楊銀祿再次把情況匯報給了汪主任,經(jīng)他同意后,楊銀祿找了行內(nèi)人進行研究,準備好相關(guān)的物料、車輛和人員。接下來,就是等著她出去開會的間隙完成工作了。
某天晚上,她正好要去人民大會天參加政治局會議。于是,楊銀祿帶著眾人用了兩三個小時,就把活做好了。在她的臥室里,用了一根粗大的方木頭搭起了一個大架子,還把四根柱子牢牢的固定在了地板上。除此之外,在她的辦公室和客廳,擺放了更為堅固的桌子和紅木的條案。倘若真的發(fā)生了地震,一時半會難以逃離,還可以鉆在牢固的桌子下面避險。
她開完會之后,又看了電影,這才返回10號樓。
看到了做好的防震設(shè)施后,她表示很滿意。
楊銀祿在她身邊當秘書也沒有多久的時間,從1968年到1973年,也就六年的時間。
1973年,這一年的10月11號,他和另外一個人來到了北京火車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車。
他倆此行是要去五七學(xué)校的七連,去種植水稻。
火車行駛了37個小時,又步行了十幾里路,這才到了目的地。
他倆剛到的時候,正好趕上連隊在搶收晚稻。一天都來不及休息,第二天就要跟著下田割稻子。還好楊銀祿有割麥子的經(jīng)驗,雖然割水稻和割麥子的方法不一樣,但他上手很快。
水稻的收割、脫粒、晾曬和入庫,這完整的一個流程,他都有參與其中。
到了冬天,勞動就變成了平整土地,修補一些水渠,還要種上一些肥料(紅花草)。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又到了一年的農(nóng)忙時節(jié),育秧、耕地、灌水泡田等等,都是要做的活計。插秧的時候,人工插的秧苗和機器插的秧苗,比例是3:1。不過,大部分都是人工插秧。彎腰時間一久,那腰就疼得不得了。
這插秧的活計,楊銀祿實在是受不來,只好要求去運秧苗。
運秧苗,就是用扁擔挑,用人力車拉。來來回回好幾趟,雖然兩個胳膊被扁擔磨破了皮,但也比插秧好上了許多。
盡管每天的活計很多,大家伙都累得汗流浹背,好在相處的氛圍不錯,勞動的時候都是有說有笑的,你追我趕,熱火朝天,歡聲笑語。
楊銀祿也不禁感慨,這可比在釣魚臺工作舒心多了。
一年當中,最辛苦,最累的時候是酷暑的“雙搶”了,也就是搶收、搶種。
楊銀祿所在的地方,酷暑的時候很熱。當?shù)氐奶鞖忸A(yù)報只報到39℃,氣溫再高就不報了。
上午的11點到下午的3點這段時間,是一天當中最熱的時候。溫度計拿到戶外的太陽底下,不消一會,那水印直接就頂?shù)筋^了。一腳踩進水稻田里面,那水也呼呼的冒著熱氣,燙腳。一天勞動下來,雙腳都燙成了紅色。
最熱的時候,還沒有一絲的風,就是純熱、干曬。
好不容易到了太陽下山,晚上睡在屋子里,就像是悶在一個大蒸籠里面。在床上躺著,哪怕一動不動,那汗水也呼啦啦的兀自流著、淌著。涼席也給浸透了、捂熱了,再累再困,一會又給熱醒了。
這一晚上,就在睡著和熱醒之間折騰。
后來,楊銀祿也有了經(jīng)驗,和那些老五七戰(zhàn)士一樣,赤著一雙腳,下身就穿著一條大褲衩子,上身赤著背,把那尿素化肥口袋撕開一個大口子,隨意披在肩上。
這樣的裝扮,被大伙戲稱為“五七戰(zhàn)袍”。
除了熱之外,更招人討厭的是田里的蟲子,還有那些蚊子,尤其是小咬。
這南方的蚊子和北方的不一樣,不僅個頭大,下嘴更是又快又準,還沒有聲音。等發(fā)現(xiàn)的時候,身上早就起了一個個咬出來的大包。那小咬更是成群結(jié)隊的飛來飛去,烏壓壓的就像是烏云一般,都不敢張嘴,一不小心就闖進了嘴巴里。
晚上在室外的時候,哪怕悶熱都不敢穿短褲、短衣,手上還得拿著個大蒲扇,得不停的扇動驅(qū)趕蚊子。
楊銀祿下放到五七干校待了有差不多16個月的時間,雖然那里的環(huán)境差了些,每天的勞動量也大,日子苦。但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和戰(zhàn)友們的關(guān)系很融洽。
1981年的5月,楊銀祿重回釣魚臺,在17號樓的北側(cè)留影。
2023年,這一年的2月13號,84歲的楊銀祿于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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