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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運城新聞網(wǎng)）

河東書院藏書樓

鹽運涵養(yǎng)的文韻地標

記者 薛麗娟 文圖

在運城鹽湖周邊，散落著諸多承載歷史記憶的文化遺存，河東書院無疑是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它由巡鹽御史創(chuàng)建，借鹽湖之利發(fā)展，承載著明清河東教育的輝煌，是鹽運文脈與人文精神交融的結晶。

河東書院藏書樓

如今書院建筑僅存藏書樓一座，樓畔立有幾通碑刻，鐫刻著河東文脈的流傳軌跡，訴說著河東人民對教育的傳承堅守。

巡鹽御史：書院初創(chuàng)的催生者

在鹽湖區(qū)大渠街道辦事處院內(nèi)，藏著河東書院往昔的故事。道路兩側矗立的石碑，記錄著這里曾是書院所在地，其中明正德九年（1514年）刻立的《河東書院記》碑，是關鍵見證。

這通石碑高約2米、寬約1米，碑身以楷書刻有15行文字，共計1085字，出自明代關中學派代表人物呂柟之手。

彼時，呂柟因直言進諫被貶為解州判官，恰逢巡鹽御史張士隆（字仲修）創(chuàng)建河東書院，便受邀撰寫了碑文。文中詳細描述了書院的書齋、藏書樓等建筑，以及樓后石榴園、葡萄園等景致；也闡釋了書院中建筑與園林蘊含的文化深意，期望學子在優(yōu)美的環(huán)境中讀書講學，修養(yǎng)誠、仁、智、義等品德。

碑文還記述了張仲修任河東巡鹽御史時，不僅整肅鹽政，更重視文教。彼時的運城，因鹽務興盛而商業(yè)氣息濃厚，他深知倫理教化的重要，決心建立書院以正風氣。建院過程中，獲得各界鼎力支持，車戶、店主、牙人獻木捐石，百姓主動出力，工匠爭獻技藝，不足4個月便落成。書院選址交通要道旁，沿中軸線設先門、儀門、講經(jīng)堂等，兩側有崇義齋、遠利齋等設施，還構建含石榴園、葡萄園等景觀，鑿環(huán)池、筑書林樓，祀三晉名賢、藏典籍，山水環(huán)繞如園林。

好友呂柟、馬理撰寫記文，為后人留存了了解書院的珍貴資料。后續(xù)巡鹽御史接力添建，完善功能，形成布局規(guī)整、山水環(huán)繞，兼具講學與育人功能的學苑，可以說是見證了鹽運文脈傳承。

鹽湖之利：教育發(fā)展的滋養(yǎng)源

藏書樓前，明代馬理所寫《河東書院藏書樓記》碑靜靜佇立。從這些碑記，可窺見書院輝煌時期的宏偉規(guī)模。

鹽湖鹽利，是書院發(fā)展的重要支撐。它不僅支撐地方經(jīng)濟，更為書院運營、修繕、藏書提供物質基礎；而鹽湖匯聚的商賈、人才，則營造了多元交流氛圍，讓學院講學不止于經(jīng)史訓詁，更融入了天下視野。學子從鹽運秩序中感悟經(jīng)世之道，借鹽湖活力維系育人功能，使圣賢之心在鹽湖之畔代代延續(xù)。

明代，

張仲修初創(chuàng)書院時，匯聚晉陜豫三省之士講學，學風濃厚。萬歷年間，張居正議廢天下書院，河東書院幸得士大夫以“祀三圣”為由改為“三圣廟”得以留存，先后更名崇圣館、育才館，最終恢復舊稱，文脈雖弱卻未斷。

清代，

多位巡鹽運使接力守護文脈。近年出版的《三晉石刻大全?運城市鹽湖區(qū)卷》中，兩通佚失石刻記述了書院修復過往。

《修復河東書院碑記》記載：

康熙十九年，黃斐任巡鹽御史，亦心系文脈，與轉運使高君捐俸修復書院，延續(xù)張仲修之志，使規(guī)制復舊。他們于鹽運事務之余，以文化傳承為己任，借鹽湖之利積累資財，反哺書院建設。黃斐在碑文中追思：書院自唐元和中創(chuàng)建，宋代有岳麓、嵩陽等天下四書院，明神宗時毀廢，歷代官吏為留存河東書院一再更名，以“育才館”存世，期望修復后的書院能延續(xù)“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心傳”。

