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25年的秋光漫過申城，上海市作協(xié)主辦的“上海寫作”計劃，再次以文學的名義，邀請來自世界四大洲的多位作家相聚上海。這場相遇，不只是一次深度城市探訪，更是一次心靈與文字的碰撞。

上海的煙火與詩意，成了他們共同的靈感來源：豫園的青瓦、老裁縫的蘇繡、弄堂的中西合璧、街頭陌生人的善意都被寫進詩行；而中國文化的靈光——漢字的形意、古詩的凝練、自然的詩意，更讓他們找到跨語言的共鳴，讓東西方文化在筆下相遇。

遇見上海

煙火與詩意交織

上觀新聞：各位遠道而來，有的是首次踏上上海的土地，有的已是多次到訪。初見上海時最讓你們心動的場景或感受是什么？是否有某個瞬間，讓你覺得“這就是上海獨有的魅力”？

阿達馬·庫利巴利（布基納法索作家）：這次是我第四次來中國、第二次來上海，這座城市的“秩序與活力”太讓人驚艷。第一次坐地鐵時，我擔心線路復雜迷路，卻發(fā)現每個站臺都有中英文指示牌，志愿者主動幫我規(guī)劃路線；夜晚的延安路高架，車燈連成流動的光帶，非常繁忙卻很有序，能感受到城市管理的細致。在上海圖書館，我趕上了一場關于中國歷史的講座，即便聽不懂中文，也能從聽眾專注的眼神里感受到他們對自身文化的熱愛，這種氛圍特別有感染力。

張奕霖（澳大利亞詩人）：我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父親的家人都是從廣東到的新加坡，我母親的許多家人則在福建安溪。第一次來上海我就找到了“血脈里的熟悉感”。老西門菜市場的日常最讓我心動：賣豆腐的張師傅每天掀開保溫桶，挑最嫩的豆腐給我，說“姑娘愛吃軟的，這個剛做的”；賣水果的王阿姨見我咳嗽，第二天特意留了一袋梨，說“煮水喝潤嗓子”。有次我堅持付錢，她反而生氣：“你是弄堂里的姑娘，拿個水果還要錢？”還有玉佛禪寺的清晨，檀香飄在空氣里，我想起外婆生前誦經的模樣，對著佛像輕聲說：“阿嬤，我到中國了?！毖蹨I一下子就下來了—— 這種沒由來的親近，是在其他地方從未有過的。

帕特里西奧·費拉里（阿根廷-意大利詩人、文學翻譯家）：這是我第二次來上海，去年曾在上海停留了兩周，這次待了兩個月。 在這里的每天，我都在被細節(jié)打動。最難忘的是街頭的“善意的溫度”——上周，我在靜安寺附近看一棟老建筑，一位白發(fā)老人主動過來，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告訴我，這棟樓建于上世紀30年代，曾是外國商行，現在改成了文創(chuàng)空間，還拉著我看墻面殘留的舊時商號印記。還有上海的建筑，愚園路老房子的窗欞是中式雕花，窗臺卻擺著西式盆栽，融合得特別自然，這種不刻意的和諧，很有上海味道。

彼得·舒茨（匈牙利作家）：這是我第四次來上海了，每次都有新驚喜。移動支付讓我覺得很神奇——有一次我買奶茶的時候，店員笑著教我掃碼下單，后來發(fā)現不管是商場還是小攤，都能用手機付款，甚至菜市場阿姨都帶收款碼，這種便捷在歐洲很少見。還有， 上海非常安全，晚上10點出去散步，還會看到很多人在街頭聊天、吃東西，沒有任何顧慮，這種安心的感覺太難得了。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巴西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我第一次來中國，覺得上海像一場鮮活的夢。最讓我驚訝的是上海的反差感：前一天在豫園看青瓦白墻的亭臺，第二天站在東方明珠上看車流如織，時空交錯卻格外和諧，這就是上海獨有的魔力。

魯道夫·黑斯勒（瑞士詩人）：不同于我第一次來上海，這次我特意避開熱門景點，坐地鐵逛老街區(qū)。永嘉路的老裁縫店讓我難忘：70多歲的店主見我在看旗袍，主動邀我進店，拿出相冊展示50年間的旗袍樣式，布料上的蘇繡、織錦格外精致，臨走時還說“下次來給你量尺寸”。上海的建筑也藏著驚喜，有些里弄房子是西式拱形門，門環(huán)卻是中式銅獅頭，細節(jié)里滿是中西碰撞的巧思。

夏洛·基諾（新西蘭奧特亞羅瓦土著作家）：這是我第一次來上海，“煙火氣與歷史感的交融”讓我著迷。在人民公園看老人打太極時，穿藍上衣的阿姨主動教我云手，語言不通就用手勢糾正姿勢，還拍我手背鼓勵；街頭吃生煎包，店主教我“先咬小口吹涼，別燙到舌頭”，肉汁的香味混著面皮酥脆，像極了外婆做的毛利傳統(tǒng)美食“hangi”，食物里的溫情不分國界。

