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平按：此文系我的《重讀水滸》系列之一，已刊《三峽文學》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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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里有不少武打描寫，梁山一百0八將，除了神醫(yī)安道全不會武功外，其余一百0七人，哪怕書法家蕭讓和雕刻家金大堅，都是練家子。書中說，蕭讓“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圣手書生。又會使槍弄棒，舞劍輪刀”；金大堅“開得好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槍棒廝打”。只有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士夫夫出身，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余里，早走不動”，走路都艱難，不可能會武功。

從這一意義上講，《水滸傳》似乎具備武俠小說的元素。不過，它又的確不是武俠小說。

用金庸的武俠小說對比《水滸傳》，我發(fā)現(xiàn)一個頗有意思的細節(jié)：金庸武俠小說里，游走江湖的俠客們即便不是揮金如土，也幾乎從不用為錢發(fā)愁，書中也甚少關于俠客們的經(jīng)濟收入，即如何掙錢的敘述。

總之，金庸筆下的俠客，在經(jīng)濟上，都有一種超然物外的瀟灑，仿佛身邊總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銀兩?！端疂G傳》卻不同，書中各色人等，哪怕上應星辰的正偏頭領，他們也同我們一樣，都生活在活生生的現(xiàn)實中，各有各的掙錢門道，從而構(gòu)成了梁山好漢的經(jīng)濟帳。

大體說來，梁山好漢落草前，其經(jīng)濟收入，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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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繼承祖業(yè)。祖業(yè)可分兩種。第一種是中國農(nóng)耕時代最常見，也最重要的土地。比如史進，祖居華陰縣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這些姓史的村民，皆是史進家的莊戶，即從史進家租地耕種的佃農(nóng)。一家人的土地，足夠三四百戶人耕種，那么，史進家到底有多少土地呢？

我們可以粗略的估算一下。在畝產(chǎn)極低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時代，一家人要想維持生活，至少得有幾十畝地，哪怕以每戶五十畝計，史進家的土地都在一萬畝以上。一萬畝土地出租，再加上家中幾十名莊客自耕一部分，其收入，自然相當可觀。

宋代，地主收取地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固定收入，以江南為例，膏腴之田，一畝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畝收谷二斛。另一種是分成收入。假設史進家按固定收入收取地租，那么，他家一萬畝地，哪怕以下等田計，一年也要收入兩萬斛。

一斛即一石，唐朝以前，一斛為十斗，即一百二十斤；宋朝始，改為一斛五斗，六十斤。折算下來，史進家一年的地租收入就是谷物一百二十萬斤。一百二十萬斤谷物，放在今天，換成錢大概有好幾百萬。

史家雖是地連壟畝的大地主，但與柴進和李應相比，仍要遜色許多。

柴進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柴世宗是何方神圣呢？眾所周知，享國近三百年的唐朝滅亡后，出現(xiàn)了一段七十余年的分裂期。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五個短命王朝，史稱五代。中原之外，其他地區(qū)存在過前蜀、后蜀、南唐、吳越等十個割據(jù)小王國，史稱十國。這一時期，即五代十國。

五代的最后一個王朝后周，建立者為郭威。郭威去世時，因其兩個親生兒子均于此前被漢隱帝所殺，膝下無子，遂由養(yǎng)子柴榮即位。柴榮在位六年駕崩，廟號世宗，即《水滸傳》所說的柴世宗。柴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訓即位，年僅七歲。主少國疑，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柴宗訓被迫讓出皇位，降封鄭王，遷到房州居住。

由于柴家讓位有功，當然，更重要的是趙匡胤為籠絡人心，顯示其胸襟與氣量，他曾留下遺訓，要求后人善待柴家，“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這就是書中所說的柴家擁有宋太祖頒發(fā)的丹書鐵券的來歷。

政治上，柴進因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從而是大宋的高級統(tǒng)戰(zhàn)對象，享有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quán)。柴進曾對宋江夸口說，“兄長放心，便是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里?！?/p>

