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一架載有64名俄羅斯公民的包機降落在莫斯科。這些乘客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曾以在祖國面臨迫害為由，向美國政府申請政治庇護。等待他們的并非自由女神的庇護，而是強制遣返。飛機降落后，這些人隨即被遞交了軍事傳票，部分人員當場被帶走接受問詢。

瓦盧耶夫：我擁有工程學與經濟學背景，曾在俄羅斯和美國的IT行業(yè)工作。自2000年代初，我就開始參與俄羅斯的抗議運動。2012年，在“白絲帶”抗議運動爆發(fā)前幾個月，我和妻子以學生身份移居美國。即便身在海外，我們并未停止行動，而是協(xié)助組織了與莫斯科同步的示威游行。2012年移居華盛頓后，我們策劃抗議活動和紀念儀式，積極推動美國國會通過《馬格尼茨基法案》，并倡導對俄烏戰(zhàn)爭實施制裁。

我們的主要籌資方式是在線眾籌，所有善款全額用于指定項目，不產生任何行政成本。自2022年起，我們的“自由之鳥”烏克蘭援助計劃已籌集約50萬美元。雖然我們也像許多非營利組織一樣尋求資助，但對于沒有知名公眾人物加持的草根團體而言，這非常困難。自2024年起，我們不得不開始協(xié)助被移民拘留的俄羅斯人——這在以前從未成為一個問題。為此，我們組建了一個約30人的志愿者工作組，涵蓋翻譯、協(xié)調員和案件管理員。

瓦盧耶夫：這源于拜登政府針對俄羅斯及若干前蘇聯(lián)國家公民（已確認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摩爾多瓦）實施的強化審查政策。美國邊境及移民官員難以準確區(qū)分真實的尋求庇護者與潛在的俄羅斯間諜。邊境曾發(fā)生多起俄羅斯聯(lián)邦安全局人員偽裝成難民試圖入境的事件。此外，2024年6月，數名塔吉克斯坦出生的俄羅斯公民因涉嫌與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有關聯(lián)而在邊境被拘留。

我認為即便特朗普執(zhí)政，這些措施也不會放松，甚至會刻意收緊，局勢只會惡化。許多國家的難民都面臨著這種壓力。今年美國向俄羅斯派遣了三到四架特別遣返包機，作為對比，前往委內瑞拉的遣返航班多達75架。

瓦盧耶夫：我們確知有三架。九月曾有關于第四架航班的傳聞，但未能追蹤到確切信息，我們合作的拘留所人員也未報告。

此外還有“非包機遣返”。這種情況下，俄籍人員通過常規(guī)商業(yè)航班被遣返，人數極少，從單人到幾個家庭不等。此類遣返在拜登政府時期也曾發(fā)生。特朗普政府所謂的“新舉措”，在于他開始組織50至60人規(guī)模的包機進行大規(guī)模遣返，且乘客全為俄羅斯公民。

飛往莫斯科的商業(yè)航班可能經停摩洛哥或卡塔爾，而所有包機均經由埃及中轉。被驅逐者在押解下轉乘前往莫斯科的聯(lián)程航班。這與常規(guī)驅逐程序截然不同：在常規(guī)程序中，難民有機會向美國移民和海關執(zhí)法局官員說明返回俄羅斯將面臨危險，官員可能會歸還護照，允許其在第三國中轉期間自行購買前往土耳其或亞美尼亞等地的機票。但在包機模式下，這種選擇不復存在。今年8月，曾有部分人員抗拒登機前往莫斯科，結果遭到了埃及安保人員的毆打，其中一名男子甚至被捆綁押送回俄羅斯。

瓦盧耶夫：我們知道從美國被遣返者在邊境會接受強化審訊。這次他們降落后數小時內不被允許離開機場，被詳細盤問在美國從事何種活動、政治立場及支持對象。在此前的航班上，甚至有自稱心理學家的人員參與問詢。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在問詢后直接被拘留。確知的是，先前航班的數名乘客后來被傳喚至居住地或戶籍地的執(zhí)法機構。據被驅逐者描述，這些談話氣氛緊張，官員主要詢問他們在移民前的生活情況。

