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第一座被和平解放的大城市，就是當年的北平。

1949年1月31日正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zhàn)軍的先頭部隊從西直門進入北平城，接管了這座千年古都的防務。至此，北平成為第一座被和平解放的大城市。歷時64天的平津戰(zhàn)役落下帷幕，52萬國民黨軍隊被殲滅或改編，華北大地迎來新生。

北平之所以得以和平解放，其實有著多方面的原因，其一，當時的平津戰(zhàn)役已經接近尾聲，國民黨已呈現(xiàn)不可挽回的敗勢，此時北平已成陸上孤島。隨著東北野戰(zhàn)軍提前結束休整秘密入關，毛主席以“隔而不圍”“圍而不打”的精妙部署，將傅作義集團50余萬大軍困在平津張一線。

新保安與張家口的相繼失守，切斷了傅作義西退綏遠的通道，淮海戰(zhàn)場上杜聿明集團的覆滅則粉碎了南撤幻想。尤其當解放軍29小時攻克天津、全殲13萬守軍后，困守北平的傅作義徹底清醒：軍事抵抗只會讓這座古城重蹈天津覆轍。

在居仁堂的深夜里，傅作義曾對親信吐露心聲：“準備冒三個死來做這件事：部屬思想不通會打死我；事情泄露蔣介石會處死我；我們的對手也可能按戰(zhàn)犯罪處決我?！?/p>

傅作義的猶豫與掙扎，折射出當時華北“剿總”內部的暗流洶涌，他既需權衡個人歷史定位，更需應對城內蔣介石嫡系勢力的掣肘。而北平民眾的渴望、學者名流的呼聲，最終讓“和平解決成為唯一可行之路”。

其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早就成為我黨黨員，在傅作義猶豫期間，傅冬菊曾多次向父親曉以大義。

傅冬菊將父親每日的動態(tài)，嘆息、咬火柴棍、對鏡咆哮甚至舉槍自戕的念頭，源源不斷報送解放區(qū)。聶榮臻感慨：“如此精準掌握敵軍統(tǒng)帥心理動態(tài)，在戰(zhàn)爭史上罕見?！?/p>

而除了傅冬菊之外，還有我黨一位一直潛伏在傅作義身邊的地下工作者，也利用傅作義對自己的信任，對他做了許多的思想工作，在這位身邊人的推動下，傅作義才終于下了決心，并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但是，北平的和平解放也是一波三折，蔣介石安插的嫡系將領石覺、李文等人掌控著中央軍精銳，兵力遠超傅作義直系部隊十余倍。

當和談進入實質階段，傅作義以“緊急軍事會議”為名，將二十余名軍長以上將領誘至會場。會議室門窗緊閉，衛(wèi)兵持槍警戒。傅作義宣布起義決定后直言：“不愿合作者，今日暫留于此。”

對于不愿意隨他一起棄暗投明的部分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也算做到了仁義盡致，不但沒有殺害他們，也沒有拘押他們，而是將這部分人安全無虞地用飛機送回到蔣介石那兒，而在這中間，第9兵團中將司令長官石覺的抗議聲最甚。

聽到傅作義要起義，石覺當即抗辯：“我效忠委員長三十年，不能背棄！”這位黃埔三期出身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深知自己雙手沾滿紅軍鮮血，1930至1935年間，他參與圍剿贛東北方志敏部，追擊長征中的中央紅軍，被蘇區(qū)軍民視為“劊子手”。

此刻若投降，石覺斷定會被清算血債。傅作義對此心知肚明，更不愿與蔣介石決裂，遂以“仁義”之名放行：次日，蔣介石派專機將石覺、李文等嫡系接往南京。一場可能引爆兵變的危機悄然化解。

石覺與我黨的血仇，深植于他的發(fā)跡史。1926年，16歲的石覺考入黃埔三期，因年齡最小引起蔣介石關注。畢業(yè)后追隨湯恩伯，從營長一路晉升。

1930年至1935年間，石覺率部參與了對贛東北蘇區(qū)和方志敏紅十軍的殘酷“圍剿”。當方志敏率抗日先遣隊北上突圍時，石覺部在懷玉山地區(qū)參與堵截，致使紅軍傷亡慘重。

1934年末，他又投入對中央蘇區(qū)的第五次“圍剿”，迫使紅軍主力開始長征。次年升任團長后，繼續(xù)在陜北“清剿”紅軍游擊隊。這些沾滿鮮血的“戰(zhàn)績”成為他晉升的階梯，也在歷史深處埋下恐懼的種子，他清醒地意識到：手上染過紅軍鮮血的人，豈能被輕饒？

石覺的軍事才能在國民黨將領中實屬平庸。抗戰(zhàn)期間，他雖參與臺兒莊、武漢、豫中長衡等會戰(zhàn)，但作為軍長始終“中規(guī)中矩、乏善可陳”。內戰(zhàn)爆發(fā)后，他升任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九兵團司令，統(tǒng)轄5個軍12萬精銳。這支繼承廖耀湘兵團番號的部隊，卻被他在華北戰(zhàn)場上帶向潰敗。

當1948年12月解放軍分割包圍平津時，石覺兵團節(jié)節(jié)敗退，最終困守北平孤城。與其黃埔同窗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zhàn)軍相比，其指揮能力高下立判。

當北平面臨抉擇時，他曾在日記中寫道：“敵人豈能容我？唯死戰(zhàn)或遠遁耳。”這份深入骨髓的恐懼，注定他不可能如傅作義般“棄暗投明”。

石覺南逃后，蔣介石的反應出人意料。三大戰(zhàn)役已使國民黨喪失154萬精銳，能用的將領所剩無幾。當石覺從南京明故宮機場走下舷梯時，蔣介石不僅未追究他丟失華北的責任，反任命其為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兼上海防衛(wèi)司令，與老長官湯恩伯幾乎平級。

在國民黨大廈將傾之際，忠誠成為比能力更珍貴的品質，石覺拒絕起義、冒險南歸的姿態(tài)，讓蔣介石深感“疾風知勁草”。

然而歷史大勢難逆。1949年5月，石覺指揮的上海防線在解放軍猛攻下崩潰，他率殘部退守舟山。1950年舟山失陷后跟隨老蔣逃亡，竟繼續(xù)獲得重用，官至臺當局“聯(lián)合勤務總司令”“副參謀總長”。

這位軍事才能平平的將領，最終憑借對蔣氏父子的絕對忠誠，在國民黨軍界成為少數(shù)善終的“常敗將軍”。

1月31日的和平交接完成后，解放軍入城式在前門大街舉行。北平入城式是兩年半戰(zhàn)爭的總結，這一模式被提煉為“北平方式”，相繼推動湖南、綏遠、新疆、云南和平解放。它昭示著一個真理：真正的和平從來不是妥協(xié)的產物，而是以戰(zhàn)止戰(zhàn)、以武促和的戰(zhàn)略杰作。

傅作義在協(xié)議書上簽字時，不會想到自己放走的石覺，最終成為后來國民黨軍的實權人物。而石覺更不會料到，他因恐懼歷史清算而拒絕的和談道路，反而使北平古城永續(xù)生輝。

七十余年后再看這段風云激蕩的歷史，保護文化根脈的深謀遠慮、順應人心的政治智慧、化解仇恨的包容胸襟，仍如晨星般照耀著民族復興的長路。當永定門外的硝煙散盡，留下的不僅是古都的完整，更是一個文明對戰(zhàn)爭與和平的永恒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