上觀新聞：在這段時間里，上海的哪些特質讓你們覺得“這里適合文學創(chuàng)作”，并產生了動筆的沖動？

帕特里西奧·費拉里： 上海的“細節(jié)密度”太適合創(chuàng)作了，老建筑的雕花、街頭老人的對話都藏著故事。我已經把靜安寺旁老建筑的場景寫進我的詩集，還想以“街頭善意”為主題寫首短詩，記錄那些不期而遇的溫暖。

張奕霖：我覺得上海的煙火氣里有情感張力。我正在寫《上海札記》組詩，其中《未寄的信》寫給外婆，里面提到上海的梨和豆腐，想把這里的溫暖藏進文字里。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上海的反差感能激發(fā)靈感。豫園的古意、陸家嘴的現代，還有普通人的笑容，我都記在筆記本里，未來想寫個短篇故事，讓巴西讀者看到真實的上海日常。

夏洛·基諾：毛利人在殖民時期失去了很多文化遺產，在創(chuàng)作中，我一直糾結如何平衡傳統(tǒng)與現代，來上海后找到了答案——豫園匾額是傳統(tǒng)書法，旁邊有電子屏介紹歷史；老弄堂里有小吃攤，也有新潮咖啡館。這種“不割裂的傳承”太珍貴了。 我打算把這個思路運用在新作品里，用新方法記錄毛利傳統(tǒng)儀式，讓文化既保有內核又適應當代。

外國作家到上海作家樓耀福、殷慧芬伉儷家做客。 張歷 攝

文化肌理間

藏著動人的回響

上觀新聞：文學的創(chuàng)作離不開文化的滋養(yǎng)，中國文化中最讓你們覺得獨特且值得挖掘的部分是什么？

帕特里西奧·費拉里：漢字的“形意共生”太獨特了！我學的第一個漢字是“仁”，字形像兩個人并肩，既有對他人的善意，又有“與世界同行”的深意，這種“以形表意”的智慧讓我著迷。 現在我在寫的詩集《明》，就以“明”字為核心——“日”“月”組成的字形，讓我在西班牙語里造了個新詞“l(fā)unarsolear”（日月同輝），還把它變成動詞。我還在詩里嵌入“雨”字，寫“上海的雨是屋頂下斜落的線”，既呼應字形，又關聯(lián)古羅馬詩人筆下的斜雨，讓東西方詩意對話。

張奕霖： 中國古典詩歌的“共情深度”最打動我。讀許淵沖譯的杜甫詩集，我特別喜歡他對普通人的關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寫貧富差距，“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寫戰(zhàn)亂思念，這些主題在今天依然有力量。有一次讀《春望》“白頭搔更短”，我想起父親梳整齊稀疏頭發(fā)的模樣，便寫了《Father's Hair》，后來被選進了澳大利亞的教材，有學生說“讀這首詩想起了爺爺”。 這種跨越時空的共鳴，讓我明白好的文學能穿透文化邊界。

魯道夫·黑斯勒：中國古典詩歌的“凝練美學”讓我受益良多。我小時候在古巴接觸過華人社區(qū)，就把晾曬衣物、中餐館的記憶寫進了我的第二本書。后來我讀王維的“空山新雨后”，發(fā)現十個字就能勾勒清晰畫面，沒有多余修飾，卻讓人身臨其境。這改變了我的寫作風格，以前愛堆砌細節(jié)，現在更傾向“抓核心意象”—— 用最少文字傳遞最豐富的畫面感，就像中國詩人“以簡馭繁”。

上觀新聞：中國文化中的這些靈光與妙意，鮮活而明朗，很容易叩擊人心。

彼得·舒茨：確實如此， 中國文學的“自然觀”讓我學會觀察細微之處。我9歲就開始讀中國古代園林花卉書，后來學了5年園藝，這段經歷讓我對“自然與人文融合”特別關注?，F在我寫小說，會像中國詩人那樣關注“梧桐葉晃映櫥窗”“雨后石板路映路燈”，這些細節(jié)讓故事更有詩意。讀王寅“蟬鳴落茶杯，涼了半盞茶”，我也試著把自然聲音融入生活場景，讓文字更有畫面感。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 中國文學的“詩意細節(jié)”的確改變了我的敘事方式。巴西作家協(xié)會與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合作出版了《中巴雙語短篇小說集》，這里面有篇作品寫上海的雨：“雨絲把弄堂屋頂連起來，像給老房子織透明的衫”，這種比喻太生動了?，F在寫小說，我會加入“梧桐葉落肩頭”“賣早點的吆喝”這樣的細節(jié)，讓故事更有溫度；寫兒童讀物時，學中國作家用孩子視角說話，把馬路比作大樹干，還會從插畫師角度考慮，讓文字和畫面像“詩畫結合”那樣和諧。