瓦盧耶夫：這些人持有反對派觀點，并通過參加抗議活動或向反對派組織捐款來表達立場。鑒于他們現在身處俄羅斯境內且面臨危險，我無法透露具體姓名或細節(jié)。

瓦盧耶夫：我們知曉這兩人均在機場被捕并被正式起訴。法院為其指派了律師，但我們不清楚他們在刑事案件中的最新狀態(tài)，因此無法確定訴訟進展階段。調查很可能仍在進行中。

瓦盧耶夫：我們主要通過間接途徑研究此問題，因為我們的核心工作是提供直接援助并嘗試與美國政府溝通。據估算，目前約有1000名俄羅斯人被拘留。部分人最終獲得庇護，另一些則在申請被拒后遭遣返。

目前，俄羅斯人僅在這一情形下會被拘留：他們在多年前獲準入境（等待庇護裁決），一直在美國生活工作，隨后在境內被捕。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移民執(zhí)法特別針對庇護申請尚未裁決的長途卡車司機。這一群體正被大規(guī)模拘留并收押，這種情況在南部各州尤為常見，當地已設立檢查站專門攔截卡車。得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也有大批人員因此被捕。

瓦盧耶夫：大體可以這么說，但形勢正急劇變化。庇護批準率高的法官正被解雇，特朗普正從軍方招募新法官。

多數俄羅斯人被關押在南部各州的移民拘留中心：加利福尼亞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薩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佐治亞州和密西西比州。加州法官傾向于更常支持庇護申請者，但絕非絕對。

例如，8月某法官駁回了博主兼活動人士伊戈爾·奧爾熱夫斯基及其母親伊琳娜的庇護申請，二人在俄羅斯面臨刑事指控。法官給出的理由竟是案件仍在調查階段尚未移交法庭，因此“無需擔憂”。他還辯稱反戰(zhàn)觀點不能成為庇護依據，理由是前線人員可擔任司機或醫(yī)護人員而非直接參戰(zhàn)。然而矛盾的是，同一位法官此前卻曾僅因申請人“擔心刑事追訴”就批準了其他俄羅斯人的庇護申請。

瓦盧耶夫：美國移民拘留中心最初是為短期羈押違反移民法規(guī)的難民和移民而設，整個設施體系僅能支撐兩三個月的停留。但自2024年5月至6月起，拘留期已普遍延長至一年以上。該系統(tǒng)根本無法應對這種情況，例如醫(yī)療單位僅能提供基礎急救，無法妥善治療慢性病患者。

更糟糕的是，被拘留者根本無法自主選擇律師。他們僅能拿到一張印有當地律師電話的紙條，而這些律師往往已不堪重負。若想找到真正稱職的律師，必須依靠外界可信賴的人脈——但多數尋求庇護者并不具備這樣的資源。自2021年起，俄語律師群體供不應求，多數資質欠佳。律師受聘后失聯(lián)、實質性棄案的情況屢見不鮮。

另一個嚴重問題是移民當局在拘留安置時常拆散家庭。丈夫可能被遣送至加利福尼亞州，妻子卻被送往路易斯安那州，移民案件由此分頭推進，造成嚴重障礙。若丈夫是政治活躍分子，妻子便難以證明自己同樣身為反對派活動家并在俄羅斯面臨危險。即便在最近一架飛往俄羅斯的航班上，仍有部分人被遣返時，其配偶被迫滯留美國。

瓦盧耶夫：難以預料。但自7月以來，遣返行動幾乎每月發(fā)生，僅偶有間歇。合理推測這一趨勢將在2026年持續(xù)。

提穆爾·哈伊魯特迪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