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回望早已遠去的天津社會

2014年，我很欣喜地為我的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下稱《天津工人》）中文版撰寫了簡短的前言。該書由許哲娜、任吉東和喻滿意做了完美翻譯，并于201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鑒于該版現已絕版，我很高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決定發(fā)行新版。

雖然《天津工人》的中文版首次面世距今已近十年，但我十年前所寫的內容仍然能夠表達我認為的這本書對中國讀者可能具有的價值，因此我在此附上了稍作修訂的原版前言。

《天津工人》一書最初于1986年在美國出版，它探討了中國華北最重要的工業(yè)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階級的區(qū)域特性與生存策略。在該書英文版問世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一直希望它能被翻譯成中文，讓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人們以及對中國20世紀初社會文化歷史感興趣的讀者能夠接觸到這本書。翻譯工作耗時費力，我要向譯者、天津社會科學院和南開大學的眾多當初支持此項目的同仁，以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自該書首次出版以來，已過去很長時間，或許我應該談談我研究和撰寫此書時的一些歷史背景。

20世紀70年代初，我還是一名本科生時，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些年，正值美國越南戰(zhàn)爭和反戰(zhàn)運動的高潮，尼克松訪華和“文革”后期，人民歷史觀的興起以及女權主義要求“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受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訪華報道的鼓舞，我報名參加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國課程，渴望親眼看看當時這個美國人難以訪問的地方。（我十幾歲時獲得的第一本護照明確禁止前往中國。雖然第二本護照取消了這一禁令，但在20世紀70年代初，普通美國人獲得中國簽證仍然非常罕見。）

1975年，我短暫訪問了中國。1979年，我再次回到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研究，此時“文革”已經結束，關于改革的討論已經開始。我在天津南開大學的中國同學，有許多人是下鄉(xiāng)知青，他們正沉浸在自己的動蕩中：一方面回望自己以往的歲月，另一方面對中國以外的世界充滿強烈的好奇心。我們之間的對話所展現的開放性、辯論和變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積極參與知識交流的重要典范。

當我于1979年開始研究時，我對1949年前在天津工廠工作的男女工人感興趣：他們來自哪里，他們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樣的，他們如何應對早期工業(yè)化的艱難條件，他們是如何維持生計的，他們制定了什么樣的生存策略，以及他們產生了什么樣的政治抱負？

簡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國早期工業(yè)化的艱難條件是如何改變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變新興城市景觀的，以及他們在革命運動的興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還想探討地區(qū)差異的問題，因為當時除了上海，人們對其他地區(qū)的工人階級歷史知之甚少。

但到1979年，天津1949年前的世界早已遠去。它已被以國有工廠為主導的地方經濟取代，其中一些工廠成立于1949年之前，但如今都作為社會主義企業(yè)經營。

早期工人階級中規(guī)模較小且更不穩(wěn)定的部分，如三條石的小作坊里的鐵匠、在城市里拉貨的運輸工人，正在萎縮或不復存在。記得1949年前歲月的工人已步入中老年，盡管我有幸找到并采訪了其中一些人，但很多人已無法再受訪。

此外，在我于1979年至1981年期間進行研究時，天津所講述的故事本身也處于變化之中。三條石歷史博物館曾用于展示小鐵匠鋪中學徒所遭受的殘酷苦難，但當時已對公眾關閉，盡管仍有工作人員留守，我還是能夠查閱到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記錄簿，但似乎沒人能確定，舊的剝削和苦難故事是否已經被完整記錄下來。

三條石主要是階級斗爭的場所，還是可能是一個繁榮的小規(guī)模生產的中心而應該作為天津經濟生活充滿活力的標志受到頌揚？答案并不明確。不少人對我要調查工人階級的歷史表示好奇。我花了大量時間試圖解釋歐美學術界“自下而上”書寫歷史的嘗試，以及我對階級的探索旨在追蹤階級和階級意識出現和轉變的不均衡且不可預測的方式。

然而，盡管革命前的天津社會早已遠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發(fā)生太大變化。我仍然可以騎著自行車穿越天津各個“租界區(qū)”那“百衲被”般的地形，那里的電車軌道互不銜接，電壓也各不相同（前日本租界為110伏特，其他地方為220伏特）。

盡管三條石鐵工業(yè)區(qū)里那些老舊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狹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國區(qū)的一角縱橫交錯，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當時的一個項目就是學習每一條小巷，以了解這個20世紀初的條約口岸的社會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個十年。

如今，我從1979年至1981年認識的天津已經不復存在，它被改革時代的一波又一波變革淹沒。

建筑環(huán)境已翻天覆地：摩天大樓矗立在市中心，歷史街區(qū)被翻新成餐廳和旅游景點，工人階級社區(qū)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層公寓樓中，國有工廠也被重組和改造。即使我足夠勇敢，騎著自行車在擁擠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將不知道該往哪里轉彎。

和其他蓬勃發(fā)展的中國城市一樣，天津是一個由城市移民、金融活動、巨大財富、眾多差異、環(huán)境挑戰(zhàn)和萬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構成的復雜景觀。它無疑值得許多當代學者研究，但它已不再是我認識的那個城市。

然而，天津工業(yè)化早期出現的許多問題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城市移民網絡仍然依賴人們彼此進行互助和求職援助，城市移民與農村地區(qū)的持續(xù)聯系仍然是其生活的一個重要特征。工作場所仍然是密集、復雜且有時充滿沖突的社會關系的場所。

關于中國應該是什么、應該變成什么的公開討論仍然充斥著報紙和其他媒體。人們仍然在全球力量、國家建設項目和被激烈辯論的當地問題深刻影響的環(huán)境中過著日常生活。在這些方面，20世紀初中國工人的生活和斗爭預示著當代的景象。

我希望在《天津工人》一書中，讀者能夠窺見一個已經消失但在當今時代留下印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