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的一天清晨，“同志，我有個小要求——能不能給我來點瘦肉？”李作鵬在暫住平房門口壓低嗓音。放哨的小戰(zhàn)士愣了幾秒，輕聲應了一句：“我向上面匯報。”

李作鵬此時六十出頭，海軍副司令員、海軍政委的頭銜仍掛在檔案里，卻已被隔離審查半年有余。戰(zhàn)士伙食清湯寡水，他的胃對這種寡淡極不“買賬”，夜里常被餓醒。與其說他耍脾氣，不如說幾十年的酒肉習慣一下子斷掉，身體先鬧起了“罷工”。

把時間往前推到1930年。那年紅軍第二次攻打吉安，年僅十六歲的李作鵬跟著村里的青年舉著梭鏢就沖進了烈火般的隊伍。家境不算拮據，他對食物的要求在當時同齡農家子弟里算是“挑得很”。帶兵打仗后，行軍路上最能讓他提神的，是隨身小灶里冒出的肉香。有人曾問他：“當年草根樹皮都啃過，還挑？”他半開玩笑：“那是非常時期，現在槍桿子硬了，胃也要硬氣?！?/p>

抗戰(zhàn)勝利、解放戰(zhàn)爭、渡江戰(zhàn)役，一路沖殺十九年，他從營長做到軍長。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第一次在江寧司令部坐下來好好吃頓飯——雪花牛肉燉蘿卜，外加兩兩黃酒?！澳翘煳也虐l(fā)現，戰(zhàn)爭是真結束了?！倍嗄旰笏麑ψo士感慨。

進入50年代，部隊供給分級日趨精細。李作鵬作為軍級干部，烤鴨、豬蹄、黃鱔輪番上桌已屬尋常，茅臺、五糧液也開始按月配給。1962年調任海軍副司令員，南口海軍招待所專門為他開小灶，鷹潭老家寄來的臘肉、黃酒被視為“特供”。久而久之，他把“無肉不歡、無酒不興”當成一種理所當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軍內高層震蕩，李作鵬被帶到京郊一座營房接受審查。最初伙食與士兵一樣：早粟米粥，午晚青菜蘿卜。他忍了兩周，體重猛降五斤，加之舊患痔瘡復發(fā)，他干脆絕食示警。有人記錄，他把鋁盆扣在地上，瓷碗一推：“這不是養(yǎng)人，是熬人！”情緒沖到最高點時，還嚷了句：“沒有油水，腦子都轉不動?！?/p>

湖南、湖北籍戰(zhàn)士通常口重、愛辣，食堂咸菜辣椒一股腦下鍋；江西口味偏鮮，他卻被醫(yī)生告誡“少辣少咸”。胃口與地域的矛盾讓他更加郁悶。審查組打報告后，批復很快下來：準許在平房外加一間小火房，每天增加六角錢的小灶費，豬肉、活魚可按需供應。周日可配二兩白酒，但不得外帶。那間不足六平方米的小火房，被他戲稱為“救命窩”。

值得一提的是，宮保雞丁成了保留菜式。炊事員老范說：“李政委要的不是奢華，是那點味道?！彼跈z討材料里寫得坦率：“革命靠理想，活著靠食物。理想一輩子不變，胃口也一輩子跟著我?！边@話聽起來有幾分自嘲，卻點中了人性軟肋——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

1981年，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被“保外就醫(yī)”，統(tǒng)一安置到地方。暫住深圳蛇口的頭一年，他依舊把飲食放在首位。醫(yī)生規(guī)定“每日酒量不超過二兩”，他卻常向陪護打趣：“咱按公制標準，一兩五十克，二兩也就三口。”說罷舉杯潤喉，聽得旁人哭笑不得。按照當時的供應標準，他每月仍可領到煙、茶、酒票，日子并非清苦。

2004年，他已整整九十歲。一次體檢結束，他掰著手指總結自己的“四能”——能吃、能睡、能走、能看書。順序沒排錯，能吃排第一。散步途經菜市場，他常駐足聞一聞燉肉的香味，然后回去自己寫字抄書。醫(yī)護提醒他“少飲少肉”，他卻拍著胸口：“人沒了胃口，比沒了胳膊腿還難受?！?/p>

有人統(tǒng)計，他晚年每周要吃掉兩斤豬肉、一斤活魚，外加半斤牛羊肉；白酒維持在一斤多，分七天喝完。以一個九旬老人來說，這顯然大膽?？裳獕?、血脂多年穩(wěn)定，他也樂得自豪：“我就是典型的油鹽抗?！辈贿^，氣色紅潤并非全靠飲食。他每天堅持抄寫《毛選》片段，還練隸書貼在床頭，“手要動，腦子就不銹。”這是他常掛嘴邊的一句話。

不難發(fā)現，食欲對李作鵬的重要性遠超常人。從革命年代的簡單熱量，到職務提升后的精細飲食，再到審查期間的激烈反差，胃口變化折射出個人命運的跌宕。外界對他褒貶不一，但在飲食這件事上，他始終坦率直接：吃飽、喝足、活下去。

不得不說，這份執(zhí)拗透露出他骨子里的倔強。有人評價他“缺乏自省”，也有人覺得“真性情”。哪一種說法更接近事實，可能要靠更長的歷史去檢驗。不過，有一點已成定論：李作鵬用九十余年的光陰證明，一旦習慣成自然，哪怕山河易色，人也很難把嘴邊那點酒肉徹底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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