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聶曦遺孀高秀娟向臺灣申請補償金被拒：聶曦是叛亂，不補償。
那年她二十三，丈夫聶曦白襯衫，手被反綁，槍頂著后背，臺北馬場町，刑場上就那么走過去了，身邊沒幾個人跟著，她肚里的孩子還沒出來，月子都沒坐，腿都是軟的，人站著像飄，就坐在看守所外面那張破木椅上，消息傳過來，聶曦，沒了，人就這么沒了，剩下她，等，眼睛就盯著天，頭也不回，別人勸，沒用，她就是一根筋，覺得這事冤，總得有個說法。
這一等就是四十多年，從1951年到1999年，信一封接一封地寫，門一扇接一扇地敲，高秀娟就認準一句話，“我等一張紙”，不是圖錢，就是想給丈夫一個清白，結果等來的回信就六個字，“叛亂罪不賠償”，信退得也干脆，再沒人搭理，她就繼續(xù)申訴，上訴，官司來來回回跑了多少趟，什么補償基金會，監(jiān)察院，信年年寄，年年石沉大海。
一直拖到2010年，她都八十歲了，腿腳不利索，頭發(fā)白得刺眼，這一年總算聽見一句人話，“你說得有道理”，臺灣的司法院松口了，承認以前的法律有問題，舊案子應該賠，她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以為這輩子總算熬出頭，簽字，蓋章，領賠償金，都準備好了，可又是一句話砸下來，“你丈夫已經(jīng)過世，案子不能重審”，她當時就坐在那兒沒動，旁邊人還以為她要犯病，其實她就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心里跟明鏡似的，這輩子，是等不到了。
她要的真不是錢，就是要一個認錯的態(tài)度，臺灣不是天天講什么轉型正義嘛，八十年代那會兒，民主化喊得山響，可你真要去問，那些死掉的政治犯，有幾個摘掉帽子了，有幾家拿到補償了，答案很簡單，大部分都沒有，1959年的賠償法寫得清清楚楚，政治犯，不賠，管你是被冤枉的還是怎么的，只要給你扣個“通匪”“叛亂”的帽子槍斃了，一律不賠，高秀娟后來才知道這事，她就問，“那當年殺我丈夫的時候，不是說他違反國家法令嗎，既然是國家錯了，現(xiàn)在怎么又不能賠了呢”，沒人回答她。
到了2000年以后，搞了個什么平反基金會，說要為歷史錯誤道歉，可這玩意兒只管還活著的，坐過牢的，像聶曦這種直接被槍斃的，家屬想平反，還得自己拿出新證據(jù)，這都過去幾十年了，檔案早燒了，證人也走了，當年的信紙都讓老鼠啃了，上哪兒找新證據(jù)去，這不明擺著刁難人嗎，高秀娟跑遍了所有機關，翻舊報紙想找人證，可誰還認這事，最后一句話就是，“證據(jù)不足”，她就反問，“我丈夫當年到底為啥被殺，誰能給我個說法”，還是沒人理她，她到死都沒聽到這句話。
嘴上說著“民主社會”，這種案子根本沒人敢碰，2009年兩岸簽了個司法互助協(xié)議，說要處理歷史遺案，她又跑去陸委會問，想著大陸那邊能不能幫上忙，結果人家一句話就把她打發(fā)了，“政治案件不屬于協(xié)議范圍”，她連口水都沒喝，轉身就走了，臺大的王曉波教授當時就說得很直接，“六張犁那片墳地，埋著的都是制度的傷疤”，可這些傷疤沒人愿意揭。
2010年她走了，身上沒什么大毛病，就是那股精氣神沒了，她兒子聶守仁收拾遺物，翻出來一個舊布包，里面就一封信，一張照片，一個本子，信是聶曦被抓前寫的，沒來得及寄出去，信里讓他媽好好帶孩子，照片是1950年照的，一家三口，還是照相館的布景，那個本子上，就記著每年申請失敗的記錄，一年又一年，他把這些東西都收好了，說不上是為了打官司，賠償啥的早就不重要了，就是把這個“故事”留下來。
轉型正義喊了二十年，聽證會也開了不少，也確實把當年幾個抓人的軍官拉出來審了，可從頭到尾，就沒給那些“已經(jīng)死了的”一個交代，一直到2023年，轉型正義委員會都解散了，補償法也沒動靜，好多家屬連申請表都還沒填完，通知就下來了，“已經(jīng)過了時效”，這一套流程走下來，誰都看明白了，臺灣的民主就是嘴上說說，一碰到真正的歷史問題，就集體裝聾作啞。
她太渺小了，小到法院記不住她，政治家不敢碰她，整個社會也沒人想聽她的故事，她就這么撐了一輩子，就為了那張紙，不是為了錢，就是一個說法，到最后也沒拿到。
“我爸去世，沒人給個說法，但我得記著”，聶守仁不申訴了，他知道那條路走不通，他開始做別的事，他去找父親在大陸的那些戰(zhàn)友的后代，去翻那些發(fā)黃的舊檔案，用打字機一個字一個字把資料敲出來，不是為了贏官司，也不是為了那點賠償金，就是怕他父親這個名字，以后再也沒人提了。
他沒贏，可他還在扛著。
一個兒子，一個寡婦，一場沒人管的案子，撐到最后的，不是什么法律，也不是什么政策，更不是什么制度，就是那張照片，那封信，還有那塊墓碑，法律只管程序，它管不了人心，政治怕惹麻煩，它不想碰過去，整個社會文化都選擇沉默，懶得管這些閑事，高秀娟是沒拿到那張紙，聶守仁也沒能為他父親洗清冤屈，但他們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沒讓這件事，被徹底埋了。
所有路都堵死的時候，記憶還在，別人可以假裝不知道，他不能，因為那是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