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初擬了一個題目，可能會修改。暫定的題目是《敵意——抗戰(zhàn)時期冀中地區(qū)的地道戰(zhàn)》。這篇文章大概想做成一個社會史和政治史結合的研究。共產黨說“地道戰(zhàn)”說了很多年，但是基本沒有進行過學術化的研究。之前有過一篇相關的文章，基本上是就史實本身來談的。而我不大想多談論戰(zhàn)爭本身，我關注的是共產黨怎么動員群眾去挖地道的，還有地道是怎么挖起來的，以及地道和地道戰(zhàn)是怎么成立的——因為地道本身是一個很被動的東西，它的成立一定是和對手有關系的。

這就牽涉到日本在華北地區(qū)的統(tǒng)治是什么狀況，初期、中期是怎么樣的，后期又是怎么樣的。當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地道戰(zhàn)會在冀中地區(qū)發(fā)生？這和冀中地區(qū)的政治環(huán)境、生態(tài)環(huán)境——最基本的是土壤條件——有很大的關系。土壤條件的問題在華北是很普遍的。此外，還和冀中的文化條件、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有關系，以及日本在冀中的進入方式也有影響。

一般而言，日軍進入某個地區(qū)越早，這里遭到的破壞會越嚴重，從史料看，冀中和冀南就不一樣，日軍在冀中燒殺遠遠超過冀南，這和在江南——也就是從上海到南京——的情況是一樣的。這篇文章是我覺得這些年來寫得最有意思的。因為這個題目有意思，話題的展開也很寬闊。自從我做完蘇區(qū)的研究之后，一直想找好的話題，但是很難找到；而當我開始做抗戰(zhàn)的研究之后，也有很長時間找不到好的話題。之前的那篇《抗戰(zhàn)初期中共武裝在華北的進入和發(fā)展——兼談抗戰(zhàn)初期的中共財政》是我這方面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也算是找到了想討論的話題，可以從和原來的研究不同的視角進入。但是做完之后，還是覺得雖然講述方式和別人不一樣，但是講述的問題可能還是別人已經談過的。

這個問題陳永發(fā)沒有談過，他基本上談的是對基層社會的發(fā)動，而我的文章是從中共的角度入手。但是這個過程本身是無數次談過的。雖然我的描述不一樣，讀起來會有意思，但是結果大家都知道，并沒有什么新意，所以我認為仍然是有遺憾的。而現在這篇文章的切入點應該是新的，可以從中透視中共在基層社會和民眾中的運作，地道挖出來要和日本人發(fā)生直接的對抗，來不得半點虛飾，這比單純講中共如何如何控制可能更能落到實處。在地下挖地道和日本人周旋，如果民眾中有反對者、告密者，后果可想而知。固然可以運用“鋤奸”的手法予以儆戒——我想這在當時的狀況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總會有反對者——但是必須得承認，如果僅僅依靠這個方法，怎么可以保證大部分人不開口，而且?guī)椭诘氐?？所以還是得靠老百姓真心實意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支持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民族主義的促動在其中是主流。民族主義是和冀中地區(qū)文化教育的水準有關系的。冀中靠近平津兩大都市，保定、石家莊也近在咫尺，當時北平有很多研究所和大學，晏陽初的平教會以冀中的定縣為基地，這對冀中文化有很大的正面影響。冀中地區(qū)不少村有幾個大學生，這種情況在全國都很難找到，我估計除了江蘇，可能沒有哪個地區(qū)能達到這種水平。民族主義的建立和文化素質應該是正相關的。這個地區(qū)有民族主義的基因，又有日本的屠殺造成的仇恨，還有經濟基礎——冀中是一種外向型經濟，是那一帶最早和世界經濟接軌的地區(qū)之一。而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基本破壞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很多人因此失業(yè)了，這也會造成人們對日本人的反感。共產黨很早就進入這個地區(qū)，而國民黨在這里基本沒有政權，共產黨第一個在這里建立起有效率的政權。他們對民眾的組織、動員和宣傳工作做得非常好。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可能廣泛地挖地道。

