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jié)構(gòu)上看，《伯夷列傳》大致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從開頭的“夫?qū)W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起，提出“讓”和“隱”的話題。所謂讓，就是在王位繼承過程中，有資格繼位的兄弟們互相謙讓；所謂隱，就是逃隱，意思是逃避和遠離政治，歸隱山林。第二部分從全文引用的一篇古老的伯夷叔齊傳記入手，對伯夷、叔齊兩位不吃周王朝糧食的隱士，展開討論。最后的第三部分，再回到第一部分的讓和隱，以“道不同，不相為謀”開始作解答。

在這個由三部分組成的結(jié)構(gòu)中，位于中間部分的伯夷叔齊故事，尤其是司馬遷由此生發(fā)的感慨，某種程度上像是一個波瀾起伏的插曲，倒是《伯夷列傳》一頭一尾兩個部分，先開后合，互相照應(yīng)，回答了一個直接關(guān)系到《史記》列傳一體主題的重要問題，就是：列傳開卷，為什么要主推隱士？

大家知道，司馬遷的時代，經(jīng)過改造的儒家學(xué)說，已經(jīng)成為西漢讀書人知識系統(tǒng)的主干部分。認為六經(jīng)記載的一般都是可信的史料，這樣的觀念，當(dāng)時已經(jīng)流行。所以《伯夷列傳》一開頭強調(diào)的，就是讀書人即使書讀得再多，總還是要從“六藝”中尋求可信的史料——這里的“六藝”，就是通常所說的儒家六經(jīng)：《詩》《書》《易》《禮》《樂》《春秋》。

司馬遷從六經(jīng)（準(zhǔn)確地說，是從雖然已有缺失，但仍保留了相關(guān)記載的《詩經(jīng)》和《尚書》）里找出的，是上古時代，帝王王位更替的經(jīng)典傳說——發(fā)生在堯、舜、禹之間的所謂禪讓。順著讓賢的話題，司馬遷提到了著名的隱士許由。

說是有一種說法，堯原本曾把天下讓給許由，許由卻不愿意接這個班，還以接班做帝王為恥，就逃出去做隱士了。許由故事的來源，《史記》里沒有寫，今天我們可以知道，它最早的出處，是《莊子》的《讓王》篇。但《莊子》里還沒有許由“恥之，逃隱”一類的話；《史記》出現(xiàn)那樣的逃隱場景，司馬遷應(yīng)該另有所本。而使故事變得更為生動的，則是從晉代皇甫謐寫的《高士傳》開始的?！陡呤總鳌防锏脑S由，最“拉風(fēng)”的行為，是所謂的洗耳。據(jù)說堯后來再次邀請這位許先生出山，任九州長，這許由因為不愿聽到這樣的消息，而特意跑到隱居地附近的潁水邊，洗自己的耳朵。今天看來，這許由實在是太會做秀了。

除了許由，出現(xiàn)在《伯夷列傳》第一部分里的，還有據(jù)說是夏朝人的卞隨和務(wù)光。這兩位的名字，現(xiàn)在可以見到的，最早也是《莊子》的《讓王》篇，其中記載著卞隨和務(wù)光這兩位賢者拒絕成湯讓出王位的故事。說是成湯伐滅夏桀前，曾經(jīng)分別和卞隨、務(wù)光商量具體方案，都被他們婉言拒絕了。成湯伐夏桀成功以后，又很謙讓，先后邀請卞隨和務(wù)光做老大，結(jié)果出乎意料，認真的卞隨和務(wù)光竟先后投水自殺了。這故事和上面的許由洗耳一樣的別致，而更顯離奇曲折，連司馬遷這樣喜歡傳奇的史家也沒有引錄，反而懷疑：像許由、卞隨、務(wù)光這樣的事跡，為何不見于六經(jīng)，而被人廣泛傳誦呢？

