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章劍鋒
出品 | 網易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楊振寧先生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自重回清華后,楊振寧把培養(yǎng)人才作為自己的新事業(yè)。1997年,楊振寧應邀擔任剛成立的清華高等研究中心(后更名為高等研究院)名譽主任,1999年起楊振寧任清華大學教授,他親自募集資金創(chuàng)立了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基金會,用于人才引進和學科建設。楊振寧先生親自給大一新生講授物理課,為學生講授“普通物理”課程,是時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朱邦芬的建議,沒想到楊振寧一口答應。此后整整一學期,楊振寧每周兩次都準時出現在教室。
朱邦芬院士曾是楊振寧先生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同學、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黃昆院士的學生和長期合作者,他與黃昆先生一起確立了半導體超晶格光學聲子模式的理論,被國際學術界命名為“黃朱模型”。2000年,他由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調入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工作,該中心由楊振寧先生一手創(chuàng)建,從那時候開始,朱邦芬待楊先生亦師亦友,共同探索和求解中國頂尖人才隊伍的培養(yǎng)。
2022年,楊振寧先生誕辰100歲,網易科技《科學大師》欄目邀請到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朱邦芬先生,介紹了百歲楊振寧先生的狀況以及楊先生所傾心投入的育才,探討了中國的教育發(fā)展問題。
朱邦芬說,楊振寧先生是那種沒有怪癖的天才,有人情味,直率;楊先生之所以能獲得諾獎,第一是從小就有一種雄心壯志,第二是和這個領域最好的人在一起;楊先生的教育觀是,越是優(yōu)秀的學生,越需要給他寬松的自主環(huán)境,最頂尖的學生都不是教出來的。盲從領導、迷信權威,阻礙中國出現楊振寧這樣的大師。
2004年,朱邦芬主持楊振寧與學生面對面活動。/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網易科技《科學大師》對話朱邦芬院士談楊振寧先生實錄(2022年10月發(fā)表于網易新聞客戶端,經編輯后重發(fā))
楊振寧先生是那種沒有怪癖的天才
《科學大師》:您跟楊先生接觸交往20多年,又是一起共事,你們會聊一些什么話題呢?
朱邦芬:我們聊天不限范圍,聊的內容很多很廣,但是我想聊的最多的還是物理學,物理學史、物理學家,另外,因為楊先生對數學也很熟,跟數學家的關系也非常好,所以還經常涉及到很多數學家的事情,最近聊的比較多的是科學史和科學家。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所熟悉的幾位中國物理學大師”。對每位大師我都想用兩個字來形容,其他幾位都比較容易找到一個合適的詞。楊先生到底用一個什么詞,我覺得有點難,后來想了想,最后用了“率真”兩個字。
他雖然是一位高齡的大物理學家,但他的思想方法,他的風格,很多方面都是有點像小孩子,發(fā)現一個美的東西,有什么新發(fā)現,他就非常高興。
另外,他為人比較直截了當,比較坦率,不會拐彎抹角,對很多事情發(fā)表意見的時候,他當然在措辭上也許會琢磨一下,但總的來講不是那種說話使人云里霧里弄不清楚的風格。
《科學大師》:你們之間相處的模式是什么樣的?你們在談論一些話題的時候會有爭論么?