經(jīng)濟上，柴進乃前朝龍子龍孫，祖輩的余蔭足以讓他過上優(yōu)渥乃至奢侈的生活。柴進在滄州四十里地之間，擁有兩座莊院。這兩座莊院規(guī)模之大，房舍之精，顯非史進的史家莊或是晁蓋的東溪村可比。

林沖刺配滄州時，順道拜訪柴進，施耐庵借林沖之眼讓讀者看到了柴家西莊：“……萬株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朱甍碧瓦，掩映著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

后來，宋江亡命江湖，投奔柴進，施耐庵又借宋江之眼讓讀者見識了柴家東莊：“……數(shù)千株槐柳疏林，三五處招賢客館。深院內(nèi)牛羊騾馬，芳塘中鳧鴨雞鵝。仙鶴庭前戲躍，文禽院內(nèi)優(yōu)游……”

兩座大莊院及周邊上萬畝良田外，柴進上梁山時，他的家產(chǎn)就裝了二十余輛車子——這二十余輛車子所裝，不可能是粗笨的家俱或糧食，而是金銀細軟，字畫古玩。

李應是獨龍岡李家莊的莊主，書中沒直接說他如何富有，但可以間接加以推測。李家莊與祝家莊和扈家莊三足鼎立，梁山打下祝家莊后，除金銀財寶、牛羊騾馬外，單是糧食，就有“五千萬石”。哪怕李家莊的存糧只有祝家莊的十分之一，那也有五百萬石，即三億斤，相當于史進家二百五十年的地租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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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商品經(jīng)濟十分發(fā)達，所以，另有一些好漢，從先人那里繼承的，不是土地和莊院，而是商號。這，以盧俊義為代表。

盧俊義出場前，宋江和吳用在談起他時，吳用稱盧俊義“北京城里是有個盧大員外”，宋江稱盧俊義“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盧俊義出場時，施耐庵說他“馳聲譽，北京城內(nèi)，元是富豪門”。可見，盧俊義不僅武功高強，而且位尊多金。

書中，對盧俊義的商業(yè)版圖沒有具體描述，只能從側(cè)面看出些一些蛛絲馬跡——李固是盧家“為頭的管家私的主管”，“手下管著四五十個行財管干”。行財管干，可以理解為盧家聘請來負責商業(yè)運營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盧家的生意之廣之大，單是職業(yè)經(jīng)理人就有四五十個。

另外，李固為了謀害盧俊義，向蔡福兄弟行賄，一出手就是五百兩金子——須知，一百兩金子就逼得宋江不得不殺了閻婆惜，這卻是五百兩；并且，拿出五百兩金子的，只是盧家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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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俸祿。宋朝官員的收入，曾多次改革，從宋初到宋末，經(jīng)歷了一個由低到高，由微薄到豐厚的過程?！端疂G》故事發(fā)生在徽宗年間，系元豐改制之后，職官制度與宋朝初期和中期頗多不同。

要言之，宋朝的官員，同時有官、職和差遣，決定他們俸祿多寡的是官的高低，其次是差遣的大小和職的有無?？傮w來說，五品以上高官，待遇非常優(yōu)厚；五品以下中下級官員，待遇卻很差。

比如相當于今天副縣長兼公安局長的縣尉——也就是都頭們的頂頭上司——的月俸，在神宗時不過五貫九百五十文，后來雖有增加，仍然很低，乃至有縣尉寫詩發(fā)牢騷稱：“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仆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夢？”

梁山一百0八將中，上山之前，有好些個在官府任職，但究其實質(zhì)，要么是低級官員，要么是不入流的小吏。并且，由于施耐庵似乎對宋朝官制并不熟悉，他所寫的這些好漢擔任的職務，常常東拉西扯，與真實歷史相差甚遠。

其中，關勝是巡檢，花榮是知寨，也相當于巡檢。巡檢乃是在市鎮(zhèn)、關隘要害處所設的巡檢司的首長，全稱為巡檢使，屬縣令節(jié)制，正九品。呼延灼是汝州都統(tǒng)制。宋朝其實沒有都統(tǒng)制這一職務，反倒是金國曾設過。按小說中的情況推斷，呼延灼相當于汝州軍分區(qū)司令，級別自然比關勝和花榮高，約相當于六品或七品。

