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護當事人隱私和避免不必要糾紛，以下案例中當事人姓名及其他信息均為化名，若有雷同請聯(lián)系我們予以撤銷。）

一、案情介紹

被繼承人趙秀蘭與其丈夫?qū)O建國系夫妻，二人育有四名子女：孫文華、孫文軍、孫文麗、孫文強。孫建國婚前另有一子孫文斌。

孫建國于1999年去世，趙秀蘭于2014年去世。孫文斌于2017年去世，其子為孫浩；孫文軍于2019年去世，其女為孫婷。

一號房屋原系趙秀蘭承租的公房，位于北京市門頭溝區(qū)。1979年，孫建國從單位分得該平房2間，后由孫文強在院內(nèi)自建房屋2間。孫文強及其妻女長期居住于此，直至2015年房屋騰退。

2012年，一號房屋被納入征收范圍。趙秀蘭作為第一承租人，孫文強為第二承租人。2012年6月，趙秀蘭與甲征收中心簽訂《房屋征收補償安置協(xié)議》，確認貨幣補償及各項補助共計132萬余元。截至訴訟時，該款項尚未發(fā)放。

趙秀蘭生前于2013年7月14日立下一份打印遺囑，主要內(nèi)容為：“因其他子女未盡贍養(yǎng)義務，拆遷款約132萬元全部由女兒孫文華和小兒子孫文強繼承?！边z囑由楊某代書打印，丁某見證，趙秀蘭本人簽字捺印，并有全程錄像。

2023年，孫文華、孫文強起訴，請求確認全部拆遷款歸其二人所有。

被告孫文麗提出異議，主張：

趙秀蘭立遺囑時年逾八旬，行為能力存疑；

遺囑系他人事先準備好，非趙秀蘭口述，不符合代書遺囑形式；

見證人楊某、丁某曾與孫文華共事，存在利害關系；

趙秀蘭僅為承租人，無權(quán)處分非產(chǎn)權(quán)財產(chǎn)。

其他繼承人或表示認可遺囑，或未到庭應訴。

二、裁判結(jié)果（B號判決）

法院判決：

拆遷款中16,944元（屬實際居住人的搬家、配合獎勵等）歸孫文強及其家屬所有；

剩余1,307,854元作為趙秀蘭遺產(chǎn)，由孫文華、孫文強共同繼承；

駁回其他訴訟請求。

三、法院說理

拆遷利益可作為遺產(chǎn)處理

一號房屋雖為公房，但征收時產(chǎn)權(quán)單位已放棄權(quán)利，所轉(zhuǎn)化的補償款中，除專屬實際居住人的補助外，其余部分屬于趙秀蘭的合法財產(chǎn)權(quán)益，可作為遺產(chǎn)繼承。

2013年遺囑屬于有效打印遺囑

根據(jù)《民法典》第1136條，打印遺囑需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在場見證，遺囑人和見證人應在每頁簽名并注明日期。本案遺囑雖為打印，但：

有兩名無利害關系見證人（楊某、丁某）全程在場；

遺囑人趙秀蘭在錄像中明確表達意愿，確認內(nèi)容為其真實意思；

簽字、捺印、日期齊全；

錄像顯示訂立過程同步、自愿、思路清晰。

質(zhì)疑行為能力但未舉證，不予采信

孫文麗稱趙秀蘭受誘導、認知不清，但未提供醫(yī)療記錄或鑒定報告，亦未申請行為能力鑒定，應承擔舉證不能后果。

見證人與繼承人曾為同事，不必然構(gòu)成利害關系

楊某、丁某與孫文華多年前共事，現(xiàn)已無隸屬或經(jīng)濟往來，且錄像顯示其僅基于同情協(xié)助老人，不符合法律禁止性情形。

承租人可處分拆遷轉(zhuǎn)化利益

雖非產(chǎn)權(quán)人，但作為合法承租人，趙秀蘭對征收補償利益享有處分權(quán)，遺囑處分其應得份額合法有效。

四、律師提示（北京房產(chǎn)繼承律師靳雙權(quán)團隊）

打印遺囑必須嚴格符合法定形式

自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打印遺囑成為獨立類型，必須有兩個以上見證人全程在場，并在每一頁簽名+注明年月日，缺一即可能無效。

錄像可強化遺囑效力，但不能替代法定要件

本案錄像雖非必需，但有效證明了立遺囑人神志清醒、意思真實。建議在訂立打印或代書遺囑時同步錄像，重點記錄身份確認、意愿表達、簽字過程。

“利害關系人”認定有邊界

法律禁止繼承人、受遺贈人及其近親屬、債權(quán)人、債務人等作為見證人。但普通同事、朋友、鄰居，若無直接利益關聯(lián)，通常可擔任見證人。

公房承租人可處分拆遷利益

承租公房遇征收，承租人雖無產(chǎn)權(quán)，但對補償款（尤其是放棄安置房選擇貨幣補償?shù)那樾危┫碛胸敭a(chǎn)權(quán)，可依法通過遺囑處分。

質(zhì)疑遺囑需主動舉證，不能僅靠推測

主張“受脅迫”“神志不清”“見證人不合格”的，必須提供病歷、錄音、證人證言或申請鑒定。僅憑“年紀大”“關系好”等主觀判斷，法院不予支持。

律師建議：涉及拆遷利益分配的家庭，應在征收啟動初期就明確財產(chǎn)歸屬意向。若老人希望將補償款指定給部分子女，務必按《民法典》要求訂立形式完備、過程留痕的遺囑，避免日后爭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