朱邦芬:我原來在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工作時,跟黃昆先生在一個辦公室。黃昆先生(著名物理學家,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是楊振寧先生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同學,他們關系非常要好。我跟黃昆一起合作研究了15年。2000年1月份,我正式調到了清華大學,那時候楊先生雖然還沒有全職回國,但在清華已經籌建了高等研究中心,需要研究人員。我就在楊先生擔任名譽主任的高等研究中心工作,是中心成立后就職的第一個正教授。
我跟黃昆先生共事的時候,可以講是無話不談,很多事情可以隨便講,無拘無束,有時候還有點沒大沒小。我們每個工作日都是以討論開始,還經常會有很多辯論,因為研究工作中經常會有不同的觀點,兩個人經常夾纏不清。
我跟楊先生交流,很少跟他辯論,因為我們沒有合作研究過。但是在其他許多事有不同意見時,我當然可以大膽講出我的看法。
其實正常的師生關系就應該是這樣。然而我們中國人的文化特點,總是礙于師道尊嚴,覺得學生如果向老師發(fā)表不同的看法,甚至去質疑老師,總歸不太好。萬一搞得老師下不來臺就更不好了。但是,我認為在做學問上面,應該是大家能夠敞開來討論問題,這樣才能真正把事情討論得比較透徹。
楊先生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認為和同學之間討論問題是一個極好的學習機會。學生跟老師交流一般很少追問深究,學生問老師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了一下,學生就不會再繼續(xù)追下去。我當過老師也當過學生,很知道這個情況。然而同學之間討論問題,互相之間常常是不買賬的,經常會相互辯難追問,這對于做學問,其實非常重要。很多事情需要打破砂鍋問到底,才能夠真正的有體悟,才有比較深入的想法,甚至會產生一些新的思想。
2004年秋楊振寧與清華大學物理系大一新生在課間交流/圖源:清華大學公眾號
《科學大師》:一般來說,名氣大的地位高的人,脾氣也大,像楊先生這樣的頂尖人物,他身邊的人會不會怕他怵他?他會有生氣的時候么?
朱邦芬:就我接觸而言,像黃昆先生,在中科院半導體所里大多數人有點怕他,因為他身上有一種威嚴,跟他不太熟的人,有時候會覺得他不太容易接近。
而這種感覺,在楊振寧先生身上沒有,我覺得他是很容易接近的那種類型,比較的平易近人,他性格非常好。當然,有時候遇到一些事情,也會生氣,但不高興的事情他一般也很少表露出來,他是很有涵養(yǎng)的。
另外,我覺得楊先生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比較寬容和人情味的一面。
比如2000年,有一次,楊先生請我和我太太吃飯。我們是坐他的車去的,到了目的地,楊先生先下車給我太太開車門。吃完飯后又送我們到家,又是他下車給我太太開車門。講起來他是我們老師輩,地位又那么高,而我太太是個普通人。一方面這也反映出他尊重婦女,有點西方紳士的風格,另一方面,我覺得他確實是有平等待人的這么一種風范。
《科學大師》:古今中外,天才一般都會有各種類型,甚至不乏那種稀奇古怪的,在您眼里,楊先生是哪一種類型?
朱邦芬:黃昆跟我有一次也談過,他在英國讀博士研究生,做博士后,好幾位同事和同學后來拿了諾貝爾物理獎,包括他的導師莫特、玻恩,后來都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他覺得那些人不是天才,楊振寧是天才,他唯獨佩服楊振寧。
黃昆說楊振寧是最正常的天才。很多天才都有怪脾氣,楊振寧是沒有什么怪癖的。我很同意黃昆先生對楊先生的評價。不光是怪脾氣,很多天才的人際關系不是太好,很多人的情商實際上不是太高。
楊先生曾經就評論過很多大物理學家,比如當時跟他年紀差不多,或者稍微比他年長一點的,像泡利、奧本海默、費曼,托馬斯.庫恩,像他的博士導師泰勒等等,他說這些人當然都是很有成就的物理學家,但是這些人往往是比較aggressive,有點侵略性的,咄咄逼人的,而且他還用了一個詞叫oneupmanship,就是說為了達到一個目的,有時會有點不擇手段,他們的為人他是不贊成的。