當然，地道的作戰(zhàn)能力是很有限的，而地道挖了這么多，也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在抗戰(zhàn)時期，中共能夠做出地道斗爭這樣堪稱奇跡的舉措，應該說民族主義的促動起了很大作用，通過民族主義構建出民眾對日本人普遍的敵意，取得民眾的支持。當然要達成這一點，還有其他很多因素和方式，但是地道戰(zhàn)這個方式是我能想到的可以概括這個時代的“標桿”。

從整個華北地區(qū)的角度來說，基本上還是限制在這樣一個框架下：1937年底中共進入華北之后，他們也許沒有想到，華北給他們提供了這樣大的空間。這個時候他們想的是和日本人的戰(zhàn)斗，可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的進攻過快，或者國民黨軍隊的退卻過快，日本軍隊很快就到了黃河，日軍的主力掃蕩過了華北地區(qū)，中共進入華北的時候，這里基本是真空地帶了。你看他們的回憶錄，可以看到冀中附近十幾個縣沒有一個日本人。

冀中有4個縣，1939年之前，沒有日本人到達過。所以中共在華北基本沒有強大對手。人算不如天算，中共本來抱著艱苦奮斗的想法進華北，意外地撿到了一個聚寶盆，發(fā)展快得難以想象。1938年5、6月份，國民黨的情報說他們已經超過十萬人，后來我看共產黨的報告，已經達到了十二萬人，而他們進華北時只有一萬多人。一萬多人出兵，很多人還留在山西，陳再道的東進總隊不到五百人，這五百人幾個月就發(fā)展到五萬人。為什么會發(fā)展這么快？因為民間的槍支太多。這是一個經常戰(zhàn)爭的地區(qū)，一旦沒有政權，人民就紛紛起來了，民團、聯(lián)莊、自衛(wèi)隊，應有盡有。這些武裝碰到正規(guī)軍，又紛紛被改編。陳再到的回憶錄寫到，巨鹿的自衛(wèi)隊不太服他們，覺得自己很牛，也有機槍什么的，他就派了一個騎兵連繞城轉圈，一下子煙塵大作，威風八面。巨鹿自衛(wèi)隊的首領一看到這個覺得很厲害，正規(guī)軍來了，很快就投降了。

這就是很“《三國演義》式”的策略。就是要形成一種震懾。當然這時也有一些戰(zhàn)爭，但都是很輕松的，打幾槍，半個晚上就解決了。這是一個發(fā)展的黃金時期，奠定了中共發(fā)展根據地、收服民心和在華北立足的基礎。這個基礎很重要，雖然是天賜良機，也是他們爭取的。后來在1939年有一個回撤，大家都知道，日本占領了廣州武漢，開始回撤后方，鞏固自己的占領地。日軍這就開始跟中共兵戎相見了，按照毛的說法就是持久戰(zhàn)階段。冀中的情況稍有不同：冀中就在北平、天津旁邊，離保定只有十幾公里，理論上是日本最早動手的地區(qū)。這也的確是日本最早動手的。但是日本對冀中多少也有顧忌：這里已經有十幾萬部隊、七百多萬的民眾、幾萬平方公里的控制區(qū)。

所以，日軍對冀中大的行動是從1940年前后開始的，先后有三次治安肅正。大概到1942年，共產黨還可以控制的地區(qū)只剩下三分之一。很多地區(qū)雖然日本人開始占領點線，但是共產黨仍然在活動。1942年五一大“掃蕩”之后根據地就沒有了，但還有游擊根據地、隱蔽根據地。這一時期，日軍大修據點、碉堡，光在冀中七分區(qū)就修建了一百七十多個碉堡。這是我很感興趣的話題——日本人修建一個碉堡需要多少錢？

