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郊外的一片荒坡上，一名中年男子被秘密處決。沒有公開審判，沒有遺言記錄，甚至沒有遺體下落。他叫李特，曾是中國工農(nóng)紅軍紅四方面軍參謀長、西路軍參謀長。處決他的，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

李特原名徐克勛，1902年生于安徽霍邱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少年時隨父到長沙讀書，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學預科班。這個戴眼鏡、沉默寡言的青年，原本可能成為工程師或學者，但時代把他推向了另一條路。

1922年，唐山路礦大罷工爆發(fā)。李特一反常態(tài)，積極組織聲援活動，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個子矮小，同學們用英語戲稱他“Little”，后來他便改名李特。

1924年，黨組織選派骨干赴蘇聯(lián)學習，李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共產(chǎn)主義勞動大學，1925年轉入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政學院——一所培養(yǎng)高級指揮官的軍校。在那里，他與劉伯堅、肖勁光等人成為同學，并擔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

1930年秋，李特回國，被派往鄂豫皖蘇區(qū)。他先后擔任彭楊軍政學校教育長、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參與指揮蘇家埠戰(zhàn)役。戰(zhàn)斗中，他率部強渡淠河，擊潰敵軍警備旅，為紅四方面軍開辟鄂豫皖根據(jù)地立下功勞。1933年，反“六路圍攻”期間，李特任紅三十一軍副軍長兼參謀長，參與指揮十個月殲敵八萬余人的戰(zhàn)斗。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黨中央決定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分歧最終演變成一場危機。

9月10日凌晨，毛澤東率紅三軍團和紅軍大學連夜北上。李特時任紅軍大學教育長，紅大學員多來自紅四方面軍。陳昌浩命令李特追回部隊。李特帶人騎馬追趕，在巴西附近追上中央紅軍。他揮著馬鞭，對紅大學員喊：“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態(tài)度強硬，甚至與共產(chǎn)國際顧問李德發(fā)生沖突，兩人用俄語激烈爭吵。

毛澤東親自出面解釋。他語氣平靜：“南下沒有出路，北上才是方向。你們要是不愿意走，我們歡送；想回來，我們隨時歡迎?！崩钐刈罱K帶走了部分紅四方面軍學員南下。這一幕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污點。多年后，許多中央干部仍記得他“持槍追毛澤東”的場景。

1936年11月，中央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西路軍，遠征新疆打通國際路線。李特被任命為西路軍參謀長。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遭遇馬家軍圍剿。零下三十度的戈壁灘上，戰(zhàn)士們穿著單衣，子彈打光后用刺刀、石頭搏斗。1937年3月，西路軍殘部退至祁連山石窩山頂，兵力不足三千。軍政委員會決定分散突圍，李特與李先念等人率左支隊轉入祁連山打游擊。

關于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后來多有爭議。安西之戰(zhàn)中，左支隊誤判敵情，攻城受挫。李先念晚年明確表示：“責任在我，不在李特?！毙煜蚯耙不貞?，李特作為參謀長“心細，考慮問題周到”，許多作戰(zhàn)命令由他起草。

1937年5月，李特帶領四百余幸存者抵達新疆星星峽。部隊整編為“新兵營”，學習軍事技術。危機悄然逼近。

當時新疆政局復雜，軍閥盛世才與蘇聯(lián)關系微妙。1938年初，王明赴新疆視察，將李特與紅四方面軍政治秘書黃超誣為“托派”。罪名源于李特曾申請去蘇聯(lián)學習，被曲解為“企圖投敵”。沒有審判，沒有調查，兩人在迪化郊外被秘密處決。

李特的死訊長期被掩蓋。官方檔案稱其“病故”，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才公開提及此事。徐向前晚年多次說：“李特人很好，和他相處不錯……他是冤枉的。”李先念更直接反問：“李特是反革命嗎？不是！”

1996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正式追認李特為革命烈士。通知書中寫道：“李特同志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為鄂豫皖、川陜革命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與發(fā)展作出過貢獻……歷經(jīng)磨難，經(jīng)經(jīng)受嚴峻考驗?！?/p>

平反過程充滿曲折。徐向前臨終前仍呼吁“李特是好人”，但因史料缺失，結論遲遲未定。最終，黨史編纂機構刪除其“反革命”定性，但未完全公開死因細節(jié)。

今日安徽霍邱縣李特故居陳列著他的事跡，匾額為洪學智將軍題寫。墻上“青史留名”四字，仿佛一種無言的拷問。

李特的一生濃縮了早期革命的復雜面相：留蘇背景讓他被視為“知識分子軍官”，執(zhí)行命令的忠誠被誤讀為路線站隊，甚至性格強硬也成為政治犧牲的誘因。徐向前那句“他是好人”，不僅是對個人的辯白，更是對歷史復雜性的承認——在宏大的革命敘事中，個體的命運往往被擠壓成模糊的剪影，但他們的犧牲與貢獻，終究會在時間中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