關勝征梁山時，朝廷給他配了兩名副將，即韓滔和彭玘，兩人的職務均為團練使，一個是陳州團練使，一個是穎州團練使。團練使起于唐朝，級別較高，乃是僅次于節(jié)度使的地區(qū)——一州或數(shù)州——的軍事負責人。宋朝也設團練使，系虛職。

以小說中情況而言，韓、彭二人也相當于州軍分區(qū)首長，其級別，自然比關勝高得多。這就相當于一個武警中隊長出任總指揮，卻配了兩名軍分區(qū)司令作他的副手，于情于理都不通。

幾個武職外，其他在體制內(nèi)混過的，級別更低，比如宋江的鄆城縣衙押司，相當于縣政府辦主任；雷橫、朱仝、武松、李云等人當過的縣都頭，相當于縣公安局治安大隊長，已經(jīng)不在官的行列，而是屬于無品的不入流的小吏了。

按宋朝高級官員待遇優(yōu)厚而中下級官員待遇甚差的特點，這班人的俸祿應該都不高。不過，這些人卻沒有一個因工資低而受窮，這就得拜灰色收入之所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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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灰色收入。古人說，千里做官只為財。又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下級官員和小吏本身的正常收入不高，但他們要直接與民間打交道，就有各種機會撈取灰色收入。從《水滸傳》看，灰色收入實際上占了他們收入的大頭。

比如劫取生辰綱事發(fā)，宋江及時通風報信，晁蓋等人才順利逃過抓捕。為了報答宋江恩情，晁蓋在梁山立住腳后，立即派劉唐上門，給宋江送上一百兩黃金。

再比如雷橫，他和晁蓋是朋友，和宋江也是朋友，既收過晃蓋的銀子，也收過宋太公的銀子。更有甚者，他出差時途經(jīng)梁山泊，“一連住了五日”，辭別時，“眾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其時梁山已有近六十位頭領，對晁、宋以外的其他頭領來說，雷橫是兩個老大都如此尊重的救命恩人，他們贈送的金帛自然不會少。雷橫順路去梁山走的這一趟，其收入，恐怕超過他的俸祿上百倍也不止。

宋江為吏多年，深知灰色收入這一潛規(guī)則。他發(fā)配到江州時，差撥到他房中，他忙主動獻銀十兩，“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營里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吃，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

不過，對另一個級別在管營和差撥之上的官員，宋江卻沒有任何表示，差撥提醒他，“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jié)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無面目。”

果然，次日，這個沒及時拿到常例人情的節(jié)級一見宋江便破口大罵：“你這矮黑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

由此可見，每個新來的犯人，向下到差撥中到管營上到節(jié)級的牢城一應官吏送銀子，乃是不成文的、鐵打的規(guī)矩。當然，宋江不送銀子給節(jié)級事出有因——節(jié)級便是神行太保戴宗。

節(jié)級一職，唐宋時是軍中小校，后來又成為獄節(jié)級的省稱。書中說戴宗的職務是江州兩院押牢節(jié)級，那便屬于后者。用今天的話說，相當于江州監(jiān)獄管理局的一個處級官員。放到宋朝，是不入流的小吏。當然，這個小吏的油水比較豐厚，戴宗生活不錯。

與此相比，他手下的小牢子李逵，沒有灰色收入滋潤，只有幾個死工資，日子就過得很是狼狽，想要請宋江大哥吃杯酒也沒錢。

灰色收入的來源，最獨特的要數(shù)金眼彪施恩。施恩是管營的兒子，并非體制內(nèi)官吏，無法像管營、差撥、節(jié)級那樣收受犯人常例人情，卻另有一條非常穩(wěn)定的謀財之道。

孟州東門外的快活林，“山東、河北客商們，都在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施恩在快活林開了一家酒肉店，酒肉店只是幌子，更重要的是，他仗著父親牢城里“八九十個棄命囚徒”，“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然后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尋覓，如此賺錢?！本褪钦f，他乃是快活林的黑道老大，在快活林做生意的商家都得向他按月交納保護費。