另一方面他特別喜歡的是,他的另一位博士導師費米,他覺得費米永遠可靠;他也欣賞他的合作者米爾斯,國內的周光召(中國科學院原院長)。他覺得這些人都有一種儒家的君子性格,我想楊振寧自己當然也屬于這種。
2000年,黃昆(左)、楊振寧(中)和朱邦芬(右)三人合影。/受訪者供圖
親自給本科生上課,
楊振寧喜歡做很多大牌教授不肯做的事
《科學大師》:說說楊先生在清華做的事吧,我知道你們都很重視人才培養(yǎng)、學生教育的問題。
朱邦芬:我2000年到高等研究中心(楊振寧先生親自籌建),那時候楊先生還沒有全職回來,本來他計劃1999年從石溪分校退休后就定居清華任教,但因夫人杜致禮生病需要在美國治療,一直到2003年他才正式全職回來。2003年4月,我開始擔任清華大學物理系的系主任,我有很多事情需要麻煩楊先生,需要他來幫我忙。比如2004年秋季學期,我請楊先生來幫忙上課,因為當時有些物理系老師,特別是一些大牌的教授,不愿意給本科生上課。我就請楊先生給清華物理系大一學生講了一學期的本科生課程。
后來,我還請楊先生多次跟我們本科生交流。如 “與大師面對面”交談的系列活動,一般由楊先生先講半個小時到三刻鐘,然后學生們有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可以問他。他很樂意來,而且跟學生交流,一口氣就交流好幾個小時,比如談談學生到底怎么選擇將來的發(fā)展方向,怎么求學,怎么做研究等等,從他自己的經歷和經驗來跟同學做分享。
《科學大師》:楊先生在清華給大一學生上課這個事,在圈內有口碑,比如何祚庥院士就跟我講過,他認為這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在楊先生回歸清華后的諸多貢獻里面也排得上。
朱邦芬:我們有些老師科研做得很好,但他們不愿意上本科生的課,主要原因就是太忙了。比如有一位院士,他的會議和社會活動很多,一旦給本科生上課,一個禮拜兩次,每次兩節(jié)課,那就動不了了,各種各樣的科研活動和會議就參加不了,所以很多大牌的老師不是太愿意給本科生上課,研究生課他們覺得還可以,因為比較靈活,也可以調時間,本科生課程你是沒法調的,必須學校批準,這個很難。
楊先生這樣一個大科學家,能上大一最基礎的普通物理課,我想這確實對我們老師是一個提醒,就是說,到底科研跟教學哪個是你的基本職責。我想這對于推動我們物理系的老師,甚至清華大學和全國高校的一些大牌教授給本科學生上課是起了作用的。
楊振寧給本科生上課/圖源:清華大學公眾號
《科學大師》:為什么會出現大牌教授不給本科生上課的現象,老師給學生上課,這不是本職工作么?
朱邦芬:因為大學老師的科研任務很重要,你要提職,你要獲獎,主要是靠科研成果,但是我認為大學的科研跟在科學院做科研有所不同,在科學院做科研相對比較純粹,但在大學你就必須要考慮到學生的成長,科研要有利于學生成長,而不是把兩者對立起來。大學教師第一位的任務還是要培養(yǎng)學生,科研也是為培養(yǎng)人才服務的,這個關系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一些老師是不清楚的,因為考核都是看科研,教學你只要完成課時就夠了,但到底花了多少時間,盡了多少心力,有沒有應付,外人是不知道的。此外,許多研究做得好的老師還覺得,一星期兩次上課,課前需要備課,課后需要給學生答疑,期中期末又需要出考題改考卷,思路常常會被打斷,時間也碎片化了,不利于集中精力和時間攻克一個科研難關。
總的來講,即使到現在為止,我認為很多大牌的教授真正自始至終給本科生上一門課的還不是很多,有的人就是上一門導論,本人就講了第一節(jié)第二節(jié),下面就讓他的助手代講,說起來他也講“我是上了課的”,但這顯然跟真正意義上的上課還是不一樣的。只上一兩次課,很難對學生的思維風格產生較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想說,很多大牌教授為什么大牌,是因為研究做得好,所以這些大牌教授一般學校不太敢得罪,比如嚴格考量說,“你應該上64學時課,你沒有完成任務”,學校不會這樣的,對這些人一般是比較遷就的,實際上學校也要仰仗這些人,因為學校的評估指標里面很多是科研指標:得了多少獎,高被引論文有多少篇,國家獎有多少個,經費申請到多少,這些很多都得靠大牌教授。
2021年11月,楊振寧與部分清華物理學堂班學生合影。/受訪者供圖
楊振寧帶來的啟示:
真正的頂尖人才不是教出來的
《科學大師》:怎么看當下我們大學生的自主研究能力,他們的這種能力究竟怎么樣?
