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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抗聯(lián)朝鮮(族)官兵問題非常復雜。歷史上,朝鮮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同屬于共產國際的支部。
1920年代后期,鑒于朝鮮共產黨內部派系斗爭嚴重,共產國際決定取消朝鮮共產黨的組織與本土共產黨,指示本土的朝共黨員轉由日本共產黨領導,在中國東北地區(qū)活動的朝共黨員則統(tǒng)歸中國共產黨領導,可以在通過審查后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共。
1、抗聯(lián)中的朝鮮士兵
根據這一指示,至1930年夏,朝鮮共產黨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活動已經基本歸入了中共東北黨的直接領導,朝共黨員也大部都加入了中共,成為中國共產黨員。
這一群體一度占到東北地區(qū)全部中共黨員將近一半的比重,東北大部分縣委書記和區(qū)委書記都是朝鮮人擔任。至1930年代中期,東北抗聯(lián)宣布成立,包括金日成在內的朝鮮(族)官兵集中于二軍(約占60%),隸屬于楊靖宇、魏拯民領導的第一路軍和南滿黨的領導之下。
1935年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作出決議,要求東北黨在組織、軍隊上突出朝鮮同志的獨立性,組織“朝鮮人在滿洲祖國光復會”,以便廣泛宣傳與動員朝鮮本土的抗日運動。
參會的魏拯民返回后,即將這一指示交黨內討論,最后決定將中朝群眾組織與軍隊都分開(主要涉及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中朝鮮籍官兵單獨組編問題),組織“朝鮮人民革命軍”(亦稱“朝鮮民族革命軍”)打回朝鮮。
然而,這項政策不具備現(xiàn)實可行性,事實上也沒有落實:
第一,戰(zhàn)爭形勢不許可組織重組;第二,朝鮮人若單獨組織幾無生存之可能,當時東滿軍隊已因日軍追剿幾近潰散;第三,中國東北歷來存在的中朝民族矛盾是深層原因,而且這一矛盾還被日偽當局利用并激化。最終,共產國際的指示遭到東滿特委以及二軍中包括金日成在內的朝鮮干部的抵制,淪為政治宣傳口號。
1938年以后,東北抗日游擊運動陷入低潮,至1940年秋冬,東北抗聯(lián)相繼越境蘇聯(lián),包括以吉東地區(qū)為主要游擊區(qū)的第一路軍朝鮮(族)官兵。
他們越境后多被就近安置在中蘇邊境城市烏蘇里斯克附近的南野營(在一處被當地華人稱為“蛤螞塘”的丘陵地帶)。
金日成是1940年9月攜妻越境的。當時第一路軍和南滿省委負責人楊靖宇、魏拯民相繼去世,周保中于是大力舉薦金日成負責第一路軍和南滿省委的領導工作(南滿省委此時轉為吉東黨領導),為蘇軍批準。
1942年7月,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成立,周保中隨即以金日成領導的南野營官兵為基礎,組建了金日成擔任營長的第一營。
1945年9月,遠東蘇軍總司令部以金日成為團長,率第一營官兵(也有部分來自其他營的朝鮮(族)官兵)返回北朝鮮,最后選定金日成作為北朝鮮領導人。隨金日成返回的東北抗聯(lián)官兵隨之成為北朝鮮政壇上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勢力,即“游擊隊派”。
2、朝鮮的東北抗聯(lián)敘事
朝鮮當局將金日成在中國東北的抗戰(zhàn)經歷,描述為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共產主義者在國外反對朝鮮國內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tǒng)治的斗爭歷史。朝鮮當局承認朝共曾于1928年12月被共產國際解散,但避而不談此后朝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共的歷史(即1930年6月29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指示滿洲省委,決定將在中國東北的朝鮮人的斗爭納入中國革命范疇,接受朝鮮同志以個人名義入黨)。
