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復旦大學講課的那天，愛德華·路易穿簡單的白T恤和灰色牛仔褲，腳上的白色運動鞋有些舊了。他和法語系的學生們坐在一起，看起來是他們中的一員，這個仍帶著校園氣的年輕人在法國出版社編輯的形容里：“他是全法文藝圈在討論的話題作家?！彼跉W洲文學史的坐標系里討論自傳式寫作的經(jīng)驗，把課堂變成“一個人的文學史”獨白劇場。很難想象這個口才很好的年輕作家16歲之前生活在和文學絕緣的世界里，身邊沒有巴爾扎克、左拉和普魯斯特的書，也沒有讀書的人。

他在復旦的課程比原定時間翻倍，學生們傾訴他的代表作《和愛迪做個了斷》怎樣喚起他們的青春期記憶。當教室里的人群散去，愛德華·路易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們告訴我，從小地方到大城市的感受是相通的，法國故事就像發(fā)生在身邊。其實，我在他們這個年紀，中國導演賈樟柯給了我同樣的沖擊和啟發(fā)。那時我剛到巴黎，在中國電影里看到一群年輕人經(jīng)歷過和我類似的困惑和逃離。這些電影和安妮·埃爾諾的作品、迪迪?！ぐ＠锱畹纳鐣W著作，共同促使我開始寫作，我要寫下我的故事?！?br/>

重拾法國文學中斷的傳統(tǒng)

愛德華·路易正在重讀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他著迷于小說里的老女仆弗朗索瓦絲，普魯斯特很細膩地刻畫她，這個瑣碎、矛盾又情感豐富的老太太，也是作家本人最喜歡的人物。愛德華·路易敏銳地指出，縱然《追憶逝水年華》被公認為“一曲沒落貴族的挽歌”，“底層”在閉塞的貢布雷小鎮(zhèn)里是存在的，也是被看見的。作家?guī)е楹秃酶?，描繪以弗朗索瓦絲為代表的仆人和勞動者，通過他們的視角看到上流社會的墮落和崩塌。

他試圖討論普魯斯特從前和之后、跨越兩個世紀的法國文學傳承?！霸诎蜖栐?、雨果和左拉的作品里，我們反復讀到作家對貧富懸殊、對社會結(jié)構(gòu)不公的關(guān)切，他們寫社會的方方面面。普魯斯特用心觀察著仆人的生活，他關(guān)心他們，不會在小說里把這個人群屏蔽掉。但是，經(jīng)過20世紀的兩場戰(zhàn)爭，法國主流社會和知識階層似乎怕極了‘貧困’‘階層’‘變革’的議題，它們從公共討論中消失，法國文學的這支重要傳統(tǒng)就這樣中斷。自從1960年代以后，整個法國文壇大概只有一個人還在堅持寫窮人，寫困苦的產(chǎn)業(yè)工人和破產(chǎn)的農(nóng)民，寫大都市之外的蕭條鄉(xiāng)鎮(zhèn)，寫整個社會越來越固化的結(jié)構(gòu)，這就是安妮·埃爾諾?！?/p>

愛德華·路易寫處女作《和愛迪做個了斷》時，有意識地學習埃爾諾的風格，也得到她的鼓勵。談到自己的“文學伯樂”，他在感激之余，更多表達為她不平的憤怒：“法國之外的讀者并不了解，過去的幾十年里，埃爾諾就像法國文壇的一座孤島，她既是孤獨的，也是被孤立的。即使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然被法國評論圈奚落。很多外國讀者認為我寫出了法國不被公眾了解的另一面，評價我‘續(xù)上了左拉以后失傳的法語文學傳統(tǒng)’，其實，我只是遲到地站到安妮·埃爾諾的身邊?！?br/>

“鄉(xiāng)親們恨我”

他說，他和埃爾諾都是“不受歡迎的人”，埃爾諾被文學評論界排斥，他被鄉(xiāng)親嫌棄。初三那年，他通過中學畢業(yè)會考，考到省會城市一所以戲劇為特色的高中。他家里沒有人參加過中學會考，在他長大的村里，除了小學老師和村長家的孩子，沒有人參加中學會考，縣中的孩子們按部就班地進入學區(qū)高中，或者16、7歲進廠做工，這在2000年以后的法國邊遠地區(qū)仍是常態(tài)。