朱邦芬:我覺得當今的學生比我那一代人要強,他們的學習條件比我們那時候不知要好多少,經過了各種訓練,特別是做題能力,講到做題我是根本做不過學生的,但是當代學生的不足就是自主學習、自主研究能力比較差。
他們從娃娃開始,一天的時間,家長老師全給你排滿,你這個小時聽什么做什么,下個小時又應該做什么,回到家就做題做作業(yè),做到很晚很晚,所以他們沒有一個自主思考的空間,沒有一個胡思亂想的空間。他們的學習很大程度是被動的學習不是主動的學習。
所以,中國很多學生考試很厲害,因為他們很勤奮,什么題型都做過,但是要他自己去原創(chuàng)性地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別人沒做過的問題,這類問題有沒有答案,事先并不知道,解決后將會產生什么重大影響,這方面就比較欠缺。目前為什么我們最頂尖的人才,跟美國跟一些發(fā)達國家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我想主要在這方面有差距。
《科學大師》:針對年輕人的培養(yǎng),您們覺得可以怎么做,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法門?
朱邦芬:我經常跟楊先生討論,就是中國的一些頂尖人才到底怎么成長起來?楊振寧先生其實曾經講過一些話,當時被很多人罵的,他覺得中國的學校培養(yǎng)人很成功,但是他是有補充的,他說中國的教育對七八十分的學生很成功,對大多數學生培養(yǎng)很成功,讓這些人打的基礎很扎實,但是對于一些頂尖的學生,譬如90分以上的學生的教育,他覺得美國做得比中國更成功。
最頂尖的學生,他們的很多知識是自己主動去獲取去思考的,他們往往天馬行空,不同的領域都去碰一碰,去嘗試一下,涉及面廣,不同的領域之間有交叉,他在解決某個問題時,可以借用不同的方法,因為能夠融會貫通,把問題弄透,是比較容易的。
中國的好學生一般都是領域面比較狹窄,只是自己研究的那個點很深入,但是你要開辟出新的方向才行,比如拿諾貝爾獎,就需要開辟一個新方向新領域,這方面我們的最優(yōu)秀學生還不行。
我跟楊先生的看法一致,實際上是中國的教育有它的優(yōu)點,美國教育也有它的優(yōu)點,我們有個想法,就是看有沒有辦法把兩者的長處做法都結合起來,兼收并蓄。
這些年我主持的清華學堂物理班,一個中心的思想就是特別強調我們要營造一個好的環(huán)境,幫助學生成長。
好的環(huán)境包括6點:
第一,要有一批好學生,讓這批好學生互相之間去討論,去辯論、去追問,去提出不同的問題。第二,是要有好的學風。第三,是要有一批好的老師,而且這些老師是舍得花時間去引導學生的。第四,清華當時我覺得最欠缺的,學生要有自主空間,我們的學生缺少自主空間,學校給他們的課排得太滿,活動排得太滿,沒有自主空間去思考問題,尤其是思考一些大的問題。第五,當然是需要有國際間的交往交流。第六是學校要有比較好的軟件和硬件條件。
如果我們學校里的環(huán)境滿足這6條,我相信,我們中國這么多聰明人,就比較容易成長起來,脫穎而出,可以充分發(fā)揮他們的聰明才智。
我們清華學堂葉企孫物理班,現在強調的因材施教,跟原來不一樣。原來越是好學生越要讓他多學一點,越要讓他學難一點,越要讓他學早一點;現在越是好學生,越要給他寬松的環(huán)境,越是要讓他自己去探索一些問題,越要讓他們自己主動的去學,主動的去研究。
2021年11月,楊振寧與清華物理學堂班同學談如何選擇研究領域和方向。/受訪者供圖
讓學生主動學習探索,
要從娃娃做起
《科學大師》:您剛才講到要給學生這個自主空間,因為我們國內的學校教育一般都是要講管理講制度和講紀律的,這樣一來,又能給到學生什么樣的自主空間?
