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東A

文·劉亞東

當法國大革命把“階級”的概念從法律術語轉(zhuǎn)化為政治武器時，恐怕沒人能夠預見，這個描述社會分層的普通詞匯，會在一百多年后演變?yōu)榻踝诮痰亩窢幷軐W。階級斗爭論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揭示社會矛盾的同時，也在人類心靈深處刻下了難以愈合的傷痕。今天，回望這套深刻重塑世界的理論體系，我們不禁追問：將人類社會描繪為永不停歇的角斗場，是否粗暴地簡化了人性的復雜？它在解釋社會對抗的時候，是否也排除了人類和解共生的可能？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jiān)獄被巴黎市民攻下和占領，這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爆發(fā)的象征。圖為Jean-Pierre Hou?l繪制的《攻占巴士底監(jiān)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抉擇，給出了最具說服力的答案。1978年，中國共產(chǎn)黨以巨大的政治魄力、理論勇氣和歷史擔當，果斷摒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將工作重心轉(zhuǎn)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這一抉擇不僅終結了長期將階級斗爭絕對化、擴大化的迷途，更標志著中國從意識形態(tài)亢奮向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理性回歸。它不僅成為改革開放的起點，而且揭示了階級斗爭論在當代難以存續(xù)的內(nèi)在根源。

階級斗爭論的根本缺陷，在于其對人性的扁平化解讀。它將經(jīng)濟利益設定為人類行為的唯一驅(qū)動力，把人當成經(jīng)濟關系操縱的木偶。然而，人類行為的動機何其復雜——宗教信仰、美學追求、榮譽感、求知欲、愛與歸屬的需要……豈能統(tǒng)統(tǒng)簡化為階級地位的派生物？米開朗基羅在西斯廷教堂揮就壁畫時，驅(qū)策他的是藝術的理想而非畫匠的薪酬；特蕾莎修女躬身服務加爾各答貧民時，引領她的是神圣召喚而非階級陣營。階級斗爭論將人性這首恢宏的交響樂，簡化為單調(diào)的經(jīng)濟獨奏，其還原主義視角無法照亮人類文明中最崇高的星空。

特蕾莎修女（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貧困，于197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階級斗爭論更構建了一套自我應驗的預言。一旦接受了“社會由對立階級組成”的認知框架，人們便會不自覺地用這種色鏡審視一切社會經(jīng)驗。正如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言，階級并非全然客觀的實體，而是一種被感知的差異。這種感知一旦植入，便會產(chǎn)生巨大的撕裂力。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階級斗爭話語從政治舞臺滲入日常鄰舍，人們開始以“階級敵人”的目光相互打量；學校教孩子們以階級棱鏡審視歷史，把人物的復雜、多面歸一為“代表哪個階級”。階級斗爭論如同一種認知病毒，感染者會下意識地將一切社會現(xiàn)象套入預設的斗爭模版，思維方式本身成為社會分裂的催化劑。

在實踐層面，階級斗爭論引發(fā)的社會災難更是觸目驚心。二十世紀的歷史提供了太多慘痛教訓——柬埔寨紅色高棉以消滅階級之名，對知識分子進行清洗，導致近四分之一人口非正常死亡；前蘇聯(lián)的階級成分劃分，制造了系統(tǒng)性的人權迫害。這絕不是理論的“誤用”，而是其斗爭哲學內(nèi)在邏輯的延伸。若社會被簡化為善惡對峙的戰(zhàn)場，暴力便天然地披上了道德的外衣。德國哲人雅斯貝爾斯在反思納粹暴行時痛陳：“將人類劃分為本質(zhì)迥異的群體，是實施大規(guī)模迫害的心理前提?！?strong>階級斗爭論通過對“階級敵人”的妖魔化，悄然解除了關于迫害的任何一種道德約束。歷史在昭示，任何以消滅特定人群為代價的社會改造，終將反噬自身。

今日世界的多重維度，早已溢出階級斗爭論的解釋邊界。在知識經(jīng)濟時代，傳統(tǒng)意義上的“無產(chǎn)階級”已然不復存在：程序員與外賣小哥同為雇傭勞動者，卻身處截然不同的經(jīng)濟場景；全球化催生了跨越國界的精英階層；人工智能模糊了資本與勞動的界限；許多勞動者同時也是股票持有者。社會分層交織——種族、性別、教育、職業(yè)、地域等因素與經(jīng)濟地位錯綜盤繞，構成復雜的身份圖譜。在此語境下，簡單二元對立的階級斗爭學說尤其顯得蒼白無力。

破除階級斗爭的神話，并非否定社會不平等的存在，而是拒絕將差異必然導致對抗的僵化思維。挪威通過社會福利與高額累進稅制縮小貧富差距，新加坡憑借教育公平與普惠住房政策促進社會流動……這些實踐無不證明：實現(xiàn)社會公平正義無需以階級斗爭為前提。人類完全有能力通過理性協(xié)商與制度創(chuàng)新調(diào)節(jié)利益分配，而不必陷入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健康的社會當致力于拓展共贏空間，而非不斷制造對立與裂隙。

在新加坡建屋發(fā)展局大堂，掛著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組屋制度幫助新加坡在有效滿足居住需求的同時抑制了住房投機，真正實現(xiàn)了其“居者有其屋”計劃。

階級斗爭論最大的悖論在于，以仇恨的語言講述團結的故事。它將“解放”定義為某一階級的勝利，而非全民化的尊嚴提升，由此背叛了人們對美好社會的普遍向往。回望意識形態(tài)狂飆突進的歲月，我們愈發(fā)清醒地認識到：任何將人群標簽化、把矛盾絕對化的理論，無論立意多么高遠，終究難逃暴力幫兇的宿命。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二十一世紀，人類需要的不是新的斗爭指南，而是能夠超越分歧、涵養(yǎng)共情的敘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