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的失陷代表著元朝的滅亡。

不過，就像明末清初著名的歷史學家谷應泰所評論的那樣，“元亡而實未亡”。因為元順帝至少名義上還控制著東北、蒙古、山西、陜西、甘肅、云南等地區(qū)，能夠對明朝北伐軍構成直接威脅的元軍武裝力量分散布置于從遼東到甘肅的幾千里戰(zhàn)線上。

史書稱其“引弓之士”還有百萬之眾，盤據在廣闊的地盤上，擁有大量軍械物資與駝、馬、牛、羊，從表面上看，似乎具備將戰(zhàn)爭進行下去的能力。

元順帝當初決策逃往塞外，只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他于1368 年7月28日離開大都之后只想找一個落腳點作為駐蹕之地，然后著手反攻。

8月初，這支從京城撤離的隊伍冒著秋雨在泥濘的道路上跋涉，于傍晚時來到了營口。地方政府對元順帝的大駕光臨表示理解，并給予支持。

其中遼東參政賽因帖木兒率五千騎緊急入覲，以作護衛(wèi)。知樞密院事哈剌章因擔心明軍追擊，奏請“速召”山西的王保保入援，然而遠水難救近火，這個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北元小朝廷為了自保而需要繼續(xù)北撤，經過十四日的行軍后終于來到上都。上都距離大都有千里之遙，位于灤河上游，在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偏安塞外、立足上都的小朝廷，史稱“北元”。

北元君臣總是習慣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來思考問題，他們絞盡腦汁地想著反攻，沒有認清元、明力量對比早已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反攻在很多時候成了以卵擊石的魯莽行為。

新興的明朝基本控制了南方各省與北方的山東、河南、河北，人力與物力遠強于北元。北元小朝廷出塞后便處于物資匱乏、財政收支捉襟見肘的困境中。

雖然，當時還存在著“貧極江南，富夸塞北”的說法，可實際上早已時過境遷。元順帝控制的塞北地區(qū)在經濟上長期處于寄生狀態(tài)，主要依靠從漢地、特別是南方輸入大量物資來維持，一旦切斷了供應，勢必難以為繼。

此外，山西、陜西、甘肅等地實際處于軍閥割據狀態(tài)，對元順帝陽奉陰違是時有的事。顯然，這個內外交困的小朝廷當務之急是想辦法如何生存下去，而不是好高騖遠地策劃反攻。

可是，北元君臣沒有及時從戰(zhàn)略進攻轉入戰(zhàn)略防御，反而輕率地準備派出主力與明軍展開決戰(zhàn)，這種“賭國運”的不良心態(tài)使得這個小朝廷難免會在未來的日子里輸個精光。

當時，北元諸部真正首屈一指的主力自然是在山西蟄伏已久、蓄勢待發(fā)的王保保。而陜甘地區(qū)的李思齊、張良弼，他們也擁有一定的實力，這些人是地方部隊的佼佼者。

除了地方部隊之外，元軍正規(guī)軍之中戰(zhàn)斗力比較強的要算直屬皇帝的禁衛(wèi)部隊，這支部隊因主動撤離京城得以保存下來，他們與塞外蒙古的諸王鎮(zhèn)戍軍隊會合，仍然對明軍造成一定的威脅。

北元時刻都想依靠決戰(zhàn)來恢復失地，而明朝也同樣渴望通過決戰(zhàn)來徹底消滅敵人，雙方都希望決戰(zhàn)，決戰(zhàn)就必然會發(fā)生。

不久后，明軍與王保保決戰(zhàn)的時刻突然到來。

朱元璋下令徐達、常遇春出動北伐軍主力從北平西進奪取王保保的老巢山西，同時讓剛剛結束南征的老將湯和與河南守將馮勝率領另一路偏師北上予以配合。

1368 年九月，北伐軍首先行動，常遇春帶著部分人馬先行出發(fā)，取保定、中山、真定等地之后，準備殺向山西，徐達以大軍繼之，同時留下孫興祖防守北平。

就在徐達、常遇春在河北境內攻城略地的時候，湯和與馮勝已經搶先一步打進了山西，他們于十月從河南渡河，經武陟、懷慶越過太行山，攻破碗子城這個關隘，一舉拿下了澤州，逼退了王保保的守將賀宗哲與張伯顏，接著連克潞州、絳州等地。

身在太原的王保保如坐針氈，立即派出韓扎兒、毛義率領步騎兵反攻澤州。明軍知道來者不善，緊急要求楊璟、張彬等后繼部隊前來支援。

天底下最強的兩支軍隊在韓店相遇并決一雌雄，結果明軍失利而還。

明軍的失利與主將湯和、馮勝、楊璟、張彬的指揮能力脫離不了關系。

湯和作為一員資深老將，指揮大兵團野戰(zhàn)的能力比起徐達與常遇春等人還是差一點，尤其是欠缺帶領騎兵作戰(zhàn)的經驗。

因此，在北方遇到王保保這樣的勁敵，吃虧就在所難免了。

馮勝是宿將馮國用的兄弟，此人多年來習慣跟從徐達打仗，這次改與湯和做拍檔，便發(fā)揮失常了。

楊璟、張彬兩人的情況與湯和有相似之處，他們多年來一直呆在南方，并剛剛結束了征戰(zhàn)湖南、奪取廣西的軍事行動，征塵未洗就北上山西，首次在北方平原上與騎兵作戰(zhàn)，受到挫敗不足為奇。

韓店的勝利給王保保造成了一種印象，認為明軍的戰(zhàn)斗力遠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強，他現在既然打退了從河南進犯山西的明軍，按理應該掉轉矛頭指向從河北真定方向沖殺過來的徐達。