朱邦芬:我覺得其實自主空間不光是大學生的問題,實際上從娃娃開始就應該重視,我曾經在幾個場合都講過,中國教育大家普遍最關心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缺乏杰出人才,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娃娃負擔太重。其實這兩個問題是有聯系的。小時候你就給娃娃各種填鴨式的教育,報上各種班,整天就忙這些東西,小孩子完全沒有自己的童年的活動空間,沒有兒童的幻想,各種想象力全都沒有了。
我們的孩子從小就沒有自主空間,到大學你再說給自主空間,實際上已經是有點晚了。
要知道,我們安排小孩子去忙碌的有些東西是沒有什么用的,比如說奧賽,物理奧賽、數學奧賽,本來不是個壞事情,學生有興趣自己去琢磨,也很好,但是我們后來把它變成像培養(yǎng)職業(yè)運動員的訓練,訓練他們做各種各樣的難題,全都做過,那比賽取得的成績當然很好,中國孩子的奧數成績可以講是世界第一,但是最后能拿世界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的,到目前還沒有人。
很多別的國家,他們的孩子基本上是靠自己去學習去鉆研去思考,很多問題就是被他們學會了想通了,而我們這里無休止的做題訓練,題海戰(zhàn)術,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將來你做研究,真的要搞創(chuàng)造發(fā)明,是沒有人給你布置題目的,全都要靠自己,要有一種想象力,要有批判性思維,我想這種短板對我們的頂尖人才的成長實際上是不利的。
《科學大師》:您講到批判性思維,學生需要有思考、質疑和追問的能力,你們有實踐么,怎么激勵他們?
朱邦芬:我覺得只要老師在場,學生一般跟老師之間追問很少,你再鼓勵,也沒什么效果,最好的辦法是老師不參與,鼓勵學生之間自己來討論和相互追問。我們專門有一個葉企孫沙龍,專門由學生自己來組織各種各樣的活動,議題都是學生自己提的,我們就給他們提供場地,準備一些茶點,他們學生湊在一起,或者共同對某本書有興趣,相互之間你講一章他講一章,這么來學。
或者大家對某一個問題有興趣,學生們湊在一起,由一個人拋磚引玉,然后大家共同討論,各種各樣的形式都有,學生覺得這種形式能學到很多東西,而且完全是學生主動,不是老師去驅動。我們清華學堂物理班從第一批2008年進來的學生,到已經十幾年了,他們一批批學生都延續(xù)了這種做法。
2012年6月29日,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成立15周年院友學術交流會上,90高齡的楊振寧發(fā)表演講,以講故事的方式與清華師生分享自己的學術人生。/圖源:清華大學公眾號
同樣是中國人,
楊振寧能拿到諾貝爾獎,
本土科學家為什么不行?
《科學大師》:往往是去了國外的不少華人科學家,能拿到諾獎,像楊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很早就出國了,拿諾獎時還非常的年輕,而中國本土科學家?guī)缀鯖]人得諾獎(除了屠呦呦),有人在這方面有疑問:同樣是華人血統,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
朱邦芬:我們中國人的天賦一點都不差,中國聰明人很多,楊先生曾經說過,他和李政道先生拿了諾貝爾獎,他覺得最大的貢獻是改變了中國人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的心理。我認為這也就證明了一點,中國人一點都不笨,在科學最前沿完全可以做出最好的工作。
但問題來了,為什么中國聰明人這么多,到目前為止,我們本土的諾貝爾獎得主還是這么少,到底什么原因?這就涉及到所謂錢學森之問(編者按:錢學森之問是指“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yǎng)不出杰出人才?”)。
當然原因很多,這個問題也不光是出在大學教育環(huán)節(jié),跟我們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的教育,跟我們的文化都是有關系的,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和文化,不利于很多科研工作實現創(chuàng)新突破。
