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聯合國大會高級別會議周上，聯合國改革成為焦點議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與日本首相石破茂分別提出對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改革的看法，兩者立場迥異，反映了當今世界對于國際治理體系的不同愿景。

拉夫羅夫明確表示：“我們支持巴西和印度申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同一個講臺上，日本首相石破茂對聯合國的批評則更為尖銳。他直指聯合國安理會存在兩大問題：過時又無效。石破茂闡述道，聯合國成立80年來，會員國數增加了4倍，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數目一直沒有變化。

石破茂強調，“僅僅增加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是不夠的”。他提議，如果安理會新增常任理事國，那么這些常任理事國在15年內都不應擁有否決權。

中國人往往不會覺得日本有多么強大，而與中國比起來，日本確實也不怎么強大，但假如放眼世界，就會發(fā)現，日本的實力并不算弱，是因為中國太強，所以才會出現這種感覺。

因此，日本自認為有能力自行掙來“一票否決權”，但他們戰(zhàn)敗者的身份卻揮之不去，因此這次石破茂在聯大絕口不提歷史責任，就是出于這種考量，他們要淡化自己的歷史身份。

拉夫羅夫在演講中還譴責了持續(xù)分裂世界的行徑。他指出，某些勢力試圖將世界劃分為“自己人”與“外人”的行為仍在持續(xù)，主權平等原則遭到的普遍性粗暴踐踏，正在侵蝕人們對公正的信念，引發(fā)危機與沖突。

拉夫羅夫支持印度和巴西“入?！钡暮粲?，折射出俄羅斯在當今國際格局中的戰(zhàn)略考量。這一表態(tài)可被視為俄羅斯推動國際秩序多極化的努力，旨在對抗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俄羅斯在遭受西方制裁的背景下，積極發(fā)展與非西方大國關系，支持印度和巴西成為常任理事國，有助于鞏固與這些新興大國的伙伴關系。特別是在俄烏沖突持續(xù)的背景下，土耳其、印度等新興國家的支持對俄羅斯而言極為重要。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長期以來尋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希望獲得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政治地位。石破茂的批評，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對現有國際秩序既想融入又想改革的復雜心態(tài)。

印度和巴西兩國自然樂見其成，印度自認為國力強大，完全配得上一張“一票否決權”，而身處南美的巴西，則認為南美需要一個能夠代表南美諸國利益的“話事人”，而自己絕對是最佳人選。

安理會改革涉及兩個核心問題：成員構成與否決權制度。在這兩個問題上，國際社會存在深刻分歧。

關于成員構成，爭論焦點在于是否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以及如何分配這些席位。拉夫羅夫的提議強調地域代表性，主張增加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席位。

至于否決權制度，石破茂提出的“新增常任理事國15年內不享有否決權”方案，試圖在擴大代表性與維護決策效率之間找到平衡。

這一建議反映了部分國家對否決權被濫用的擔憂。芬蘭總統(tǒng)斯圖布在聯大的發(fā)言更是一針見血：“任何單一國家都不應擁有凌駕于集體意志之上的權力，否決權已淪為大國維護私利的工具?！?/p>

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改革需要得到全體會員國三分之二多數批準，并且必須獲得所有常任理事國的同意。

從政治現實看，五個常任理事國對改革態(tài)度不一。美、俄、英、法都曾表態(tài)支持印度，但一旦涉及具體操作，各國的真實態(tài)度就會顯現。美國將印度視為制衡中國的重要伙伴，但明確反對賦予新常任理事國否決權；俄羅斯支持印度，卻反對日本和德國入常。

此外，聯合國成員國中還存在著名為“團結謀共識”集團的約70個國家，包括意大利、巴基斯坦、韓國等，這些國家都反對新增常任理事國。這意味著，任何改革方案從一開始就面臨約70張反對票。

一方面，現有體系確實無法充分反映21世紀的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改革又面臨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與國際政治的現實矛盾。

聯合國創(chuàng)始人們協(xié)商確立的《憲章》原則，至今仍是國際合作的明燈，但主權平等原則遭到的普遍性粗暴踐踏，正在侵蝕人們對公正的信念。

石破茂的觀點則代表了另一種擔憂：“80年后的今天，我們必須追問：如今的聯合國是否真正履行了其最初的使命？”

一方面，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深刻變化，全球治理體系需要相應調整；另一方面，改革涉及復雜的利益重組，各方博弈激烈。

俄羅斯支持印度和巴西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立場，以及日本對聯合國“過時又無效”的批評，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現有國際秩序的缺陷。這些聲音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聯合國改革已不是“如果”的問題，而是“必須”的課題。

聯合國改革的核心困境在于：它既要反映世界力量對比的現實變化，又要避免因改革而削弱其行動效率；它既要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平等，又要承認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特殊責任。

從歷史視角看，聯合國改革的艱難進程反映了國際秩序轉型的普遍規(guī)律：制度變革往往滯后于力量對比的變化。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聯合國作為最重要的國際組織，其改革進程必然充滿曲折與反復。

未來聯合國的生命力，將取決于它能否在保持憲章精神的同時，適應21世紀的新現實；能否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同時，給予全球南方國家應有的代表性和發(fā)言權。聯合國改革不僅是一個機構調整的問題，更是國際社會能否共同應對全球挑戰(zhàn)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