可是，遠在上都的元順帝恰巧傳來了一個命令，要求王保保立即反攻大都。元順帝除了要求山西的王保保出兵之外，肯定還會要求陜西的李思齊、張良弼有所行動。

然而，這兩個人仍然企圖置身事外，對君主之令虛與委蛇。這一次，只有遭到明軍攻擊的王保保忠實執(zhí)行了命令。

王保保計劃出奇兵，走間道，采取“避實擊虛”的戰(zhàn)法，繞過徐達、常遇春等人在河北地區(qū)的主力，直接攻擊北平，以圖盡快恢復這個舊日的元都。

同時，他還想通過這次出兵達到“圍魏救趙”的目的，迫使徐達回援北平，以緩解山西地區(qū)的軍事壓力。

可惜，他的行動沒有得到塞外北元正規(guī)軍的及時配合，因而這次精心策劃的反擊成了一次極富冒險精神的單獨行動。

而明朝北伐軍主力自離開北平以來，在河北地區(qū)連戰(zhàn)皆捷，正準備開進山西。在這個時候，身在前線的徐達通過出色的情報工作發(fā)覺敵情起了新的變化，他面前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回師救援北平；二是置北平于不顧，繼續(xù)進攻山西。

明軍到底何去何從？

這成了軍事會議上的熱門話題。

其實徐達早已拿定了主意，他拒絕回師北平，依舊按照原定計劃繼續(xù)向山西進軍，針鋒相對地圍攻王保保的大后方太原，迫其撤回進攻北平的部隊。

這一招可算是“圍魏救趙”的翻版，可見徐達對付王保保，講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徐達為了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太原城下，果斷地將部隊一分為二，讓騎兵盡快出發(fā)，步兵隨后跟上。

一聲令下，薛顯、傅友德率領三千鐵騎為前鋒，火速突擊山西，攻打平定州。

徐達率領騎兵主力緊跟其后，經太行山麓的井陘也進入了山西，還在黃次站俘獲太原派來的十五名元軍偵察騎兵，前后僅用數天時間就抵達了太原的門戶榆次。

就這樣，快馬加鞭的明軍騎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到了太原城下。徐達這一招后發(fā)制人使得非常干凈利落，他比王保保動身要晚，卻在王保保尚未到達北平之前，搶先一步來到了太原。

王保保前進到保安時，意外收到后方不穩(wěn)、對手兵臨太原的壞消息，不禁大驚失色，叫苦不迭，他深知明軍即使失掉北平，還有河北、山東、河南等廣大的回旋余地，而自己的根據地僅有山西，一旦失去太原，則后路將有被切斷的危險，無奈之下，只得被迫放棄恢復失地的原定計劃，回師自救。

當時，徐達把軍隊屯于城外，意圖以逸待勞，伺機在野戰(zhàn)中攻擊回援的元軍。

不久后，當元軍前鋒“萬騎突至”之時，卻在明軍前鋒驍將傅友德、薛顯與數十名騎兵“敢死隊”的阻擊下退卻，一下子退到了城西。

王保保主力隨后趕到，與前鋒會合，兩軍列營二十余里，一連對峙了三日，大戰(zhàn)隨時可能爆發(fā)。

這時，明將郭英登高遠望敵軍大營，經過詳細觀察敵情之后，他向上級將領常遇春提出建議道：“敵兵雖多而陣容不整，軍營雖大而無備，應當趁夜劫營。”

看來，郭英真實的意圖是避免在白天堂而皇之地決戰(zhàn)，而想在夜色的掩護下以巧取勝。常遇春對此深表贊同，理由是明軍只有騎兵，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zhàn)”，因而派遣精騎乘夜劫營確為上策。

此時，正巧王保保手下有人愿意做明軍的內應，一位名叫“豁鼻馬”的將領悄悄派人約降，表示愿意里應外合。

喜出望外的徐達立即批準了劫營之策，并派出五十騎埋伏于城東十里之外，預先約定舉火鳴炮為號，為總攻做準備。

當夜，主動請纓的郭英率十余騎在元軍內應的引導下潛入敵營，按計劃舉火鳴炮。元軍大營之外的伏兵馬上響應行動。不久，常遇春聞訊帶兵殺到，各路明軍鼓噪之聲此起彼伏，互相呼應。元軍亂成一團，自相踐踏。

正坐于帳中挑燈夜讀的王保保倉猝之間不知所措，匆忙從帳后逃出，騎上驏馬，與十八名隨從一起突圍而去。徐達隨后帶領大隊人馬來到城西，接受豁鼻馬等一批元軍將校的投降，總共獲得四萬降卒與四萬余匹戰(zhàn)馬，占領了太原。

太原之戰(zhàn)是一場遲來的決戰(zhàn)。明軍的勝利徹底解除了王保保這支勁旅對北平的威脅，鞏固了北伐來之不易的成果。

常遇春、傅友德、薛顯、郭英等精英將領在這一戰(zhàn)中表現非凡，他們?yōu)榇驍⊥醣１５蔫F騎立了大功。

明軍騎兵在沒有步兵的支持下意外地取得了戲劇性的重大勝利，實在有點僥幸。王保保所部雖然人多勢眾，但在元朝剛剛宣告滅亡的歷史背景下各懷異志，否則的話，鹿死誰手還不一定。

形勢的發(fā)展完全在朱元璋的預料之中，一切就像他在北伐之前所說的那樣，大都一旦失守，必將對元軍的士氣產生重大影響，這有助于明軍對山西、陜西地區(qū)的元朝地方部隊進行窮追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