周末周刊：在將中國文化元素融入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你們的作品是否因此產生了“新的共鳴”？本土讀者是否通過你們的作品，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新的好奇或理解？

魯道夫·黑斯勒：我寫上海老裁縫店的詩發(fā)表后，有瑞士讀者留言“想去看看中國的傳統(tǒng)手藝”，還有人問“中國詩歌真的這么簡練嗎”，這讓我覺得作品里的文化元素能真正勾起讀者的興趣。

帕特里西奧·費拉里：我在阿根廷讀詩時，經常會有讀者問“中國漢字都這么有故事嗎”，還有人主動找中國古詩譯本來看。這種“以作品帶文化”的效果，比單純介紹更有效。

張奕霖：讀了我的詩之后，有學生問“杜甫是誰”“中國還有這樣的詩人嗎”，甚至有家長找我推薦中國古詩，能讓澳大利亞讀者通過我的詩關注中國文學，這是意外的收獲。

架信息長橋

引中國文學赴全球之約

上觀新聞：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文學交流越來越重要，但語言壁壘、認知偏差這些“絆腳石”始終存在。 作為不同國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各位覺得當前跨文化文學交流最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我認為是專業(yè)譯者的稀缺。在巴西，過去100年我們更多關注日韓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挖掘比較少，關鍵是缺少“懂兩國文化的譯者”——翻譯中國小說時，不僅要懂中文和葡萄牙語，還要知道中國社會背景，不然容易誤解。比如要翻譯《中巴雙語短篇小說集》，我們找了半年才找到合適的譯者，因為我們需要他既懂中國文化，又能精準傳遞巴西俚語的情感。現在讀者的需求很旺盛，今年《中巴雙語短篇小說集》在巴西免費下載量快2000了，所以培養(yǎng)“文化譯者”是當務之急。

阿達馬·庫利巴利：不同的文化之間會有認知的信息差。布基納法索和中國距離遠，很多人對中國的了解還停留在“遙遠的東方”，甚至不知道中國有優(yōu)秀的文學。這次來上海，我讀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里面“共同發(fā)展”的理念我很想分享給同胞。 正是因為很多人沒機會接觸中國文學、中國文化，所以要搭建信息通道，讓中國文學、中國思想能真正走進非洲，而不是停留在表面。

夏洛·基諾：是這樣的，文化認知的單一化現象一直存在。全世界的人對毛利文化的了解只有“哈卡舞”，不知道我們“土地守護”“祖先智慧”的深層內涵；新西蘭也有很多人知道中國經濟和科技都發(fā)展得很快，但不懂中國文學的魅力。這種“標簽化認知”會阻礙交流，比如有人覺得毛利文化落后，其實我們有代代相傳的生態(tài)智慧；有人覺得中國文學晦澀，其實這里有很多貼近生活的好作品。

彼得·舒茨：當代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不足。歐洲人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大多停留在李白、杜甫等詩人，不知道王寅、余華這些當代作家。我曾在布達佩斯讀書俱樂部做過調查，80%的會員沒讀過任何中國當代作品，提到中國文學就是古詩，這種“時間差”讓交流有斷層。 其實當代中國文學里有很多關于城市、人性的故事，能和歐洲讀者的生活產生共鳴，只是沒機會被看見。

張奕霖：還有海外華裔文學的“雙向對話”的缺失。現在有很多海外華裔詩人，比如美國華裔詩人陳美玲的很多詩歌在美國都很受歡迎，而中國卻沒多少人知道，因為沒有中譯本。這種“單向傳播”太可惜了， 海外華裔的故事里有文化交融的獨特視角，應該讓中國讀者看到，也讓海外讀者通過我們的作品更懂中國。

上觀新聞：你們有沒有具體的計劃或行動方向，讓文學真正成為跨文化交流的橋梁？

阿達馬·庫利巴利：我回去后會推動兩件事：一是成立“中布文學交流協(xié)會”，邀請中國作家去布基納法索辦講座、讀詩，讓同胞面對面接觸中國文學；二是把中國兒童文學翻譯成法語，非洲孩子能通過書籍了解中國，從小建立文化認知，而不是長大后被刻板印象所影響。

我曾出版過關于中布合作、“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的書籍。我認為中布合作需要進一步加強，希望通過文學作品實現理解，也通過技術實現共同發(fā)展。同時，“共同發(fā)展”不應只是口號，而要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最終讓兩國人民都能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幸福，這才是合作的核心意義。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我們計劃和上海作家協(xié)會合作兩個項目：一是“譯者培養(yǎng)計劃”，選派巴西年輕譯者來中國交流，深入了解中國文化；二是“中國長篇小說譯介計劃”，從翻譯余華、莫言的作品開始，讓巴西讀者看到更豐富的中國文學，打破中國文學短篇為主的印象。