司馬遷是位十分重視實地勘察的歷史學(xué)家，他從文獻角度發(fā)生的對許由故事的疑問，在他親自登上傳說是許由隱居的箕山，發(fā)現(xiàn)山上有許由墓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答；不過，他在箕山“有許由?！本淝?，加了一個“蓋”字，表示無法肯定墓主的真實身份，可見懷疑終究沒有解決。甚至接下來他舉孔子曾詳細稱說吳太伯、伯夷一類的古代圣賢的例子，目的也是更強烈地重復(fù)他的疑問：既然同樣是有高尚道義的先賢，有關(guān)許由、務(wù)光的文字，在儒家典籍里卻不能見到一點梗概，這是為什么呢？

司馬遷的疑問，在兩千多年后，有學(xué)者給予了雖然是部分卻比較合理的解答。

近代大學(xué)問家章太炎認為，許由其實就是上古傳說系統(tǒng)中的皋陶。理由主要有兩條：第一，皋陶在古代有兩種寫法，而在《漢書》的《古今人表》里，許由是寫作“許繇”的，這個人名中的“繇”，跟皋陶的第二種寫法“咎繇”的“繇”，字形完全相同。第二，根據(jù)《史記·夏本紀(jì)》的記載，皋陶的后代，有一部分被封在一個叫許的地方。而古代確有一種習(xí)慣，用后代封地的地名，作為祖先的姓氏。就比如殷商時代人稱自己的先祖契叫殷契，所以同理可以推定，因為后代封在許，后人就稱咎繇為許繇。后來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系的楊寬教授，在他寫的《中國上古史導(dǎo)論》一書中，進一步發(fā)揮章太炎的意見，從音韻學(xué)的角度證明，皋陶、許由其實是同一個神。

許由等人的話題，因為文獻不足，司馬遷最后只能放棄，而轉(zhuǎn)向為尚存一點材料的伯夷、叔齊等人在《史記》里列傳。不過，無論許由甚至伯夷、叔齊的事跡如何隱晦或簡略，通過司馬遷的描述，我們大致可以了解，《伯夷列傳》開頭部分和第二部分介紹的，其實都是一些上古或三代跟謙讓和歸隱這兩個主題相關(guān)的品行高潔的人。

那么，到了《伯夷列傳》的最后，司馬遷又是如何運用首尾照應(yīng)的辦法，回答那個令讀者迷惑的問題——列傳開卷，為何要主推隱士？

他再次回到了《論語》。在《伯夷列傳》的倒數(shù)第二段里，他先后三次引用了《論語》里的說法。

首先，他引《論語·衛(wèi)靈公》里“道不同，不相為謀”一句，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而引出第一個結(jié)論：做人最重要的是“各從其志”，也就是人各有志，每個人都應(yīng)該獨立地按照自我內(nèi)心的志向做人做事。然后，他又引了《論語》的《述而》篇里的一段話，說明任何人的選擇，都受到現(xiàn)實條件的制約。那段話，就是“富貴如可求，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意思是如果富貴可以求得，那么即使拿著鞭子當(dāng)車夫，我也愿意干；如果富貴無法求得，那還是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最后，他引了《論語·子罕》篇里一段名言：“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蓖ㄟ^具有高度畫面感的抒情場景，讓讀者感知到一個通過類比而得出的道理：唯有整個世界都淹沒在渾濁之中，品行干凈的人，才會凸顯出來。

那么，《伯夷列傳》的這倒數(shù)第二段里的最后一句，“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是什么意思呢？

這句話歷史上有很多學(xué)者作過不同的解釋。比較下來，清代著名學(xué)者顧炎武的解釋，最合乎邏輯。他說：“其重若彼，謂俗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睋?jù)此我們把司馬遷的原話“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就是：“難道不是因為一些人那樣地重視富貴，才顯出另一些人這樣地輕視富貴嗎！”而“這樣地輕視富貴”的這“另一些人”，聯(lián)系上面“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一句，自然就是指那些“清士”，也就是品行干凈的人。

