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清明，漢口紅巷殉難處，一個五十多歲的婦女跪在烈士墓前，從布袋里掏出一捧黃土，那是江西大吉山的泥土。

她叫夏蕓，跪在這里祭拜的人是她父親夏明翰——那個寫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革命者。

三十五年前，當毛澤東得知這位烈士的女兒生活困難、無法繼續(xù)學業(yè)時，立即給李先念打電話作出特別指示。

這背后究竟藏著怎樣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1927年秋天，湖南的山路上，一個年輕男人背著襁褓中的嬰兒翻山越嶺。

他叫夏明翰，襁褓里的女兒才幾個月大，取名赤云。

當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到處都在抓捕共產黨人，夏明翰帶著妻子鄭家鈞和女兒四處躲藏。

有一次情況特別危險，聽到風聲說敵人就在附近搜查，夏明翰來不及多想，把女兒藏進一座破廟里，用稻草蓋住。

他和妻子躲到別處引開敵人。

等危險過去，夫妻倆趕回破廟，聽見女兒微弱的哭聲才松了口氣。

鄭家鈞抱起女兒，發(fā)現孩子臉上都是蚊蟲叮咬的包，心疼得眼淚直流。

夏明翰抱著女兒，在破廟里坐了很久。

這個男人出身官宦之家，從小衣食無憂，十幾歲時因為看不慣家里的剝削行為，直接砸了祖宗牌位前的香案，和家里鬧翻了。

1919年他19歲，參加五四運動，1921年冬天入黨，在湖南做農民運動工作。

那時候他就知道，選擇這條路就意味著隨時可能沒命。

1928年初，武漢的革命工作需要人手，組織決定派夏明翰去漢口。

臨走前一天晚上，夏明翰把妻子叫到跟前，從口袋里掏出兩顆紅珠，放在鄭家鈞手心里。

"這是我唯一能給你們留下的東西了。"

夏明翰說話時聲音很平靜，鄭家鈞卻聽出了不尋常的意味。

她想問什么，夏明翰擺擺手，"我這次去武漢，兇多吉少。

你要記住，萬一我回不來，你帶著孩子好好活下去，別告訴任何人我們的身份。"

鄭家鈞是個硬氣的女人，她沒掉眼淚，只是用力點頭。

夏明翰又寫了幾句話給她："堅持革命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

這些字后來被鄭家鈞縫在貼身的布包里，藏了二十多年。

1928年3月20日，漢口的天氣還有些冷。

夏明翰被押到刑場，反動派給他紙筆，讓他寫遺書。

他提筆寫下那首后來傳遍全國的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寫完這二十個字，29歲的夏明翰從容赴死。

夏明翰犧牲的消息傳到湖南時，鄭家鈞正在給女兒喂奶。

有人悄悄告訴她這個噩耗，讓她趕緊逃。

鄭家鈞抱起不到半歲的女兒，帶著丈夫留下的兩顆紅珠和那幾句話，連夜離開了住處。

從1928年到1949年，整整二十一年，鄭家鈞帶著女兒隱姓埋名到處流浪。

她給自己改名叫"周氏"，把女兒的名字從赤云改成鄭憶蕓。

為了生存，她靠繡花活維持生計，有時候一天只吃一頓飯，把省下的糧食留給女兒。

這些年里，鄭家鈞從來不在女兒面前提起父親的事。

小憶蕓只知道父親死了，但不知道父親是誰，為什么死。

每到夜深人靜，鄭家鈞就把那兩顆紅珠拿出來看，在心里跟丈夫說話。

她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女兒養(yǎng)大，一定要活著看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

逃亡的日子里有過很多次危險。

有一回住在一個小鎮(zhèn)上，保長懷疑她們身份不明，要抓人。

鄭家鈞連夜帶著女兒翻墻逃走，在山里躲了三天三夜。

還有一次，女兒生病發(fā)高燒，鄭家鈞沒錢看病，跪在藥鋪門口求了半天，老板才肯賒賬給她一副藥。

1949年全國解放，鄭家鈞母女終于回到武漢。

這時候女兒已經21歲了，改名叫夏蕓。

組織上找到她們，確認了夏明翰烈士家屬的身份。

夏蕓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的父親是個革命英雄。

夏蕓成績很好，考上了武漢大學。

拿到錄取通知書那天，鄭家鈞翻出那兩顆紅珠，對女兒說："這是你爹留給咱們的。

他要是還活著，看見你能上大學，不知道多高興。"

夏蕓去武漢大學報到后沒多久就出事了。

學校要交學費，夏蕓和母親實在拿不出錢。

她找到學校說明情況，學校說可以申請助學金，但手續(xù)要辦很長時間。

夏蕓等不了，她看著母親一年年老去，又想到這些年母親為她吃的苦，決定退學去找工作。

1950年春天，夏蕓辦理了退學手續(xù)。

她想找份工作養(yǎng)活自己和母親，可是走了好幾個地方都沒人要。

一個沒畢業(yè)的女學生，能干什么呢？母女倆的生活越來越困難。

這件事傳到北京，傳到了毛澤東耳朵里。

毛澤東聽說夏明翰的女兒因為貧困退學，當天就給時任中南局書記的李先念打了電話。

電話里毛澤東的語氣很急："先念啊，夏明翰的女兒你知道吧？那個寫'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烈士。

他女兒現在生活困難，連大學都上不了，這怎么行？你們要馬上安排，讓她來北京讀書。"

李先念立即表態(tài)："主席放心，我馬上去辦。"

