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朝鮮戰(zhàn)場的硝煙味兒嗆得人嗓子疼。

在志愿軍司令部，彭德懷那爆脾氣上來，把桌子拍得震天響，那動靜，估計連外面的警衛(wèi)員都嚇得一哆嗦。

其實那種全是“大捷”的劇本，離真實的戰(zhàn)場差著十萬八千里。

在這個絞肉機里，根本沒有永遠的贏家。

就在這仗打得最膠著、最難受的時候，出了件在咱們軍史上都挺罕見的事兒。

五位正師級的高級指揮員，那是以前在抗日、解放戰(zhàn)場上那是橫著走的人物，結果在朝鮮，直接被“陣前斬將”，原地撤職。

這就好比現(xiàn)在的上市公司大區(qū)總經理，早會開一半直接被保安架出去了。

這幾位可不是什么貪生怕死的軟蛋，那到底是因為啥，讓他們在異國他鄉(xiāng)栽了這么大個跟頭？

這事兒吧，還得從那條染紅了的臨津江說起。

那是1951年4月，第五次戰(zhàn)役剛開打，這可是個硬骨頭。

189師作為預備隊，接了個燙手山芋：強渡臨津江。

當時的政委蔡長元是個急脾氣，眼睛毒得很，一眼就看出來對面的美軍和英軍雖然裝備牛，但這會兒還沒站穩(wěn)腳跟。

這不就是戰(zhàn)機嗎？

蔡長元當時就急了，找?guī)熼L許誠商量，意思很明確：趁著夜黑風高，趕緊過江，打他個措手不及！

這招要是成了，絕對是一步好棋。

可是呢，坐在師長位子上的許誠，心里頭那根弦繃得太緊了。

他是老革命了，打仗講究個穩(wěn)扎穩(wěn)打，心里盤算著：上頭還沒給死命令，咱們要是擅自行動，萬一搞砸了咋整？

這一猶豫，麻煩大了。

現(xiàn)代戰(zhàn)爭打的是啥？

說白了，打的就是個時間差，誰慢誰就得挨揍。

就在許誠在那兒琢磨來琢磨去的那幾個小時里，美軍的偵察機早就把江邊的動靜摸了個底兒掉。

緊接著，那是鋪天蓋地的轟炸機，跟不要錢似的往頭上扔炸彈。

等到189師終于按部就班開始渡江的時候，原本還算安靜的江面，瞬間就跟燒開了的油鍋一樣。

渡船還沒劃幾下就被炸成了碎片，戰(zhàn)士們被死死壓在灘頭上抬不起頭。

最讓人心里難受的是，566團副團長李凱和565團副團長高連喜，這兩位那是響當當的漢子，連敵人的面都沒見著，就在這劈頭蓋臉的轟炸里犧牲了。

消息傳回師部，許誠當時就懵了。

戰(zhàn)場上哪有那么多以后啊，哪怕是一秒鐘的遲疑，那代價都是一條條鮮活的人命。

沒過多久，志司的一紙命令就下來了：許誠免職，蔡長元接任。

雖說許誠后來也是知恥后勇，回國后干到了天津市委書記，但估計臨津江邊那幾個小時的煎熬，能讓他后悔一輩子。

如果說許誠是輸在了“慢”，那180師代師長鄭其貴，就是輸在了“亂”。

還是第五次戰(zhàn)役，那會兒戰(zhàn)局變得太快，美軍利用機械化那大輪子跑得飛快，搞穿插包圍，直接把180師給圍在鷹峰山和駕德山那一片了。

這時候的鄭其貴，那是真難。

擺在他面前的選擇題，比高考壓軸題還難：是集中兵力硬突，還是分散突圍？

按理說，他是紅四方面軍出來的老將，膽子肯定不小。

但這可是朝鮮戰(zhàn)場，美軍那火力網跟以前遇到的對手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

他在突圍方式上這么一猶豫，整個指揮系統(tǒng)就癱瘓了。

這就好比打群架，老大不說往哪沖，底下兄弟們肯定就亂了套。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這支部隊最后失去了統(tǒng)一指揮，戰(zhàn)士們只能各自為戰(zhàn)，造成了那個著名的“180師失利”。

戰(zhàn)后，鄭其貴直接被撤職審查。

好在他心態(tài)還行，沒就此趴下。

回國后雖然從師長降到了上校，在吉林省軍區(qū)干后勤，但這落差一般人真受不了。

你想想，以前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師長，現(xiàn)在成了個管雜事的上校，換誰誰不破防？

但他一聲沒吭，默默干活，算是為那場敗仗贖罪吧。

其實吧，這種因為“慢半拍”被撤職的事兒，早在第二次戰(zhàn)役的時候就有苗頭了。

那時候26軍88師的師長吳大林和政委龔杰，接到的命令是死命令：去獨秀峰堵住敵人的退路。

這本來是一場“關門打狗”的爽局。

但是呢，這支部隊在路上被美軍飛機的狂轟濫炸給拖住了。

指揮官在處理這些突發(fā)狀況的時候，不夠果斷，對困難估計也不足，磨磨唧唧的。

在全是輪子的美軍面前，靠兩條腿跑路本來就吃虧，這一耽誤，那是真要命。

等他們終于趕到陣地的時候，好家伙，整整晚了15個小時！

15個小時是啥概念？

美軍主力早就喝完咖啡、收拾好東西溜之大吉了，剩下的也就是些散兵游勇。

雖然戰(zhàn)士們也是拼了老命在跑，但在軍令面前，理由再多也是蒼白的。

結果很干脆，吳大林和龔杰雙雙免職。

戰(zhàn)場不相信眼淚，也不聽你解釋路有多難走，結果就是一切。

同樣在這場戰(zhàn)爭里，42軍124師的政委季鐵中也坐了一回過山車。

這位老哥可是抗聯(lián)的老底子，當年那是提著腦袋干革命的主兒。

但是在面對敵人瘋狂反撲的時候，在戰(zhàn)略布局上稍微動搖了那么一下，就這一哆嗦，戰(zhàn)機就沒了。

那一刻的猶豫，讓他直接告別了指揮崗位。

不過這人也是條硬漢，被免職后也沒在那兒長吁短嘆，脫了軍裝換工裝。

他把打仗那股子勁兒全使在建設上了。

后來在大慶煉油廠當副廠長，在石油部當副部長，給新中國的工業(yè)化立下了汗馬功勞。

說到底，咱們現(xiàn)在回頭看這段歷史，真沒法站在上帝視角去罵這些老將。

在抗美援朝之前，咱們的將領那是打慣了運動戰(zhàn)、游擊戰(zhàn)的，猛地一下碰上美軍這種掌握絕對制空權、火力不要錢似的現(xiàn)代化對手，那是真的一臉懵。

這種“水土不服”，那是必須要交的學費，只是這學費太貴了，用的是血肉之軀。

如今回頭看，這五位被解職的師級干部，依然是值得尊重的功臣。

他們在戰(zhàn)場上的失利，和后來在建設時期的貢獻，都是那個時代中國軍人成長的代價。

畢竟，那個能讓世界頭號強國在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的軍隊，就是這么一點點試錯、一點點硬剛出來的。

1980年，鄭其貴在合肥病逝，享年67歲，他的骨灰里，或許還帶著那年朝鮮戰(zhàn)場的寒氣。

參考資料：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戰(zhàn)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