司馬遷也許和所有品行干凈的人一樣輕視富貴，但他絕對不輕視個人的名聲。在《伯夷列傳》的最后一段里，同樣出自《論語》的一句話，引出了他的無限感慨，那就是跟“道不同，不相為謀”同出于《論語·衛(wèi)靈公》篇的“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的意思，是君子是非常擔(dān)心到死還名聲不為人所知的。他引用同時代的賈誼寫的《鵩鳥賦》里的話，羅列了人生的四種典型的生活方式，就是貪心的人為財喪命，功烈之士為名譽犧牲，夸耀權(quán)力的人為爭權(quán)奪利而死，大眾百姓無物可求只求活著，而實際想“點贊”卻沒有明說的，只有“烈士徇名”這一種。言下之意，是個人的名聲比生命更重要。

但他也知道，個人名聲的獲取與傳揚，不是自己、尤其是地位低下的讀書人所能控制的，所以他又開啟了他喜歡的引用模式。這回是從儒家六經(jīng)之一的《周易》里引了兩句格言，一句是“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一句是“云從龍，風(fēng)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這兩句格言，第一句是跟前面引的“道不同，不相為謀”作對照，再度說明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第二句是說，云追著龍而動，風(fēng)隨著虎而來，只有圣人出世，萬物才會隨之顯露。司馬遷引用這兩句出自《周易》的格言，實際要表達的，是接下來以伯夷、叔齊和孔夫子的高足顏回做例證，而生發(fā)的那一番感慨。他說：你看，盡管身處窮鄉(xiāng)僻壤的隱士，進退都如此地合乎時宜，但是，他們往往還是聲名埋沒，不為人知。真是可悲??！

《伯夷列傳》寫到這里，似乎已經(jīng)把司馬遷想表彰的清士、隱士，也就是品行干凈、遠離富貴的人，逼進了一條充滿生存困境的死胡同。所以最后的結(jié)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好像是突然反轉(zhuǎn)了，他說：“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普通小巷子里生活的人，想要通過修煉個人的德行，來獲取名聲，除非攀附高高在上的名流，又怎么可能名傳后世呢？

什么情況？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里主推隱士，最后的結(jié)論，居然說隱士和普通人想要流芳百世，得靠攀龍附鳳，巴結(jié)名流？果真如此，那前面強調(diào)的“各從其志”的獨立人格，又到哪里去了呢？

古往今來，很多人都很疑惑，司馬遷為什么在《伯夷列傳》的最后，要寫這么一段有點古怪的話。我開始也不理解。后來讀到清華大學(xué)張國剛教授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司馬遷感慨什么——讀〈史記·伯夷列傳〉》，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張教授解釋《伯夷列傳》最后部分的文字，首先是把“附青云之士”解釋為得到名人的推揚，同時他認為司馬遷在這里表達的，除了字面的意思，還隱含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當(dāng)普通人得不到像孔子那樣的名人推揚的時候，史家的歷史書寫，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們把張教授的解釋再推論一下，那就是司馬遷有可能是用一種正話反說的獨特方式，表示歷史學(xué)家在為什么樣的人樹碑立傳，使其流芳百世方面，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話語權(quán)。而上古和三代的隱士，因為品行高潔，行為特異，符合《史記》設(shè)定的列傳選擇主旨中被列在第一位的“扶義俶儻”，但有關(guān)他們事跡的史料，又十分容易散失，所以《史記》七十列傳開卷第一篇，司馬遷動用了史家特有的話語權(quán)，主推他們。

從這樣的視角看，清代學(xué)者何焯在《義門讀書記》里說，《伯夷列傳》是《史記》七十列傳的一個凡例；章學(xué)誠在《文史通義》里說，《伯夷列傳》是“七十篇之序例”，都可謂意味深長。

◎本文來源：“中華書局1912”《眾生：〈史記〉的列傳》（作者：陳正宏），文章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