我覺得有這么幾點。第一,我們的大環(huán)境非常急功近利,在清華百年校慶的時候,清華有老師曾提出,我們的學生對學位的追求,多過對學問的追求;教師對自身發(fā)展的追求,多于對學生培養(yǎng)的追求;學校領導對一些評估性的指標的熱衷,多于對學生成長的關注。我還加了兩句:我說大學校長對保官升官的熱衷,多于對成為一個教育家的追求;地方政府對教學事業(yè)的重視,往往是低于對一些短期的政績工程的重視。
我們說百年樹人,因為育人是個長期的過程,培養(yǎng)一個人成才,10年都太短了,一個周期都是幾十年,所以不是短期能夠看出來效果的,而我們從上到下所重視的很多考核的指標,都是一些比較短期可見的指標,大家都是希望短期就能見效,這種文化實際上對需要靜下心來培養(yǎng)人才,靜下心來做事情,是不利的。
第二, 我們的傳統文化是尊重師長,信奉權威的。我們古人的很多論證都是引經據典,比如孔夫子是怎么講的,誰誰誰說過這句話,對很多既定的結論,學生什么都知道,但是普遍不重視在自己手上到底應該創(chuàng)造點什么新東西,或者發(fā)現了一些什么新東西。
再加上我們原來接受的是蘇聯體制,也就是說,領導不僅代表了權力,也代表了真理,兩者這么一結合,實際上就造成了創(chuàng)新阻礙。如果你的觀點跟傳統的思想學說是不同的,你跟老師之間有不同的看法,盡管有創(chuàng)新,也不太受鼓勵。
第三, 當然是我們教育也有很多問題,我們的教育是以傳授知識為主,而不是鼓勵學生怎樣自己去獲取知識,怎樣自己去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它的好處當然是說我們的學生學了很多知識,學得很扎實,如果叫他去做一個事情,對學過的他們輕車熟路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他們的創(chuàng)造性不夠。然而,不管是諾貝爾獎,還是重大技術突破,主要是看原始創(chuàng)造性,是否是最早提出某一問題或理論,是否是最早解決關鍵問題。
2012年4月5日,楊振寧先生做客清華大學博士生“學術人生”講壇,講述他的學習與研究經歷。現場座無虛席,很多學生站著聽完報告。/圖源:清華大學公眾號
《科學大師》:從楊先生身上,您是否能觀察到這一點:究竟得諾獎的人身上有什么特質?
朱邦芬:拿楊先生來做例子,他為什么能拿到諾貝爾獎?我想,第一,很重要的就是,他從小就有一種雄心壯志。楊振寧12歲看了本書《神秘的宇宙》,他就有雄心壯志要拿諾獎。這個很重要,用中國話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果一個人從小定的目標比較高,即使最后達不到,但你也可以做得比較好。如果你一開始完全沒有志向,把自己人生的目標定得比較平庸和平穩(wěn)的層次,老婆孩子熱炕頭,有房有車,追求實現財務自由,那你當然不會去鉆研學術,不會想著我將來要在科學上做出一番事業(yè)來,所以現在我經常跟我們同學聊天,告訴他們,大家要有雄心,應該立志,為了中國的科學事業(yè),為了中國人應該對世界科學發(fā)展有大貢獻,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來學習。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黃昆1947年給楊振寧的一封很長的信,當時黃昆在英國,楊振寧在美國,楊振寧當時做研究做得不順,原來雄心勃勃,但是楊振寧這個時候做實驗,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楊振寧;做理論研究,楊先生自己提出了4個問題,都很重要,但都是不容易解決的。當時他每個問題鉆研了幾個禮拜,都沒有得到一個結果,所以有段時間他就有點幻滅的感覺。
黃昆在信里面鼓勵楊先生,還特別提到,將來我們回國要成立一個獨立的中國物理研究中心,它的重要性遠遠比個人拿諾貝爾獎更重要。說明他們當時在西南聯大的這些好朋友之間是討論過將來拿諾貝爾獎這件事的,所以他們一開始就有比較高的目標,這點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要有學術追求。
我們現在很多很優(yōu)秀的人,做研究做得很好,他的目標是當院士。我說如果你的目標是當院士,那意味著你的科研水準將來就到此為止了,你的目標不能定位在我要拿一個什么帽子做一個什么官,你要想著我在科學上將來要解決一個什么問題。
第二,楊先生為什么能拿到諾貝爾獎?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一定要跟這個領域最好的人在一起,跟他們討論問題,跟他們一起交流,這點很重要。拿楊先生自己的話來講,他覺得做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比較獨特的風格跟品位。這個品位和風格,就是你喜歡什么東西,在學術上偏愛什么,愿意怎么做,喜歡用什么樣的思考方法,容易和什么產生共振。