夏洛·基諾：這和我想做的“文化共創(chuàng)”項目不謀而合。我想把我的作品《波朗吉少年》翻譯成中文，讓中國讀者看到毛利人對土地的敬畏。此外，我還想邀請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去新西蘭，和毛利作家一起寫“自然與成長”的故事，比如結合中國二十四節(jié)氣和毛利季節(jié)儀式，讓兩國孩子通過書籍認識彼此的文化，而不是靠標簽。

張奕霖：翻譯要傳遞的不僅是文字，還有情感。我想辦“詩書畫融合展”，把客家山歌的歌詞寫成書法，配中國水墨畫，在中澳兩國展出，讓文化交流更立體。

文學不只是藝術

還能傳遞思想、推動改變

上觀新聞：當下AI技術逐漸進入創(chuàng)作領域，全球化也讓文化越來越多元，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各位覺得文學創(chuàng)作最應該“堅守”的本質是什么？這種堅守對本土文化的傳承又有什么意義？

阿達馬·庫利巴利：文學不只是藝術，還能傳遞思想、推動改變——我寫《布中關系新動態(tài)》，是想讓布基納法索人了解中布合作的真實價值；寫《地緣政治動蕩》，是想讓同胞看清世界格局，找到發(fā)展方向。對布基納法索文化來說，這種堅守能讓我們的文學成為“發(fā)展的助力”，而不是單純的娛樂，讓文化在推動國家進步中保持活力。

夏洛·基諾：我深知自己的文化責任與使命。毛利文化在殖民時期瀕臨消失，我的作品就是“守護的工具”——我的作品《波朗吉少年》進了當地課本，讓毛利孩子懂自己的土地觀；《我們所知的一切》談毛利語傳承，讓更多人關注語言保護。 這種責任，AI永遠承擔不了，因為它沒有文化歸屬感。對毛利文化來說，堅守就是“讓傳統(tǒng)活在當下”，比如我寫毛利圣地保護，會加入現代元素，讓年輕人覺得傳統(tǒng)文化不遙遠，愿意去傳承。

帕特里西奧·費拉里：最該堅守的是文化的獨特視角。每種文化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同——中國文化“日月共生”的和諧觀、阿根廷文化“移民尋根”的鄉(xiāng)愁感、意大利文化“浪漫自由”的生活態(tài)度……這些視角都是文學的靈魂。AI沒有文化立場，只能模仿，寫不出有深度的作品。堅守這種視角，能讓文化在交流中不被同化。比如我在詩里融入漢字，是為了讓西方讀者看到東方視角，同時也讓自己的文化視角更豐富，而不是失去本真。

張奕霖：我是客家與閩南人后裔，作品里永遠有“鄉(xiāng)愁”的底色——我寫外婆的舊灶、父親口中的廣東大埔縣，這些不是刻意為之，而是文化記憶的自然流露。對海外華裔來說，這種堅守能讓我們的故事不被遺忘，比如我寫“阿嬤的肉粽”，不僅是記錄食物，更是傳遞華人“以食傳情”的傳統(tǒng)，讓年輕一代海外華裔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魯道夫·黑斯勒：文字里的細節(jié)與溫度永遠不會消失。AI能生成“上海很美”這樣的句子，但寫不出“老裁縫店旗袍上的蘇繡針腳”“弄堂里老人搖著蒲扇聊天的聲音”——這些細節(jié)里的溫度，是文學打動人心的關鍵。對瑞士文化來說，這種堅守能讓我們的文學保留“阿爾卑斯山的純凈”和“鐘表工藝的精細”。比如我寫上海的雨，會融入瑞士人“注重細節(jié)”的特質， 讓瑞士讀者在感受中國文化的同時，也更珍惜自己文化里的精致與細膩。

彼得·舒茨： 人的情感來自人的經歷，是文學的核心。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讓匈牙利讀者在了解現代中國的同時，也更懂自己文化里“慢生活”的珍貴。

里卡多·費爾南德斯：我很認同其他幾位作家的觀點。人的真實體驗與情感至關重要，AI能編情節(jié)、寫句子，但它不會有在上海和人們聊天的溫暖，沒有在豫園看亭臺的觸動——這些真實經歷里的情感，是AI永遠復制不了的。對巴西文化來說，這種堅守能讓我們的文學擁有“桑巴般的熱情”和“移民社會的包容”。我寫在上海的經歷，一定會融入巴西人“樂觀友善”的特質，讓巴西讀者在了解中國的同時，也更懂自己的文化根脈。

原標題：《當東西方文化在筆下相遇，在文學中擁抱一座城》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