《重修河東書院記》記載：

清乾隆四十八年春，運使沈業(yè)富到任，見城西八里的三圣祠及書院舊址荒草叢生，念及先輩講學盛景，慨然修復。他捐錢整理，歷時兩月完工：筑周長一百九十七丈的圍墻；在堂東西建六間耳房，外建四間接待賓客；清理曾分給守祠人、半數(shù)淹沒于荊棘的34畝學田，勸勉守祠人用心管護。此次雖未恢復往昔“房屋鱗次櫛比、燈火熒熒、誦讀聲相聞”的盛景，卻為文脈延續(xù)奠基。沈業(yè)富感慨，士君子受教經(jīng)典，知三圣教誨，入仕后更應銘記根源，明朝廢書院時，河東士大夫以祀三圣為由堅持不廢，足見堯舜禹及先輩風尚余韻，探訪遺跡時因墻壁無題詩深感愧疚，遂作記以表不敢忘記重修之志。

從中可見，鹽運之力不僅是書院的物質支撐，更孕育了文脈傳承的韌性，是河東教育薪火生生不息的助力。

藏書傳承：崇德向善的學文風

如今，河東書院僅存藏書樓，現(xiàn)為山西省文物保護單位。樓體為二層磚石結構，通高7米，底層占地面積81平方米，正面設拱券門，檐部仿木結構，屋頂單檐歇山頂形制。四周以圓形水池相隔，南北有石拱橋相通，古樸典雅，散發(fā)著獨特的魅力。

藏書樓二層磚雕

沿樓梯上到二層，四壁浮雕蘊含深意。正南、正東雕“鯉魚躍龍門”“蟾宮折桂”圖，期盼河東學子十年苦讀，學有所成；正北、正西刻“圯橋納履”“程門立雪”典故，倡導學子虔誠求學、心存善良、尊師重道。這些磚雕展現(xiàn)了古人的精湛技藝，更凝聚對學子的殷切期望。

作為原河東大地最高學府，其藏書樓以豐富藏書，成為當時教育和文化傳播的重要陣地。樓前《河東書院藏書樓記》碑文中，提到“藏欲富，惡濕與蠹，故用樓也”，點明建樓的原因是為更好地儲存書籍，避免潮濕和蟲蛀；且指出藏書的順序“先諸經(jīng)而后其他”，目的為明德修身、教育學子。

這些藏書為師生提供了學習資源，也吸引周邊學者、學子借閱研讀。講學中，名師常引藏書經(jīng)典，拓寬學生視野；學生于樓中汲取前人智慧，以學術成長。

此外，藏書樓還促進文化交流傳播。各地學者慕名而來，帶來不同學術觀點和文化理念，與書院師生交流碰撞，相互啟發(fā)，亦推動了河東地區(qū)文化繁榮，使得河東書院藏書樓在當?shù)丶案鼜V泛區(qū)域也聲名遠揚。

紅色印記：革命浪潮的引航標

除了教育與文化貢獻，河東書院藏書樓在革命歷史中也意義非凡。清光緒二十八年，河東書院改名河東中學堂；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山西省立第二中學校。1926年春，中共太原地委書記崔鋤人和組織部部長王鴻鈞來此開展黨建工作，建立了河東第一支部——中共運城支部，由祁金蘭、王月春等4名進步青年學生組成，后發(fā)展黨員23名。

河東書院藏書樓文物保護碑

藏書樓作為學校重要建筑，成了革命思想傳播的秘密場所。共產(chǎn)黨員借身份在此集會、討論革命形勢、傳播進步思想，組織學生游行示威、領導鹽池工人罷工，點燃河東大地革命火種。盡管后來中共運城黨組織遭破壞，但藏書樓承載的革命精神，依舊烙印在奮斗者心中，成為河東革命歷史的重要象征。

1934年暑假，“山西省立第二中學”改名“山西省運城中學”，即現(xiàn)運城中學的前身。校名雖變，傳統(tǒng)猶存?！暗巫约旱难?，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漢；悲人類的災，憫人類的難，人類的疾苦共相關，愛民愛物愛世界，才是好青年?！边@副進步楹聯(lián)，激勵著眾多學子投身革命。

從初創(chuàng)時的學苑圣地，到革命浪潮中的精神燈塔，再到如今的文化傳承地標，河東書院見證河東地區(qū)數(shù)百年變遷。舊址石碑留存，藏書樓矗立，是巡鹽御史擔當與鹽湖滋養(yǎng)的成果，更是河東文化的精神地標。它承載往昔輝煌，也啟示今人守護文脈、繼往開來，續(xù)寫鹽湖人文交融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