在西南聯大七年,楊先生是受了兩位老師的影響,一位叫吳大猷,一位是王竹溪,一個是他的本科論文導師,一個是他的研究生論文導師,是兩位老師把他引到物理學領域。吳先生當時給他的畢業(yè)論文題目是跟對稱性有關,王先生給他的論文題目是統計力學,這兩個領域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領域。一開始他跟著的老師就是一流的,盡管當時還不是世界最頂尖的,但是國內最好的老師。
后來楊先生到了美國,他跟費米、泰勒,包括做實驗的艾里孫,這些人都是世界頂尖的,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中心接觸的也都是世界最一流的學者,我覺得這也是很重要的,這些一流學者在想什么問題,對什么問題發(fā)生興趣,他們的研究風格是什么樣的,你跟他們相互交流切磋,都會影響你。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中國盡管聰明人很多,但我們現在比較缺乏的是雄心壯志。第二個我們的老師確實也不夠優(yōu)秀,像楊先生這樣,我覺得是一流的,像我這種人只能算三流。如果中國有10%的院士有楊先生這樣的水準,那中國科學肯定是世界頂尖水平。
所以,總的來說,我覺得楊先生能拿諾貝爾獎,這兩點是最重要的,一個是雄心壯志,第二是要跟這個領域最好的人在一起切磋學問。
2004年,教室里,楊振寧在講課前。/受訪者供圖
花大價錢引進大師為我所用,
并不根本解決中國科學發(fā)展問題
《科學大師》:雄心壯志可能還比較好解決,關鍵是后一點,要跟最好的人在一起,這是個大問題吧?
朱邦芬:我們的一流大師在國內也沒幾個,所以你怎么辦?第一,不管現在國際形勢怎么樣,我們要努力爭取我們的學生跟同領域中最優(yōu)秀的人在一起,要跟他們開展各種各樣的學術交流,向他們學習,這點很重要。
第二, 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我想我們現在有很多老師,雖然離最高標準還有點距離,但是他們都是各自領域的專家,在這個領域受過很好的訓練,做過很好的研究。像我們現在清華物理系的一些年輕老師,在自己一個很窄的領域做得很好,但知識面還比較狹窄,特別是提出新問題的洞察力還比較缺乏,他們應該互相之間多交叉合作,這樣會有助于他們自己的研究取得突破和提升,因為交叉的地方容易出現新的結構新的思路,這也對學生成長有幫助。
我們的學生不要跟著老師做一個很狹窄的問題,追求要發(fā)幾篇文章,或者在哪個雜志上發(fā)文章,如果學生也是同時接觸幾個方向,也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啟發(fā)。
《科學大師》:有沒有可能繼續(xù)引進一些杰出人才,年長的像楊先生、丘成桐先生,更年富力強的像朱松純這一類人,把他們都引進不就好了嘛?
朱邦芬: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復雜,光是引進,有沒有水土不服的問題?中國的文化跟西方文化還是有比較大的差別,有很多文化上的障礙,有些人他在國外的環(huán)境中科研做得很好,但到我們這個環(huán)境,就不一定能出成果。
我也并不認為拿過什么大獎的,就一定都是什么天才、大師,就一定很了不得。就是在拿過諾貝爾獎的那些人里面,還是有很大差別,有的并不一定值得引進;有的引進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問題,但能否指望他們來培養(yǎng)超過他們的中國杰出人才,很難說。
我們中國不像美國,美國可以從全世界引進最優(yōu)秀的人才為他們所用,我認為中國將來主要還是得靠自己培養(yǎng),我們是能夠引進一些大師,但是要靠引進來解決我們自己本土大師的培養(yǎng)問題,我覺得這不是太現實,尤其在當前的國際環(huán)境下面,更是不現實。
而且,花大價錢去引進人才也沒有必要。我們現在是有點迷信金錢萬能,覺得給個很高的待遇,人家就愿意來,我想不是這樣的,特別是做基礎研究的這些人,還是要靠他的內在驅動力,要真的對一個事情有興趣和熱愛,要有一種為人類的科學做出點貢獻的理想,這樣才行。
楊振寧在2019年求是獎頒獎典禮現場/圖源:清華大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