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陳述內(nèi)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jié)尾

那天的論壇原本很平常，一切照舊。

直到一個英國教授開口，說了一句讓全場安靜下來的話。

“為什么四大文明古國中，今天只有中國的文明還在？”

沒人想到，他會這么問。

也沒人準備好回答。

場面一下就變了。

印度代表皺著眉頭，反問得很直接：“我們不還在嗎？”埃及代表甚至沒看他說話，只是冷笑了一下，像是在說——你們懂什么？

可這句話并不是挑釁，更不像是看不起誰。

說到底，這問題背后，有一層沉甸甸的歷史現(xiàn)實。

那天在北京，天灰蒙蒙的，空氣里帶著一點初秋的涼意。

論壇設在國家圖書館旁邊的一處會議中心，樓不高，院子里種了幾棵老槐樹。

坐在臺上的，不只是中國學者，還有來自印度、埃及、伊拉克、法國、美國的幾十位專家。

主題是“古文明與當代國家認同”。

按理說，是個比較學術(shù)的議題。

可教授馬丁·雅克的那句話，像是一塊石頭，砸在了幾千年的歷史上，激起一片沉默。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先說說這句“四大文明古國”從哪來的。

很多人以為這是個國際共識，其實不是。

這套說法最早出現(xiàn)在晚清時期，梁啟超1900年寫的一首詩里提到過：“四大文明古國，唯我獨存”。

那時候中國剛經(jīng)歷完甲午戰(zhàn)爭，民族危機嚴重，不少人開始追問：中國到底是誰？

于是，一些學者開始強調(diào)歷史的連續(xù)性。

說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且唯一一個延續(xù)至今的。

這種說法，后來被教材采納，被大眾熟知，但嚴格來說，它不是國際學界的標準表達。

那其他三個是誰？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

先看巴比倫。

它的文化中心在今天的伊拉克一帶。

早在公元前18世紀，漢謨拉比法典就已經(jīng)寫在石碑上了。

可惜，這片土地在歷史上幾度戰(zhàn)亂，文明中心早已遷移。

楔形文字沒人再用了，蘇美爾語也徹底消失。

現(xiàn)在伊拉克的官方語言，是阿拉伯語。

金字塔、法老、象形文字，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

但真正的古埃及語，在公元4世紀左右就沒人再說了。

后來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輪番統(tǒng)治，今天的埃及人雖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但跟圖坦卡蒙時代的文化，已經(jīng)沒有什么聯(lián)系。

就像考古學家說的：“我們是在挖他們的過去，但不是他們的現(xiàn)在。”

印度的情況復雜得多。

古印度文明確實延續(xù)了不少傳統(tǒng)，比如《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這些史詩一直在流傳。

可自從莫臥兒王朝之后，外來統(tǒng)治、殖民影響、宗教分裂讓印度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尤其是語言。

古代的梵文現(xiàn)在基本只在宗教儀式和學術(shù)研究中使用，日常生活中，大家講的是印地語、泰米爾語、孟加拉語甚至英語。

那會兒馬丁·雅克還舉了個例子。

他說，他曾去印度參加一個文化節(jié)，主持人全程講英語，連介紹《摩訶婆羅多》都是用英文講的。

他問一個印度學生：“你讀得懂原文嗎？”對方搖搖頭，說：“我會背，但不懂意思?！?/p>

這時候，就有人問了：中國怎么就“沒有中斷”呢？

其實也不是沒中斷過。

戰(zhàn)亂、割據(jù)、外族入侵，這些中國也都經(jīng)歷過。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清朝是滿族人掌權(quán)的。

但不一樣的是，入主中原的這些政權(quán)，反而主動學習、繼承了漢文化。

他們照樣用漢字，照樣修《二十四史》，科舉照開，宗廟照拜。

甚至連皇帝的謚號、年號、祭天儀式都按照舊制來。

中國的書寫系統(tǒng)從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一脈相承，從沒斷過。

今天小學課本里還能看到《論語》《孟子》，用的還是兩千多年前的語言。

即便有人不認同這些思想，但對這套文化系統(tǒng)，始終是熟悉的。

這不是偶然。

中國的歷史書寫，是連續(xù)的。

哪怕改朝換代，新政權(quán)也要把前朝的歷史寫進正史。

比如《史記》《漢書》《舊唐書》《新唐書》《明史》這些，從來沒有斷代。

每一部書，都在為這個文明“接力”。

還有一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1930年代，日本全面侵華前后，清華大學歷史系做了一次課程調(diào)整，把“通史”課時擴充了一倍，理由是：“讓學生知道，他們是從哪來的?！?/strong>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動作，其實構(gòu)成了一種文化自覺——哪怕動蕩、哪怕戰(zhàn)爭，始終有人在努力保存這套文明的“根”。

當然，也不是說中國就沒有文化危機。

鴉片戰(zhàn)爭后，整個國家被迫接受西方現(xiàn)代制度，很多傳統(tǒng)都被質(zhì)疑、被打破。

但即使在最激烈的變革中，像魯迅、錢穆、陳寅恪這樣的人，依然在用漢語寫書，用古文思考問題。

這就和其他古文明不太一樣了。

不是說中國更好，而是說中國的文明選擇了“吸收”而不是“拋棄”。

而這種吸收，是在不斷的斗爭中完成的。

論壇結(jié)束時，有個日本學者小聲說了一句：“其實我們以前也學中國的制度、文字、禮儀。

后來變了?！闭f這話的時候，他低頭看著會議資料，語氣平靜，但聽得出那是一種遺憾。

自那以后，馬丁·雅克的那句話在學界引發(fā)了不少討論。

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有一個事實沒人能否認：目前為止，在曾被稱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國家中，只有中國的文化系統(tǒng)還在被日常使用。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

薛涌，《文明的邊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認同》，山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余英時，《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錢穆，《國史大綱》，中華書局，2002年。

陶希圣，《中國文化的生命力》，中華書局，1993年。

馬丁·雅克，《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

《文摘報》，2008年3月9日，《“四大文明古國”說法不規(guī)范》。

新華網(wǎng)，2021年10月14日，《馬丁·雅克：為什么說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