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沈陽，剛從偽“滿洲國”的殖民陰影與戰(zhàn)火中掙脫，卻陷在一種混沌的喘息里。沈河區(qū)小西路的青石板被冬雪融水浸得發(fā)黑，坑洼里積著渾濁的冰碴，風穿過兩旁歪斜的磚木房檐，能聽見未拆干凈的“滿洲式”鐵皮煙囪發(fā)出的嗚咽。老沈陽人那時總說：“順著小西路往北數(shù)兩趟街，別瞅那掛著‘瀟湘館’木牌的院兒，里頭住的不是林妹妹，是沒家的日本娘兒們。”

要講瀟湘館的女子，得先提“滿洲開拓團”，這不是什么“移民屯墾”，是日本1936年起推行的殖民政策：從本土招募平民（多是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舉家遷往東北，妄圖“以漢治漢”“永久占領(lǐng)”。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東北的開拓團已達120多個，總?cè)藬?shù)超30萬，其中女性占比近40%，要么是開拓團成員的妻子、女兒，要么是隨日軍駐扎而來的軍屬。

1945年8月，蘇聯(lián)紅軍進入東北，日本關(guān)東軍潰敗，偽“滿洲國”覆滅。彼時的開拓團和軍屬營地瞬間亂成一鍋粥：男性要么被蘇軍俘虜（押往西伯利亞勞改），要么隨殘部逃亡，要么在混亂中喪命。剩下的女性、老人和孩子，成了“沒人管的棄民”。

更關(guān)鍵的史實是：戰(zhàn)后日僑遣返并非“一擁而上”。1946年2月，國民政府才與蘇聯(lián)、日本達成“東北日僑遣返協(xié)議”，但遣返優(yōu)先男性戰(zhàn)俘和青壯年，女性因“無直接戰(zhàn)爭罪責”“安置成本高”，被排在遣返隊列的末尾。據(jù)《東北日僑遣返檔案》記載，1946年上半年，沈陽滯留的日本女性超1.2萬人，其中近三成無親屬、無積蓄，連回日本的船票錢都湊不齊——瀟湘館，就是這些絕境女性的“最后一條路”。

那會兒沈陽城里的順口溜“林妹妹住瀟湘，日本婦守空床”，透著點民間的調(diào)侃，卻也藏著無奈。瀟湘館的掌柜姓王，原是小西路的雜貨店主，日本戰(zhàn)敗后撿了個沒人要的院落，起初只是給滯留日本女子提供住處，收點微薄的房租?？?946年春，沈陽糧價飛漲（一斤小米能換半塊銀元），王掌柜自己都快揭不開鍋，才不得已把院落改成“陪酒院”——說是“妓院”，其實多數(shù)女子只陪酒、唱點日本民謠，真要“過夜”的，十有八九是逼到絕境才點頭。

館里的女子，大多穿著撿來的舊和服（有的還縫著“開拓團”的編號），腳上是不合腳的膠鞋。她們不會說中文，只能靠手勢、眼神，或是學幾句東北話的“謝謝”“再見”。有老住戶回憶：“這些日本娘兒們早上會在院里種菜，種的是日本帶來的蘿卜籽，晚上就坐在門檻上，拿塊破布擦從家里帶出來的小鏡子——那鏡子背面多半刻著‘大東亞共榮’，她們擦得特仔細，像擦啥寶貝。”

資料里記載的阿部靜江，不是個例，是無數(shù)滯留女性的縮影。她1913年生于日本秋田縣，1938年隨丈夫加入“滿洲開拓團”，在哈爾濱附近的開拓村種水稻。1945年冬天，丈夫被蘇軍抓走，她帶著5歲的女兒逃向沈陽，路上女兒凍餓而死，她自己也差點被凍死在雪地里，是個拉黃包車的沈陽人把她救到城里。

進瀟湘館時，阿部靜江33歲，臉上還留著逃荒時凍出的疤痕。她不會中文，更不會“撒嬌”，第一次陪酒時，客人讓她唱首歌，她只會唱日本的《荒城之月》，唱到“月色溶溶，照遍廢墟”時，眼淚就掉了下來。后來為了留住客人，她學著其他姐妹的樣子，輕輕拽著客人的袖口，像貓一樣“喵”一聲——那不是討好，是實在沒別的辦法。

那次喝醉哭鬧，是因為客人拿她的疤痕開玩笑，說“這是日本人的‘罪證’”。她用日語哭喊著“我不是戰(zhàn)犯”，被王掌柜拽到后院訓了一頓：“在這兒活著，就別談‘對錯’！再鬧，你就去街上餓死！”那天晚上，她在柴房里待了一夜，第二天出來時，眼睛腫得像核桃，卻再也沒哭過。有姐妹說，見過她把女兒的小襪子藏在和服夾層里，沒事就摸一摸，摸完就對著墻發(fā)呆。

這組珍貴的照片，出自美國《生活》雜志記者喬治·拉克斯之手。1946年，他隨“美國戰(zhàn)后中國觀察團”來到東北，任務(wù)是報道“戰(zhàn)后民生與日僑安置”。他在沈陽待了28天，拍了近200張照片，其中12張是關(guān)于瀟湘館的——不是獵奇，是記錄“戰(zhàn)爭的余痛”。

拉克斯在后來的采訪筆記里寫：“這些女性不是‘敵人’，她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我看見一個女子在院里教其他姐妹說中文，黑板是撿來的木箱板，粉筆是用炭條做的。她們想活下去，想等著被遣返，想回到那個可能已經(jīng)不存在的家?！?/p>

這些照片當時沒在《生活》雜志刊登（因“涉及敏感日僑問題”），直到1990年代才被美國國會圖書館解密，現(xiàn)存于沈陽檔案館。照片里，有阿部靜江低頭擦桌子的背影，有幾個女子圍在一起看日本舊報紙的場景，還有瀟湘館院門口那棵歪脖子柳樹——如今小西路早已拆遷，那棵柳樹也沒了，但照片里的光影，卻成了那段歷史的“活證據(jù)”。

1946年下半年，國民政府加快了日僑遣返速度，瀟湘館的女子陸續(xù)被送走。阿部靜江是1946年11月離開沈陽的，王掌柜湊錢給她買了去大連的船票，她走時把女兒的小襪子留給了相熟的姐妹，說“要是我回不來，就把它埋在院里的柳樹下”。

據(jù)日本秋田縣的地方檔案記載，阿部靜江1947年回到家鄉(xiāng)，卻發(fā)現(xiàn)老家的房子在轟炸中被毀，父母早已去世。她后來在秋田縣的一家紡織廠做工，終身未再嫁，1989年去世前，還保留著從沈陽帶回去的那塊炭條黑板。

而瀟湘館，在1947年日僑基本遣返后，就被改成了小西路小學的倉庫，1950年代沈陽城市改造時被拆除。如今再走小西路，高樓林立，商鋪密集，沒人再提“瀟湘館”，也少有人知道，77年前，這里曾住著一群在戰(zhàn)爭里弄丟了家的女子。

瀟湘館的故事，不是“風月史”，是“戰(zhàn)爭受害者史”。那些日本女子，曾是日本殖民政策的“參與者”（或許是被動的），最終卻成了政策的“犧牲品”。她們的困境，像一面鏡子——戰(zhàn)爭從沒有“贏家”，無論是侵略國還是被侵略國，最苦的，永遠是普通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