事實上,金日成是在1930年代初加入中共。蘇方認定的時間則是1931年。1946年3月,駐朝蘇軍出具的金日成的履歷中標注他1927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1年加入中共。1948年12月,駐朝蘇軍民事管理總局對金日成的政治評定也認定其入黨時間是1931年。周保中1945年8月給金日成請頒紅旗勛章的申請中,填寫的入黨時間是1932年。
《朝鮮民族解放斗爭史》僅僅稱金日成在1931年加入了“共產黨”而不提中國共產黨,此外,還稱金日成在1931年創(chuàng)建了抗日游擊隊并堅持了十五年游擊斗爭,已經成為世界游擊斗爭歷史上的英雄典范。
1950年代后期,金日成鞏固絕對權力后,開始大搞個人崇拜。他明確否認加入過中共,僅承認在1931年同中共取得了聯(lián)系,稱“我同中國共產黨建立聯(lián)系,是在日本帝國主義霸占滿洲以后。……我在抗日武裝斗爭的整個時期保持了同中國共產黨的這種關系”。
相比中共,朝方卻不諱言與聯(lián)共的密切關系,并一再強調共產主義者的國際主義精神,宣稱從日本到歐洲的很多共產黨員都曾離開本國,與外國的共產主義者聯(lián)系,如季米特洛夫、宮本顯治、野飯參三等。
朝鮮當局否認中共對東北游擊運動的領導,甚至不接受“東北抗日戰(zhàn)爭是中共朝共共同領導”的提法,只是強調中國東北不同抗日武裝的獨立性,否認有“系統(tǒng)完整的領導”。
朝方的敘事突出金日成的個人作用,稱金日成組織和領導的抗日斗爭是朝鮮歷史上第一次在主體思想的革命旗幟下,依靠自身力量擊敗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實現(xiàn)了民族的獨立與國家的解放。朝方還強調,金日成取得的勝利是經過“在沒有國家后方和正規(guī)軍的支援的情況下,同強大的敵人進行歷時15年的針鋒相對的斗爭”后取得的。
朝鮮當局不否認金日成參加東北抗聯(lián),但稱東北抗聯(lián)是金日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產物,稱金日成提出了關于國際反帝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獨創(chuàng)的路線,并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加強了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廣大的反日力量的共同斗爭和聯(lián)合戰(zhàn)線。
東北抗日聯(lián)軍作為金日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產物,也是“中朝人民的優(yōu)秀兒女聯(lián)合起來的革命武裝力量”,但朝鮮人民軍從來就不是東北抗日聯(lián)軍,始終保持了高度的獨立性。金日成自己則稱,他是以抗日聯(lián)軍的名義積極發(fā)展中朝人民的共同抗日戰(zhàn)爭的,“同時始終一貫地堅持并勝利貫徹了朝鮮解放的旗幟,朝鮮革命的主體路線”。
朝方完全抹去了歷史上“中共滿洲省委”“東滿特委”及各縣委中共組織名稱,以金日成個人活動為核心,重新闡釋了東北抗聯(lián)史上的一系列重要會議,基于現(xiàn)時政治宣傳需要做了重新敘事,金日成則被塑造成“天才的馬列主義宣傳家和反日游擊斗爭的組織者”。
如1931年12月明月溝會議(甕聲砬子會議),這次會議是東滿特委組織召開的“東滿各縣黨團積極分子會議”,即根據中共中央10月12日關于在農民中組織游擊隊的指示精神,為號召各縣黨組織奪取敵人武器以建立抗日游擊隊而召開的會議。時任東滿特委書記童長榮主持會議。朝方卻將會議描述成金日成主持召開的“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干部會議”(“冬季明月溝會議”),對于童長榮等人參加會議,朝方的敘述是,“童長榮等幾名中國共產主義者也參加了會議……對我們的構想表示完全支持”。
明月溝會議還被塑造為朝鮮革命史上有偉大意義的歷史性轉折,即“以打開了抗日武裝斗爭的開端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明月溝會議為轉折點,我國反日民族解放斗爭轉入了新的高階段即武裝斗爭階段”。
金日成在回憶錄中還指出,他就是在明月溝會議前后開始同中共黨組織取得了聯(lián)系,稱“偉大的朝中友誼的傳統(tǒng)在血戰(zhàn)中開始扎下了根”。
3、關于金日成的朝鮮歷史敘述
