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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亮叔行動學）

蘇軾之問。

01

34歲的蘇軾，是一個極其“較真”的人。

1069年的禮部考試中，主考官呂惠卿將一個鼓吹新法的考生——葉祖洽評為第一名。作為“考試編排官”（負責編排合格舉人名次等）的蘇軾卻堅決反對。他認為這種文章諂媚皇帝，應該黜落。

后來的殿試中，神宗皇帝親自選葉祖洽為狀元，蘇軾依然不服氣。

于是他模擬考卷，寫了一篇應試作文獻給皇帝，想讓皇帝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文章。

一直以來，我們熟悉的蘇軾，是林語堂筆下那個豁達、從容、淡泊、充滿了松弛感的“坡仙”，而此時的蘇軾讓我們感到陌生。

他仿佛是走火入魔了。就是要鋒芒畢露，就是要針鋒相對。

讓我們作為旁觀者忍不住一聲嘆息：你為什么要這么犟呢？

但回到當時，變法之爭尚未分出勝負，大宋朝堂像是一場激烈辯論會，正反雙方都沉浸其中。所有人的用力爭辯，都只為說服一個人。

但回到當時，變法之爭尚未分出勝負，大宋朝堂像是一場辯論會。

所有正方和反方的選手，都像蘇軾一樣，沉浸在緊張激烈的辯論中。

所有的辯論，只為了爭取一個人。

02

蘇軾認為，那些不敢說真話，一味迎合權勢、阿諛奉承的文章，都是文字垃圾。年輕的舉子們紛紛寫這種文章，讓他感到悲哀。

所試舉人……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jù)上第……臣竊深悲之。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當然，蘇軾知道，這不是年輕人的錯。更讓他悲哀的，是朝廷的取士標準。朝廷喜歡馬屁文章，就會有無數(shù)的馬屁文章。長期堅持這種審美標準，只會導致士林墮落，人心敗壞。

在這篇模擬作文中，蘇軾和其他考生一樣，討論了當時的政治得失。

他認為，當今朝政的關鍵在于君主。

變法一年以來，正反方曠日持久的大辯論已經(jīng)到了白熱化階段。作為這場辯論賽唯一的裁判，皇帝應該保持“空杯心態(tài)”，而不是心里已經(jīng)有一個先入為主的觀點了。

“臣愿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后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p>

如果您心里早就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立場，那這場辯論就是一個笑話，無數(shù)正方和反方的選手的努力就只是在瞎折騰。根本就不用辯論，直接宣布獲勝方得了。

這也是作為反方（舊黨）辯手之一的蘇軾，心里面最擔心的事。

“此臣之所以大懼也。”

神宗皇帝，作為一個22歲的年輕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立場、有自己的好惡。但是，蘇軾強調(diào)的是君主的職責和政治倫理。

你如果是大宋朝一個普通的吃瓜群眾，站哪方都可以。

但是，你是君主，你是唯一的裁判，你應該保持中立，你應該兼聽則明，而不是明顯的偏袒某一方。

03

蘇軾認為，政治就像辯論，關鍵在于“以理服人”。

而不是裁判直接下場，動用自己的權力，驅逐一方的辯手，打擊對方的聲勢，甚至公然加入另一方陣營為他們搖旗吶喊。

“夫成事在理不在勢……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p>

辯論就要尊重公議，尊重多數(shù)，而不是憑借自己是唯一的裁判，就顛倒黑白：

“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shù)眩惑之哉？”

難道天下百姓會像嬰兒、鳥獸一樣，被花言巧語所迷惑嗎？

04

偉大的作品，往往能夠提出偉大的問題。

在這篇應試模擬作文中，蘇軾在質(zhì)疑了青苗法等一系列變法政策之后，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問題：

“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

皇帝您口口聲聲要“富”，但到底是要“富朝廷”，還是“富百姓”？

如果只是讓國庫充盈、財政數(shù)字漂亮，卻讓百姓日子越來越難，那這樣的“富”，值不值得？

哲學中有一些經(jīng)典問題，比如“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蘇軾的問題，則堪稱經(jīng)濟學中的一個經(jīng)典問題。

比如說，圍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很多學者就反復討論過這個書名。

斯密的《國富論》，所說的到底的“國富”還是“民富”？

這本書的全名是“對國民財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那么，到底應該翻譯成“國富論”，還是“民富論”？

蘇軾的這篇文章，當然沒有改變神宗的想法。無數(shù)大臣在朝堂上的辯論，其實都沒有影響神宗的立場。

因為在這場辯論會中，神宗不僅是唯一的裁判，還是正方（變法派）最重要的一員，是正方團隊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只要神宗站在那里，正方就會贏。反方有多少支持者，都沒用。

在“變法”這場辯論會中，蘇軾是一個失敗者。但是，他提出的那個振聾發(fā)聵的經(jīng)典問題，卻會啟迪一代代讀者，讓人們在思考經(jīng)濟問題時，增加一個重要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