毛澤東接著說："夏明翰是為農民運動犧牲的，他女兒應該繼承父親的志向。

你安排她去北京農業(yè)大學，學農業(yè)，將來回到農村去工作，替她父親完成未竟的事業(yè)。"

李先念記下這些話，當天就派人去武漢找夏蕓和鄭家鈞。

工作人員到武漢時，母女倆正住在一間簡陋的小屋里，鄭家鈞還在靠繡花活掙錢。

聽到要安排夏蕓去北京上學，鄭家鈞流下了眼淚。

夏蕓卻有些猶豫。

她對工作人員說："我不想給組織添麻煩，我想自己找工作養(yǎng)活我和我媽。"

工作人員把毛主席的話轉達給她，特別強調了"繼承父志"這四個字。

夏蕓聽完沉默了很久，最后點頭答應了。

1950年秋天，夏蕓來到北京農業(yè)大學報到。

學校領導知道她的身份，想給她一些特殊照顧，夏蕓堅決拒絕了。

她對老師說："我就想當個普通學生，不要告訴別人我父親是誰。"

四年大學生活里，夏蕓非常低調。

同學們只知道她是從武漢來的，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

她學習特別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書，晚上圖書館關門才回宿舍。

有同學問她為什么這么拼命，她說："我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不能浪費。"

周末別的同學去城里玩，夏蕓就去學校的實驗田幫忙。

她跟著老師學怎么種地，怎么選種，怎么防治病蟲害。

老師們都說這個女生不像城里長大的，下地干活一點不怕臟不怕累。

夏蕓心里記著毛主席說的話——繼承父志。

她父親當年做農民運動，為的就是讓農民有飯吃有地種，她現在學農業(yè)，也是在做同樣的事。

1954年夏天，夏蕓畢業(yè)了。

學校想留她在北京工作，有關部門也想把她安排在機關。

夏蕓都拒絕了。

她填志愿的時候，選的全是最基層最艱苦的地方。

學校領導找她談話，問她為什么不留在北京。

夏蕓說："我爹當年在農村干革命，我應該去農村干事業(yè)。"

夏蕓最后被分配到江西大吉山鎢礦的農技站。

這地方在山里，條件艱苦，連蔬菜都種不活。

農技站只有她一個技術員，其他都是當地農民。

夏蕓到那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地。

大吉山到處都是石頭，土層很薄，種什么都不長。

當地人說這地方只能種紅薯，別的作物根本活不了。

夏蕓不信邪，她把在學校學的知識都用上，先改良土壤，從別處運來泥土和肥料，一點點把石頭縫里的地養(yǎng)肥。

第一年種下去的菜苗大半都死了。

夏蕓沒放棄，她住在田邊的工棚里，每天記錄氣溫、濕度、日照時間，調整種植方法。

第二年情況好了一些，到第三年，石頭山上竟然真的種出了蔬菜。

礦工們吃上了新鮮的青菜和蘿卜，都說這個女技術員有本事。

夏蕓在大吉山一待就是三十多年。

她從來不提自己是烈士后代，工人們只知道她是個能干的農技員。

她的手上全是老繭，臉被太陽曬得黝黑，看起來跟普通農婦沒什么區(qū)別。

有人問她為什么不調回城里，夏蕓說："我在這里待習慣了，舍不得我那些菜地。"

1985年清明節(jié)，夏蕓請了假回武漢。

她要去祭奠父親，這是她第一次正式來到父親殉難的地方。

漢口紅巷殉難處已經建了紀念碑，碑上刻著夏明翰的生平和那首詩。

夏蕓跪在碑前，從隨身的布袋里掏出一捧黃土。

那是她從大吉山的試驗田里帶來的，是她親手耕耘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的泥土。

她把這捧土慢慢撒在父親的墓前，嘴里輕聲說著話。

旁邊有人認出她來，說："這是夏烈士的女兒。"

很快圍了不少人。

有記者要采訪她，夏蕓擺擺手說："我沒什么好說的，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

有人問她為什么要帶土來祭奠，夏蕓說："我爹當年為了農民革命犧牲了，我這輩子也在農村土地上工作。

我想讓我爹看看，他當年流血犧牲的地方，現在能長出糧食蔬菜了，農民能吃飽飯了。

我沒有辜負他，也沒有辜負毛主席對我的期望。"

那天下午，夏蕓一個人在墓前坐了很久。

她想起1950年毛主席說的那句"繼承父志"，想起自己在農大的四年，想起在大吉山石頭縫里種菜的日日夜夜。

她做到了，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父親當年沒走完的路。

夏蕓在武漢待了三天就回江西了。

她的試驗田還等著她，春播的季節(jié)不能耽誤。

她把母親留給她的那兩顆紅珠帶在身上，那是父親唯一的遺物，也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

回到大吉山后，夏蕓繼續(xù)在田間地頭忙碌。

礦工們看見她回來都很高興，說地里的菜等著她呢。

夏蕓換上工作服，挽起褲腿下地，手里的鋤頭在石頭地里刨出一道道印子。

太陽照在她身上，汗水順著臉頰流下來，她抬頭看看天，又低頭繼續(xù)干活。

一個人用鮮血寫就二十字詩篇，另一個人用三十年汗水在石頭山上種出蔬菜。

父親犧牲時女兒還在襁褓，女兒扎根基層時父親已長眠地下。

血脈里流淌的信仰不會因為生死相隔而斷絕，理想的種子會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生根發(fā)芽。

這就是革命者的傳承，平凡而偉大，沉默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