關于東北抗聯(lián)軍事組織,1958年2月8日,金日成在紀念朝鮮人民軍建軍十周年大會上發(fā)表《朝鮮人民軍是抗日武裝斗爭的繼承者》演講,首次將他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稱為朝鮮人民軍的唯一前身。
朝方指出,指出朝鮮共產主義者根據金日成提出的抗日武裝斗爭路線,在汪清、延吉、和龍、琿春以及在南滿、北滿多地組織了游擊隊。事實是,1931年10月起中共東滿特委先后派人到汪清、琿春、延和等地創(chuàng)建游擊隊。1932年3月,中共共青團東滿特委委派時任共青團東滿特委秘書的金日成到安圖縣明月溝一帶發(fā)動群眾,組織了一支規(guī)模較小的游擊隊。4月25日,以這支隊伍為基礎,在安圖縣小沙河的陶器店溝背正式創(chuàng)建安圖游擊隊,李英培擔任隊長兼任黨支部書記。游擊隊只有三名團員,三人后來經中共和龍縣委批準轉為正式黨員。再后來,安圖游擊隊很快被并入汪清游擊隊。
1934年3月,東滿特委與延吉、和龍、汪清、琿春四縣游擊隊根據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和中共滿洲省委發(fā)出的關于以東滿四縣之現(xiàn)有游擊隊為基礎,建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一獨立師的指示,在延吉縣三道灣張芝營抗日游擊根據地聯(lián)合召開特委與游擊隊干部會議。
會議決定建立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一獨立師,師長為朱鎮(zhèn)、政委王德泰。金日成當時所在的汪清游擊隊被擴編為第一獨立師第三團,趙春學、南昌一分別擔任團長和政委。后來進行干部調整時,金日成被委任為第三團的政委。
朝鮮當局刻意回避了這些游擊隊的中共色彩,而極力夸大金日成個人的作用,稱“1934年3月,金日成同志把反日人民游擊隊改編為朝鮮人民革命軍”,盡管對這些游擊隊很難稱之為朝鮮軍隊,金日成在這些游擊隊的創(chuàng)建、改編過程中也不擔任主要領導職務。
東北抗聯(lián)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伯力會議。
第一次在1940年初召開,出席者除蘇軍代表,還有周保中、馮仲云、趙尚志,也被稱為“中共吉東、北滿省委代表聯(lián)席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東北游擊運動的統(tǒng)一問題,會議也對東北抗聯(lián)與蘇軍遠東軍的關系問題作出了原則性界定。
第二次在1940年底至1941年春召開,蘇方邀請的參會人員是東北黨與東北抗聯(lián)全部的主要軍事領導者與黨政負責干部。金日成沒有機會參加第一次伯力會議,也沒有收到參加第二次會議的邀請,只是由于南滿黨和第一路軍主要領導人全部缺席,而他又恰巧在蘇聯(lián),加上周保中向蘇軍代表的大力舉薦,臨時作為南滿黨和第一路軍代表參加第二次伯力會議。
朝方承認第一次伯力會議是吉東北滿黨代表會議,但強調“因朝鮮人民革命軍和第一路軍代表沒有參加,所以變成了只有北滿和吉東地區(qū)游擊隊代表參加的會議”。這是有悖歷史事實的。朝方將第二次伯力會議界定為“朝、中、蘇三國軍事指揮員會議”,稱是因為金日成缺席第一次伯力會議才有的第二次會議,稱“共產國際不肯放棄原來計劃,一定要召開全東北抗日武裝部隊指揮員都參加的會議,來討論發(fā)展東北抗日運動的方向,以扭轉蘇聯(lián)的困難局面”。朝方還精心編排了共產國際尋找金日成的情節(jié),稱王新林派出兩名聯(lián)絡員找金日成,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通知他參加第二次伯力會議并要他盡早轉移到蘇聯(lián)遠東整頓重編,此時病入膏肓的魏拯民還委托金日成“代表朝鮮人民革命軍同時代表東北抗日聯(lián)軍第一路軍和南滿省委參加會議?!?/p>
事實上,蘇軍召集第二次伯力會議的參會者都是東北黨和東北抗聯(lián)的主要領導者,金日成根本沒有參會資格。他在1940年10月23日率部越境進入蘇聯(lián)是嚴重違規(guī)違紀行為,越境時對即將召開的伯力會議也“一概不知”,越境后更被蘇聯(lián)邊防軍立即拘押。機緣巧合的是,當時蘇軍代表正在等待南滿黨和抗聯(lián)第一路軍代表開會,但因楊靖宇戰(zhàn)死、魏拯民病重失去聯(lián)系,一直沒有消息。王新林發(fā)出的參會邀請還被徐哲擅自越權拆看并隱瞞起來,導致南滿黨和第一路軍遲遲沒有代表前來。
