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資治通鑒》，大家都知道這是司馬光給宋朝皇帝量身定做的 “治國參考書”?？刹簧偃藭{悶：中國歷史淵源流長，從三皇五帝到夏商西周有那么多故事，為啥司馬光偏偏把 “三家分晉” 當成全書的開篇？其實這背后藏著他的核心治國理念，也貼合了整本書 “以史為鑒” 的核心定位，咱們今天就聊聊這事。

三家分晉，周朝禮制徹底崩塌

先說說《資治通鑒》的編撰初衷，宋神宗給這本書起名時就點明了核心 ——“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說白了，這本書不是單純講歷史故事，而是要給皇帝找前車之鑒，幫著判斷當下的政策得失。那為啥 “三家分晉” 就成了最合適的開篇？因為這事兒是周朝幾百年禮制徹底崩塌的標志性事件，參考價值直接拉滿。

在三家分晉之前，周朝雖說已經(jīng)有點 “打擺子”，周天子沒那么大實權(quán)了，但表面上的規(guī)矩還在。那會兒講究 “天子管諸侯，諸侯管卿大夫” 的等級秩序，就像一個公司里董事長、部門總監(jiān)、小組長各司其職，誰也不能越界?？蓵x國的韓、趙、魏三家，本來只是晉國諸侯手下的 “小組長”，卻聯(lián)手把晉國這個 “部門” 給瓜分了，還逼著周天子承認他們仨是新的 “諸侯總監(jiān)”。

這就好比小組長不僅搶了總監(jiān)的地盤，還讓董事長蓋章認可，整個公司的層級體系直接亂套。從這之后，各路諸侯徹底放飛自我，誰拳頭硬誰說了算，禮義廉恥全靠邊站，春秋時期的 “體面爭霸” 變成了戰(zhàn)國時期的 “生死廝殺”。這種從有序到無序的劇變，正好能讓宋朝皇帝直觀看到 “規(guī)矩崩壞” 會帶來啥惡果，比講一百個遠古傳說都管用。宋朝歷代皇帝也會警惕藩鎮(zhèn)割據(jù)留下的隱患。

三家分晉，名分不正，毀掉周朝統(tǒng)治根基

再往深了說，這開篇還藏著司馬光最看重的 “名分” 和 “禮治” 理念。他在《資治通鑒》開頭專門寫了一段 “臣光曰”，上來就喊出 “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這話翻譯過來就是，當皇帝的最核心工作是守規(guī)矩，這規(guī)矩里最關(guān)鍵的是等級名分，名分一亂啥都亂了。

三家分晉這事兒，剛好把 “名分混亂” 的惡果擺到了臺面上。韓趙魏本來是臣子，卻干了篡奪君主權(quán)力的事，這是 “臣不臣”；周天子作為天下共主，不僅沒去懲治這種僭越行為，反而給亂臣賊子發(fā)了 “合法執(zhí)照”，這是 “君不君”。在司馬光眼里，這就不是簡單的權(quán)力更迭，而是從根上毀了周朝的統(tǒng)治根基。

他把這事放開篇，就是想明明白白告訴皇帝：一個國家要是沒了 “名分” 約束，臣子敢越界、君主不護禮，最后只會落得天下大亂的下場。就像一個家庭里，要是兒子不聽老子的，弟弟不服哥哥的，這日子肯定過不下去，國家也是一個道理。這也是他對“變法派”一個有力的回擊。

更重要的是，這個開篇完全契合了 “給君主提供執(zhí)政鏡鑒” 的著史定位，里面全是能直接套用的治國教訓(xùn)。先看晉國公室的教訓(xùn)：為啥韓趙魏能成功奪權(quán)？還不是因為晉國國君自己沒本事，把權(quán)力都放給了手下的卿大夫，自己成了 “傀儡君主”。公室越來越弱，卿大夫勢力越來越強，最后被取而代之也是早晚的事。這就好比皇帝要是放任大臣勢力坐大，把兵權(quán)、財權(quán)都交出去，最后很可能自己被架空，宋朝當時就有大臣權(quán)力過大的隱患，司馬光這是在變相提醒皇帝 “要把權(quán)力攥在自己手里”。

再看周天子的反面教材：他本來是禮制的 “守護神”，卻為了一點眼前利益，承認了三家的諸侯地位。這一下就等于告訴天下人，只要你有實力，就算是犯上作亂也能被認可。從這之后，周天子徹底成了擺設(shè)，再也沒人把他當回事。司馬光把這事寫在開頭，就是想讓皇帝明白：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不能為了一時妥協(xié)就破壞根本規(guī)矩，不然只會自毀權(quán)威，讓天下人都不把制度當回事。

三家分晉是“治亂興衰”的關(guān)鍵節(jié)點

除了這些核心原因，還有兩個點也很關(guān)鍵。一是《資治通鑒》不是 “通史說明書”，它不用從遠古時期慢慢鋪陳，而是要聚焦 “治亂興衰” 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三家分晉剛好是春秋和戰(zhàn)國的分界點，從這開始，中國進入了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直接從這切入，能更快把讀者（也就是皇帝）帶入 “如何重建秩序” 的核心議題，省去了很多沒必要的鋪墊。

二是貼合當時的宋代政治語境。北宋中期不僅有外敵環(huán)伺，內(nèi)部還鬧朋黨之爭，大臣之間拉幫結(jié)派、互相傾軋，司馬光一直擔(dān)心這種局面會導(dǎo)致朝廷秩序混亂。他寫三家分晉，就是想借古諷今，提醒皇帝警惕臣子結(jié)黨營私，防止晉國公室的悲劇在宋朝重演。

說到底，司馬光把 “三家分晉” 作為《資治通鑒》的開篇，既不是隨機選擇，也不是單純?yōu)榱酥v故事，而是把自己的治國理念、給皇帝的執(zhí)政提醒，都打包進了這個歷史事件里。這一開篇，既是對周朝禮制崩塌的惋惜，也是給后世君主敲響的警鐘，不得不說，司馬光的 “良苦用心” 確實藏得深，但也說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