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

1951年冬天，杭州。

冷風刮得臉發(fā)疼。

圖書館剛下班，一位副館長走進家門，掛上大衣，火爐還沒點著，窗戶上已經結了霜。

他叫吳其軺，四十出頭，個子不高，走路帶風，說話帶點福建腔。

那會兒單位里的人都知道他“底子復雜”，可沒人知道他真正的來頭。

誰能想到，這個在浙江之江大學圖書館里搬書、查目錄的副館長，幾年前還在美國西點軍校航空分校受訓，是臺灣空軍中校。

再往前推——他是飛虎隊的老兵，戰(zhàn)時駕駛P-40戰(zhàn)機，穿越駝峰航線，幾次從日軍炮火下逃命。

可就這樣一個人，回到大陸沒幾年，父親被槍斃，自己也被以“潛回大陸的特務”罪名送進了勞改農場，一關就是二十年。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從一封信說起。

1949年，吳其軺剛從美國進修回來，駐臺服役，按說仕途正旺。

可那時候臺灣局勢緊張，誰都知道，局部勝敗已定，大勢難違。

他接到一封由香港帶來的信，是父親托人寫來的。

信不長，只勸他“葉落歸根”，說“國民黨如落日之陽”，新中國已成氣候。

那句“我兒見信如面”，多年后他還記得一清二楚。

他猶豫了幾個月。

臺灣那邊已經在防人起義，連油料都按死了，哪里還敢飛回大陸。

他找了個機會，搭上美軍朋友的飛機，從臺北飛到香港。

再通過地下組織，一路北上。

到北京那天，是個陰天。

他穿著風衣，帶著些美元和幾本資料，心里想著：回來就好好干，別給家里人丟臉。

可他高估了現(xiàn)實。

南苑機場安排他做后勤，連飛機都不讓靠近。

同事背后議論，說他是“國民黨飛過來的人”，還有人給他起外號“吳特務”。

后來主動申請離開部隊，被調到杭州圖書館。

任務輕松，日子安穩(wěn)，就想著混個平靜的晚年。

但那年冬天，三反五反運動開始。

父親被定罪，說是“反動地主分子”，理由之一是“兩個兒子都是國民黨軍官，曾參與圍剿紅軍”。

吳其軺趕回老家，連尸首都沒見到。

回來沒多久，自己也被帶走了。

拘留室里，他第一次聽到“潛回大陸的特務”這頂帽子。

他解釋，說自己是主動回來的，有組織介紹信。

審訊的人說他“掩蓋身份”“不老實交代”，還說：“你爸都判了，你以為你能脫得了？”

1954年底，他被判勞教，送到西南某地礦山。

那是個關押“特殊分子”的勞改農場，山里濕氣重，冬天冷得骨頭疼。

每天凌晨四點起床，挖礦、推車、打石頭，每天做滿十小時。

他英語好，被安排做外方設備的翻譯，白天干活，晚上翻資料。

有人問他：“你不恨嗎？”他說：“我自己選的?！?/strong>

這樣的日子過了二十年。

1974年，他被釋放，回到杭州，沒人愿意收留。

圖書館早就換了人，空軍那邊也沒人敢管。

他靠蹬三輪車維持生活。

清波路那家針織廠給他開了個活，每天拉貨裝車，一車600斤，他一天跑四五趟。

有人認出他，說：“這不是原來那誰嗎？”廠里年輕人不信，說：“他？飛虎隊？拉貨的？”

1980年，冤假錯案開始平反。

有一天，浙江大學來人找他，說組織上考慮到他身體還行、英語不錯，問愿不愿意去地礦系做標本員。

他點頭，說：“可以?！?/p>

那年他已經快70歲。

他在浙大干了十幾年，做得很認真。

標本標簽全是中英對照，寫得一絲不茍。

他從不提過去的事。

辦公室墻上掛著礦石剖面圖，抽屜里放著一本褪色的筆記本，上面用英文寫著：“Flight Log 1943–1945”。

同事問他：“你以前真是飛虎隊？”他笑笑，說：“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直到2005年，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有人整理資料時翻到他的名字。

記者、學者、軍方相繼上門。

中央軍委補發(fā)了抗戰(zhàn)紀念章。

那天，他穿著老式中山裝，坐在家門口，眼圈紅了。

他沒說話，只是把那本筆記本遞給來人，說：“我就留了這個?！?/p>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叫他“吳特務”。

戴自更主編，《飛虎隊全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

何炳棣，《抗戰(zhàn)親歷記》，三聯(lián)書店，1995年

李濤，《近代中國空軍檔案選編》，軍事科學出版社，2006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飛虎隊與中美空軍合作紀實》，文史資料出版社，1999年

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zhàn)爭實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