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子珍只是輕輕點頭。目光望著窗外的白色世界，這位功勛卓著的老紅軍顯得格外平靜，卻又透出幾分執(zhí)拗。

誰能想到，一年前她曾興沖沖乘專機北上，北京幾乎是她念叨了一輩子的地方。1937年離開延安后，她輾轉海外、海南、上海，直到1979年，組織批準，專機從虹橋騰空，將已中風偏癱的她送進北京醫(yī)院。

那趟飛行里，她全程躺在擔架上。專機落地時，擔架直接被抬進急救車?！皼]能用腳踩一踩首都的土地，有點可惜?！彼潞笮χ貞?，但那絲遺憾很快被喜悅沖淡——她終于能到毛主席紀念堂去看一眼昔日的戰(zhàn)友和丈夫。

瞻仰那天，病床當擔架，白被單包裹著她瘦小的身體。停在水晶棺前，她哽咽得只說出一句：“主席，我來看你了?！蓖械尼t(yī)護記得，她的右手僵硬，卻還是努力舉起，想敬一個標準的軍禮。

在北京這一年，她的精神狀態(tài)明顯好轉。李敏和羅青長隔幾天就到醫(yī)院陪她說話，陪她聽廣播劇《梁祝》，偶爾也給她讀人民日報頭條。更重要的是，北京醫(yī)院的康復設備先進，電刺激、物理牽拉樣樣跟上，癱瘓的左腿能略略抬起，醫(yī)生評價“恢復超預期”。

然而，就在外界以為她會長期留京時，她突然提出返滬。李敏一時摸不著頭腦：醫(yī)療條件、親人陪伴，北京明明樣樣都好，母親為什么要走？

原因說簡單也簡單，歸納起來就兩條，卻都是旁人替不了的心結。

第一條，有情感色彩。隨她北上的，是上海市一醫(yī)院長期照料她的小分隊：兩名護士、一名按摩師、一名護工，四個人和她磨合了六年，上海話、湖南話混著說，照顧得無微不至。1979年底，這四人陸續(xù)被醫(yī)院召回?！昂⒆觽兌甲吡?，我身邊忽然生分得很。”她私下告訴李敏，自己常常連續(xù)幾晚睡不踏實，耳邊再也聽不到熟悉的“阿姐、儂好”。別小看這些日常碎片，一個久病臥床的老人，安全感往往來自身邊人微小且重復的舉動。

第二條，更現(xiàn)實。哥哥賀敏學突然來信，說上海虹口區(qū)有位老中醫(yī)專攻偏癱十余年，采用“梅花針＋內服藥酒＋拉伸旋轉”組合療法，治好過許多頑固病例。賀家兄妹情深，哥哥的話她歷來信服；加之兄妹倆多年未見面，賀子珍萌生回滬接受治療、順便團聚的想法。躺在病床上，她和李敏商量：“京城是好，只是我想再試試別的辦法，哪怕成效有限，也算對自己有個交代。”

對話進行了整整一下午。李敏理解母親的倔強，也知道母親對“病有望治”這四個字的渴盼。歷史擺在眼前：1935年長征路上，流產、彈片、失血，她撿回半條命；抗戰(zhàn)時期海島輾轉，瘧疾幾度高燒；1960年代又是車禍又是中風……對她而言，只要還有可能站起來，就值得去嘗試。

組織上再次開綠燈。按規(guī)定，曾任中央蘇區(qū)婦女部長的老干部跨省轉治，需要衛(wèi)生部、民航總局、上海市衛(wèi)生局多方協(xié)調。北京醫(yī)院派出專家做風險評估，認為機艙加壓對老人的腦血管沒有額外危險，旅程得以成行。

1980年6月，專機再次起飛。與前年不同，她提出一個小請求：“讓我在虹橋機坪上著地時用腳蹭一下?！贬t(yī)護一商量，決定把擔架放到舷梯頂端，再由兩人扶著她慢慢挪下兩級臺階。那短短幾秒，她腳掌真切觸碰到滾燙的水泥地，嘴角露出孩子般的笑。

回到上海，她住進虹口區(qū)新建的康復病房。哥哥、嫂子常來陪床，還請來那位名醫(yī)每天扎針兩次。治療進行了三個月，僵硬的左臂多了一指寬的擺幅，走路的愿望仍未實現(xiàn)，卻不能說完全無效。醫(yī)生判斷：針刺加被動運動可減輕疼痛、延緩肌肉萎縮，對她已是較理想的結果。

有人問，這趟折騰值不值？她回答得干脆：“我畢生與命運打仗，再試一次，不算奢侈?！边@話聽來豪氣，也透出一絲唏噓。

不得不說，歷經槍林彈雨的老革命在面對疾病時，比大多數(shù)人還勇敢。她要的不只是躺在優(yōu)質病房里被照顧，更要那份“自己仍能主宰方向”的掌控感——無論是選擇醫(yī)護團隊，還是選擇治療城市。

北京、上海，不過一千多公里，對常人是兩地，對她卻是兩種心境：前者象征革命記憶，后者承載親情羈絆。短短一年，她在兩座城市之間完成了一次并不輕松的位移，也順勢梳理了內心秩序：追思已故戰(zhàn)友與活在當下的自我治療，并不是非此即彼，可以依次完成。

她最終定居上海。史料顯示，直到1984年，她仍堅持每天讓護工把輪椅推到醫(yī)院花園里曬太陽，日記里偶爾提及北京：“那邊天空高，風冷?！绷攘绕咦郑銐蛲馊似烦鰺o聲的牽掛。

至于那位“偏癱神醫(yī)”有沒有讓她奇跡般站起來？答案是否定的，但她并不遺憾。她得到了更穩(wěn)固的家庭陪伴，也保留了對生命繼續(xù)交鋒的尊嚴。對她這樣一位跟時代捆綁太緊的女性來說，最終的勝利也許并不是克服病痛，而是仍然能由自己決定下一步路往哪兒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