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12日晚，你準備好進京了嗎？”黃永勝放下電話，語氣里夾著少見的急迫。距天安門不到三十公里的軍區(qū)駐地，溫玉成愣了幾秒，只回了一個字：“到?！彼芮宄?，這一次調(diào)動意味著什么：從南粵前線直奔北京中樞，舞臺大得足以改變一名上將的余生。

海南老家走出來的溫玉成，一向不多話。抗戰(zhàn)末期在新四軍立下過“爆破三分鐘”的記錄，朝鮮戰(zhàn)場又在鐵原防御戰(zhàn)頂住了整整五天炮火。1955年授銜后，他被分到廣州軍區(qū)，成為黃永勝的副手。十三年里，兩人吃住在一個院子，作訓會議上一抬手就能對出暗號，說是“默契”，倒不如說各有所需：黃要穩(wěn)住華南，溫則想在大部隊里試刀。

“你得跟我到總參去。”黃永勝的建議很直接。當時總參領(lǐng)導層空缺顯眼，林彪急著把心腹放進去；各大軍區(qū)的司令、副司令們都在觀望，誰也不愿輕易抽調(diào)核心干將。黃永勝看中的，正是溫玉成那些年磨出來的“硬骨頭”作戰(zhàn)作風。一紙命令簽下，華南的常濕空氣還未散去，溫已坐上了飛往北京的軍機。

抵京后，他被分管作戰(zhàn)訓練，很快又兼任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兩頂帽子一戴，溫玉成的位置微妙起來：面向林彪的軍委辦事組，他是“黃系”人；轉(zhuǎn)身對江青的小組，他握有樣板團這個稀缺資源。夾在兩派之間，溫在公開場合說話謹慎到近乎潔癖，開會時只用作戰(zhàn)圖表回答一切問題。

有意思的是，九大籌備期間，中央委員和政治局人選名單反復調(diào)整。林、江各自遞進名單，軍委辦事組成員基本悉數(shù)入圍，唯有溫玉成的名字時隱時現(xiàn)。那幾天，文件室的燈亮到凌晨。傳聞江青直言：“樣板團不能換指揮。”林彪反問：“京城防務也不能缺主心骨。”僵局里的溫玉成，不吭聲，也未站隊。

1969年4月九大召開，他順利當選中央委員，并被列入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投票那天，人民大會堂內(nèi)氣氛凝重過早春霾霧。當一中全會結(jié)果公布——溫玉成落選，現(xiàn)場掌聲戛然而止。外界猜測紛紜：有人說他“太木訥”，有人說他“秋后算賬怕站錯”，可最直接的原因或許只是——林、江雙方都不確定這位“硬骨頭”是否真能死心塌地。

政治舞臺不給喘息。1970年初，他被行政命令調(diào)往成都軍區(qū)任第一副司令員，管邊疆防務，遠離北京核心。朋友為他送行，悄聲嘆：“躲得過風口浪尖，也未必躲得過卷土重來。”話音未落，一年后“九一三”出事，黃永勝被隔離審查，軍委辦事組解體。溫玉成這顆“側(cè)影棋子”依舊逃不過清查，被宣布“停職反省”，住進西郊一處舊招待所，門口晝夜站崗。

隔離審查整整六年。審查組翻查作訓日記、電話記錄、批條匯報，甚至連他在樣板團晚會上坐在哪排都做了標記，卻沒能揪出實質(zhì)性問題。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溫玉成處境松動。1983年，總政給出處理結(jié)論：“說過錯話，辦過錯事，不予處分”，安置至南京，級別定為大軍區(qū)副職。從此，這位曾在政治局大門口徘徊的將領(lǐng)，把余生交給秦淮河畔的清晨長跑和翻閱戰(zhàn)役資料。

遺憾的是，他的軍事才華沒能在更高層面發(fā)揮。回看當年那場提拔，固然離不開黃永勝的舉薦，可真正決定成敗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愈發(fā)復雜的派系格局。溫玉成能力毋庸置疑，政治嗅覺卻與那段特殊年代格格不入。一旦被推到權(quán)力中線，沉默成了缺口，謹慎反倒變成了失分。

歷史資料里，溫玉成的名號常排在“文革碰頭會”成員之后，卻鮮少有人注意：在軍委辦事組里，他是唯一一個沒能躋身政治局的上將，也是唯一一個在清查中“證據(jù)不足”仍被冷處理的人。硬骨頭不一定鋒利，可能也不夠柔軟。某位知情者曾對記者透露：“如果不是當初黃司令一句‘去總參吧’，溫老也許就留在廣州，當個穩(wěn)穩(wěn)當當?shù)母彼玖?，垂釣白鵝潭。”

試想一下，若無那通深夜電話，他也許不會在首都保衛(wèi)部隊穿梭，更不會出現(xiàn)在九大投票名單上。然而歷史沒有假設(shè)。1968年那場調(diào)動，把一個出身基干連的實戰(zhàn)派送進政治激流，浮沉無可避免。歲月倏忽，文件上的印章早已褪色，留在人們記憶里的，卻仍是那句簡短應答：“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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