我在做蘇區(qū)研究的時候看過材料，國民黨修建一個碉堡需要一千多塊錢。這是一個很昂貴的工程，同時要征用大量民夫，還要把老百姓家的門板拆下來。這涉及到民眾負擔問題，和與民眾的關系問題。所以日本人修了這么多碉堡和公路，碉堡的供應線是當地人提供的。我在日記上看到，要送很多肉，還要出力修路，還要送東西。通過這些我想搞清楚，民眾的負擔是怎樣的。

我知道江西的情況，但我不知道河北。這是征稅之外額外的負擔。1943年中，狀況有所變化。日軍為了準備“一號作戰(zhàn)”，開始在冀中收縮力量。這時有一個較大規(guī)模的撤軍。中共基本上都是這樣，只要有一點機會，就會把機會用到極致。日軍的減少給中共一個在冀中東山再起的機會。

1944年之后，共產黨可以控制的地區(qū)又開始恢復。這是日軍和中共力量在冀中進退的大致過程，地道的發(fā)展和這個過程是相互關聯(lián)的。只有日軍開始進攻，形成拉鋸狀態(tài)的時候，才會需要地道。為什么？因為地道的功能主要是用于隱蔽，自身控制嚴密的時候不需要地道，完全被占領的時候也沒有意義，只有拉鋸的時候才有存在的價值。1940年開始出現地道，1942年初有一個大的發(fā)展。

五一大“掃蕩”后，1942-1943年，冀中地區(qū)處在日軍的完全控制下，地道進入了消沉時期，這時地道主要用于躲藏，能夠維持住就已經不錯了，展開戰(zhàn)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1943年底之后，敵我又進入拉鋸狀態(tài)，地道才開始重新發(fā)揮作用。冀中大規(guī)模的地道挖掘是在1944年日本人進一步衰退之后，至于較多利用地道抵抗日軍，是在1945年日軍日薄西山的時候。就用于戰(zhàn)爭的地道戰(zhàn)而言，應該說，其實效能比較有限、遠遠不像以前宣傳的那樣，但是地道本身的大規(guī)模挖掘和存在，卻不能不說有很多神奇的意義。

冀中是共產黨先控制的，呂正操部最早進入，呂是一個儒將，宣傳做得很好，民族情緒比較高。日本人控制了這里以后，對于老百姓來說生存還是第一位的，拉你去做偽政府軍，當然大部分人還會選擇服從，但積極性和賣命的態(tài)度會比較有限。中共的報告常常提到，偽軍是經過我們教育和宣傳的，所以不會真心為日本人賣命，對這群人應有一套非常細致的爭取的手法。對于特別頑固的實行定點挖除，也就是暗殺，而其他的采用各種手段，只要有一線可能就要爭取。

必須承認，中共的韌性非常強。各個地區(qū)的政權、黨組織，從縣一級、區(qū)一級乃至村一級，即便是在五一大“掃蕩”根據地變色后，也基本都保持著組織的存在。他們的存在和行動對于偽軍和他們的家屬都有著持續(xù)的威懾力。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合力，對偽軍的戰(zhàn)斗力形成重要的影響。

另外，中國軍隊戰(zhàn)斗力本身就有限，何況偽軍。由于各種因素削弱了偽軍的力量，他們確實很難發(fā)揮大的作用。我在看地道材料的時候，有一條說日偽軍到一個村莊，日軍就命令偽軍去找地道，找到之后，一般是偽軍先下去，日本人在后面。偽軍先下去，就被打死了。后來偽軍發(fā)現，這個很危險，一發(fā)現地道口就派我下去，我就得死，所以后來偽軍發(fā)現了也不吱聲，地道口就很難被發(fā)現。這當然是比較理想化的狀態(tài)，但這個狀態(tài)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所以我想你問的問題可以從這幾個角度去理解。