“我在進高中之前，沒聽說過普魯斯特和安妮·埃爾諾。我家里沒有書，學校里沒人讀書，能讀到巴爾扎克和雨果的孩子不會在我讀的中學。在我的家鄉(xiāng)，讀書是特權(quán)。我的家人，家里親戚，以及小學和中學的同學——沒人讀我的書。他們通過社交網(wǎng)絡(luò)聽說我寫了小時候的事，寫了村里的生活，他們因此恨我?！?/p>

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愛德華·路易常常帶著急切和迫切感，會用許多短促的排比句，然而說起過往作品在家鄉(xiāng)的遭遇，他有些低落?！斑@是寫作者不得不面對的悖論。大城市的人們對我逃離的那個世界一無所知。一家人會因為沒錢斷炊，吃不上飯，幾個孩子擠不到5平方米的房間，老人收養(yǎng)流浪狗為了取暖……人們不知道也不談論現(xiàn)在的法國還存在這樣的生活。鄉(xiāng)村遠離城市，遠離時代變化，窮人被放逐在21世紀的時間進程之外。我寫《和愛迪做個了斷》和《誰殺了我的父親》，發(fā)出窮人階層內(nèi)部的聲音，講出真實的貧窮。但我很快發(fā)現(xiàn)，窮人不想被看見，他們被富有者的偏見規(guī)訓，認為貧窮是個體的錯誤，是命運的偶然。他們寧可不被看見、不被討論，那就沒有犯‘貧窮’的錯。窮人被困住了，被盲目地困在集體的悲劇中，窮人因為討論貧窮而感到羞恥。”

哪有勝利可言，唯有不斷見證

“悖論”，這是愛德華·路易反復提到的詞。

他6歲時在作文里寫“夢想帶著母親遠離父親”，現(xiàn)實相反，母親以勞動婦女的決斷力和堅忍，獨立出走，她的中年自救改變了他的寫作。一說到母親，愛德華·路易眼睛里都溢出笑意，他不厭其煩地把《一個女性的抗爭和蛻變》里寫到的細節(jié)再次繪聲繪色地講一遍。他缺乏拯救母親的行動力，反而是母親不被磨滅的生命力感染了他。

“在我們家，媽媽是被剝削最多的人，丈夫和孩子剝奪了她的20年。但她沒有淪為受害者，她給自己做決定，重新為自己活一次。給媽媽寫這本書之前，我的寫作是很掙扎的。我找不到屬于自己的語言，我從小相伴的鄉(xiāng)巴佬法語骯臟、粗暴，這是傷害我的語言；我在高中以后學會知識分子的法語，它時刻提醒我是闖入者，這是排斥我的語言。寫《和愛迪做個了斷》，我感到自己被兩種相斥的語言撕裂，我的寫作是出于痛苦、羞恥和恨意。直到我開始寫媽媽的故事，我發(fā)現(xiàn)可以為了快樂而寫，我看到幸福、溫柔和愛在文字里的模樣?！?/p>

他曾認為父親是他和母親的噩夢，但現(xiàn)在，父親是一個受過嚴重工傷、滿身傷病、生活在邊城的老人。提起父親，愛德華·路易抬手捂住眼睛，沉默片刻，他挪開手掌時，眼圈紅著，無名指不著痕跡地抹掉眼角的淚。

逃離家庭多年以后，他逐漸看清父親同樣是暴力的受害者，就像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總結(jié)，被剝奪了資源和視野的無產(chǎn)者，只能從健康身體的“陽剛氣概”中獲得虛幻的力量感。底層塑造的“大男人”是一場愚昧的瘟疫，制造循環(huán)的貧窮和悲劇。父親隨波逐流地做了陽剛的“狠人”，重復父輩的人生。愛迪缺乏、甚至無法扮演“男子氣概”，被視為異類和失敗者，飽受霸凌的孩子逃離家鄉(xiāng)，變成愛德華·路易，也因此成為掙脫泥淖的“階層叛逃者”。

他越來越遠離往日封閉的小世界，看到更復雜也更悲哀的法國社會圖景，現(xiàn)在他意識到：“我不是叛徒，不是復仇者，也沒有什么勝利可言。我只是僥幸完成身份的遷徙，階層的變遷和移民是類似的。像我這樣跨越了邊界的人，有機會看到更豐富的社會光譜。我的使命是在這個流動的社會中做一個見證者，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寫我的故事、父母的故事、身邊的故事、家鄉(xiāng)的故事，直到人們看到藏在這些故事后面的真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