1940年12月中旬,周保中偶然獲悉金日成越境被捕的消息,立即請王新林幫助尋找,并大力推薦由金日成代表南滿黨和第一路軍參會。經王新林指示,金日成于1940年12月底被送到伯力,參加正在進行的伯力會議。
按照東北黨的紀律,金日成的擅自越境行為屬于嚴重違紀。周保中在向王新林大力推薦金日成的同時,也在黨內嚴厲批評金日成犯了“不能容許”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他和北滿省委書記金策還聯(lián)名致信南滿黨領導人魏拯民(當時已經與魏拯民失去聯(lián)系),指出金日成犯了不能容許的錯誤,必須要嚴厲處分,稱無論有任何困難或原因,金日成違規(guī)越境都是不應該的,是“錯誤、直截了當的脫離第一路軍總部、放棄游擊隊支持斗爭的可能條件、不去認識全部環(huán)境、不去多準備、多設想困難克服的辦法,而采取了機會主義性質的越境辦法”。他建議,盡管金日成已經承認錯誤,但仍要予以在紀律上進行“相當的處罰”,進行“適當處分”。
金日成自1939年9月就同魏拯民及第一路軍總部失去聯(lián)系,他在伯力會議上也一再表明自己不是南滿黨和第一路軍主要領導人,沒有被授權代表南滿黨和第一路軍,更不掌握南滿黨政軍整體與具體情形。
他在與安吉、徐哲聯(lián)名提交給蘇軍代表的報告中,還專門注明“我們三人都不是第一路軍最高負責人或全權代表者”。他的報告內容絲毫沒有提朝鮮革命、黨和軍隊的問題,只是就南滿黨和軍事問題請求蘇軍代表指示。
會議結束后,金日成立即被周保中派回尋找魏拯民與第一路軍總部,準備接魏拯民到伯力。這也證明,金日成到蘇聯(lián)并非如他本人所述是受魏拯民委托,自然更不可能聽到魏拯民對他講“金司令,拜托了”。關于會議內容以及金日成在會議上的活動,朝鮮當局的敘事是嚴重偏離史實的。
4、解放戰(zhàn)爭期間的朝鮮族問題
朝鮮當局稱1942年7月成立的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為“國際聯(lián)軍”,是“朝、中、蘇三國武裝力量最理想的合作形式”,以及“朝鮮革命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的標志。朝鮮當局指出,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的成立從構想到具體設計,都是由金日成提出來的。
金日成自己也不諱言此點,并稱自己這一構想還得到蘇軍代表的高度贊賞,被認為是“適應目前形勢的最佳方案。”
朝鮮當局塑造的偉大領袖形象,是從1940年代初就以白頭山密營作為基地,南征北戰(zhàn)、領導了朝鮮全國的抗日斗爭的形象。但事實是,金日成在1940年10月23日攜妻越境后,除了在1941年春夏被周保中短暫地派到東北尋找魏拯民和第一路軍總部(1941年底返回),一直在野營待到1945年10月,未再返回東北,更沒有“多次率領小分隊挺進國內腹地”。他的活動就是在東北黨領導下接受蘇軍整訓。
俄羅斯解密檔案也記載,金日成在1924-1942年在中國東北,1942-1945年在蘇聯(lián)。整訓期間,蘇軍是將旅內朝鮮(族)人統(tǒng)一視為中國人。
朝鮮當局稱,金日成在1945年5月就制定了解放祖國的作戰(zhàn)計劃,1945年8月9日即下達“解放祖國的最后進攻的命令”并與蘇聯(lián)紅軍緊密配合最終解放了朝鮮半島。
事實上,包括金日成在內的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絕大多數人,直至9月3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仍滯留在野營駐地,并沒有投入對日作戰(zhàn)。為了參加對日作戰(zhàn),周保中不僅多次前往遠東蘇軍統(tǒng)帥部伯力,還多次給蘇軍指揮官寫信,最終引起蘇軍關注。經過緊鑼密鼓的部署,1945年9月2日,遠東蘇軍統(tǒng)帥部下達命令,要求將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中朝(族)官兵分別派到中國東北與朝鮮蘇軍占領區(qū),讓他們幫助當地蘇軍維持與建立秩序。
9月5日,周保中即派金日成以中共朝鮮工作團團員(書記為崔庸?。┡c第一營營長身份,率領工作團回國。1945年10月,在蘇軍的護送下,金日成抵達朝鮮。
另外,新中國成立之前,在中共東北黨和東北抗聯(lián)并不區(qū)分“朝鮮共產主義者”與“中國同志”。作為一個跨境民族,當時生活在中國東北的數以百萬計的朝鮮(族)移民沒有嚴格的國籍認定。