當時楊成武曾寫過一個小冊子，談怎么挖地道，一般是挖一米高，八十厘米寬。我看到柳杞當時的日記，里面有參加地道戰(zhàn)的親身經歷。他是文藝兵，讓搞文藝的體驗生活的地方一般是比較模范的。他談到的地道的高度也是一米左右，人是不能直立的，貓著腰，很簡陋。當時的狀況也沒有水泥，可以通過就可以了。相對會在防水防毒方面做一些措施，還有對怎么防止敵人破壞地道的問題做一些處理。

關于整個的規(guī)模，這要看村子了，基本上是每一村自己挖。后來挖地道是算分的，跟生產隊一樣。一個是人力分，一個是富力分。每家有幾個壯丁，要出幾個人。富力就是你家有幾畝地，可以打多少糧食，這些也要算進去。這是共產黨很高明的地方，讓有錢人多出一點，讓窮人通過挖地道得點利益，這也是鼓勵積極性的手法。冀中是一個發(fā)達的平原地區(qū)，形成聚居狀態(tài)，這也為地道形成提供了條件。比如我們南方村子很小，很多村只有二三十戶人家，躲避的空間很小。日軍來幾十個人，挨家挨戶搜一下就發(fā)現了，這樣地道就很難有效果。

冀中大多是幾百幾千戶人家的大村落，村與村相距也近，對挖地道有利。基本是大村挖得多一點，小村就挖得少一點。我看到有的大村挖了幾千丈的。兩千多丈的話，就是七八千米。1944年冀中挖了兩萬多里的地道，這個可能不是太準確，但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從地下挖了這么多土，土的處理就是很大的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就會被日本人發(fā)現。

其實我基本上只研究地道。地道主要是用于躲避，不是以單獨的戰(zhàn)斗形式出現。它首先是依托房屋進行戰(zhàn)爭的布置，實際上就是打冷槍、巷戰(zhàn)，在當時表述為村落戰(zhàn)、地雷戰(zhàn)、伏擊戰(zhàn)、村落之間相互的反包圍戰(zhàn)。一個村落被包圍了，周圍的村落都去支持，還有共產黨的區(qū)分隊、民兵互相支援。只有和這些東西完整地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地道戰(zhàn)。因為進入地道之后，只能被動伏擊進入地道的對手。我們在影視作品里，經?？吹綇亩纯诔鰜砹酥惖那闆r，但是我在看戰(zhàn)史的時候，真的沒有看到類似的描述。只有作戰(zhàn)不利了之后，才進入地道躲避。我最后的題目可能改為“地道斗爭”，“斗爭”的含義會更廣泛一點，因為在這里其實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戰(zhàn)”的意義。

東北和華北地區(qū)接壤的地方會有柵欄，防止關內的人去東北。而在冀中這個地方，日本還是要榨取資源的，如果也用這種方法，那么就會很艱難。我也對比了下日軍的碉堡和國民黨軍的碉堡。國民黨軍的碉堡表面上看是被動的， 進入一個地方就修建碉堡，實際上是主動的，軍隊推進到哪里，碉堡就修到哪里，實際上是對占領區(qū)的標記。在蘇區(qū)是很難激起民族主義情緒的，國民黨的碉堡就意味著占領。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軍事實力，五十萬人對十萬人，有充足的軍力用來守御，這兩者差太多了。而日本的碉堡基本上是被動的、單純的駐守，軍力有限。按照共產黨的理解就是，集中里面有分散，分散里面有集中。所謂集中里面有分散，就是說在冀中有那么多兵力，但是分散到無數個碉堡里去了。而分散里面有集中，就是說會集中起來去掃蕩。但這所有都彌補不了軍力不足的事實，所以他總是割肉補瘡，一旦把分散集中起來的時候，共產黨就對碉堡有威脅。共產黨對日本人的分析，是把日本人兵力有限的問題加以高度強調，這是他們活動、作戰(zhàn)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本文源自黃道炫教授接受東方歷史評論時的部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