據曾任吉林省副省長的于克回憶,由于歷史隔閡與偽滿時期日本的離間政策,當時東北地區(qū)的漢族與朝鮮族之間的關系比較緊張,而且“那時在朝鮮族中,祖國和民族關系問題沒有解決,開會時打起兩個旗幟,一個中國國旗,一是朝鮮國旗(陰陽魚旗)”。
中共東北局在1945年9月末關注到這一問題,基本立場是除參加華北抗戰(zhàn)的朝鮮義勇軍,在東北的朝鮮居民一般視同中國的少數民族。吉林省、合江省區(qū)黨委,以及后面的吉林工委和吉遼省委以此方針來領導轄區(qū)朝鮮民眾。
由于民族關系沒有徹底理清,朝鮮干部的獨立情緒一度高漲。在延邊地區(qū)的擴軍工作中,還出現(xiàn)過呼吁“朝鮮民族武裝起來回國”“武裝起來自衛(wèi)鄉(xiāng)土,肅清土匪保衛(wèi)自家”的口號。
陳正人明確否定上述口號,批評對朝鮮人民族觀念的認識不透徹,批評那種不關心朝鮮人生活習慣與風俗習慣的做法。1945年10月周保中還批評了進駐延吉的抗聯(lián)朝鮮干部姜信泰,批評朝鮮干部對中國革命事業(yè)冷淡,稱“是有害的”。
1946年7月,吉林省委擴大會議上正式確定吉林省的朝鮮居民都屬于中國的少數民族,要求消除民族之間的矛盾,加強黨的領導和培養(yǎng)民族干部。無獨有偶,國民黨政府同時也頒布相同的法令,確認生活在中朝邊境的朝鮮人是中國國籍。
這就在國家層面界定了中國東北地區(qū)朝鮮民眾的國民屬性問題。1946年12月吉林群工會議上,周保中專門就民族問題做報告,重申朝鮮民眾是中國少數民族的立場,并提到朝鮮人參加東北游擊運動的功績問題,他使用的稱謂就是“抗聯(lián)里的民族部隊(朝鮮人)”:
他們在朝鮮黨解散以后,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共。中共滿洲省委各分局、特委,在政治思想上,在工作分配和督促上,對于這些朝鮮同志通常是采取嚴格、有時甚至于是苛刻的組織領導。但是這些朝鮮同志,總是積極的忠實的去執(zhí)行黨的工作?!跂|北的朝鮮革命羣眾和共產黨員,他們對于中國東北抗日民族解放的游擊戰(zhàn)爭,一直堅持到參加蘇聯(lián)紅軍消滅了日寇,強大的關東軍而解放了全東北,貢獻出光輝燦爛,可歌可泣的偉大功績。我們必須指出,這只有是在他們信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組織的領導下,并且與中國勞苦的人民結合一起才有保障的,才能發(fā)揮他們民族解放革命斗爭傳統(tǒng)精神與事業(yè),歷史證明了這一點。
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期間,東北革命根據地與北朝鮮的人員往來,尤其是朝鮮干部的往來,是很普遍的現(xiàn)象。金日成就曾派他的親信林春秋到延邊地區(qū),后者還被委以中共延邊地委副書記的職務。而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九個月間,中共東北局共計將東北地區(qū)的朝鮮族干部約500人,先后派到北朝鮮,到北朝鮮各機關里擔任主要領導職務,包括隨周保中進駐東北的姜信泰、金光俠等抗聯(lián)朝鮮干部。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還將第四野戰(zhàn)軍中兩個朝鮮(族)人的整編師交給金日成的北朝鮮政權。
不過,中朝民族關系問題還是對雙方關系造成負面影響。最著名的就是“龍井高干班”事件。龍井高干班是1947年吉林省委在東北軍政大學吉林分校設立培養(yǎng)區(qū)、營以上干部的高干班。班中成員多來自東北抗聯(lián)、朝鮮義勇軍與吉林朝鮮人解放同盟等組織。
設立高干班的本意是通過學習提高這批干部的水平,文正一、林春秋、朱德海任訓練班負責人。然而,訓練期間,絕大部分朝鮮干部被審查出歷史問題,最終有98%的人被開除黨籍。林春秋表示過反對,但無濟于事,最后金日成派人將開除黨籍的干部叫到朝鮮任用。如金東吉早年在延邊漁浪村參加革命,曾歸順日軍,1940年代又因給蘇聯(lián)人搞情報被日軍逮捕。日本投降后,金東吉到民主大同盟工作,在龍井高干班期間被開除黨籍。后來,林春秋把他領到朝鮮,安排他到南朝鮮從事游擊運動。
目前尚無資料證實這一事件對中朝關系的影響。只是至今這一問題并沒有得到整體性的平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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