保護費之豐厚，以至于張團練也眼紅。張團練是政府官員，看上了黑道保護費，不會親自動手，而是由蔣門神出面充當白手套。這樣，才有了后來武松發(fā)配到孟州被施恩相中，并充當施恩打手，重新奪回快活林的故事。重奪快活林后，施恩的保護費翻了一番——“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與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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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搶劫分贓?！端疂G傳》是一本寫強盜，以強盜為主角的書。講述的是多個不同的小型強盜團伙，因緣際會，聚集一起，組成一個大型強盜團伙的故事。

在天罡地煞齊聚忠義堂之前，江湖上有名的小型強盜團伙有二龍山、桃花山、清風山、少華山、飲馬川等多個。這些山寨，除了各有數(shù)名后來名列一百0八將榜單的好漢外，還有從三兩百到七八百不等的小嘍羅——也就是好漢們口中所稱的孩兒們。

這些與政府和正常社會為敵的強盜，不事生產(chǎn)，不做買賣，還要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唯一的來源就是搶劫。那些從山寨及周邊經(jīng)過的行人客商，輕則蝕財，重則財命兩失。單靠打劫行人客商，不足以養(yǎng)活如此眾多的頭領和孩兒，那么，周邊村鎮(zhèn)便是他們的洗劫對象。比如梁山攻打祝家莊和曾頭市，雙方有過節(jié)是導火索，梁山覬覦人家的財富才是最根本的深層原因。

搶劫到手的如果是糧食，那自然存儲在山寨里，大家共同食用。如果是金銀綢緞，那就要分贓。正如對山寨事務的話語權(quán)，孩兒們只能聽頭領的一樣，在分贓比例上，也是強者多吃，頭領多吃。

桃花山“山上有兩個大王，扎了寨柵，聚集著五七百人”。這兩個大王，便是李忠和周通。他們搶得一伙客人的兩輛車，車上盡是金銀綢緞，分配方案是分作三份，李忠和周通各得一份，其它孩兒們共得一份。就是說，小嘍羅分贓所得，僅相當于首領的七百分之一。

假設桃花山是一家公司的話，公司領導的獎金高達七百萬，員工卻只有一萬。當然，差可安慰的是，桃花山二龍山這些公司，雖然獎金分配極不公平，但所有員工都管吃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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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犯罪收入。占山為王，公然對抗官府，是極為嚴重的犯罪行為。還有一些犯罪行為，罪行也很重，只不過，它不是公開的，而是秘密進行的。如果說占山為王搶劫行旅是豪奪的話，那他們就是巧取。

比如開黑店的張青和孫二娘夫婦，以及要客人吃板刀面的水匪張橫、張順兄弟。他們的收入，也相當可觀——不可觀，他們也沒必要干這種殺人越貨的見不得光的勾當了。

武松剛與張青夫婦相識，張青便送了武松十兩銀子，同行的兩個公人也各有二三兩零碎銀子。并且，張青夫婦的黑店真正的黑在于，謀財害命之后，就連受害者的尸體也要充分利用，“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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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勞動所得。勞動所得，這在歷朝歷代都是最普遍最正當?shù)闹\生方式，但于梁山好漢而言，最普遍最正當?shù)闹\生方式，反而占比最少。個中奧妙，可能在于勞動所得，尤其體力勞動所得實在太微薄。

先說腦力勞動。智多星吳用上山前，論功名，是個秀才，論職業(yè)，是一家只有幾個孩子的私塾先生。私塾先生收入極低，僅能糊口?！度辶滞馐贰分兄v，周進發(fā)達前，在山東汶上縣薛家集教書，主要收入是“每年館金十二兩銀子”。

之所以說是主要收入，乃是逢年過節(jié)，學生們會給先生封個紅包。當然，紅包都很小，“合攏了不夠一個月飯食”。周進當先生，是在明憲宗成化年間。查史料可知，其時，山東米價為“一石準銀二錢五”，即一石大米的價格是二錢五，也就是四分之一兩銀子。

周進的年薪，可買大米四十八擔，也就是二千八百八十斤。年節(jié)紅包加在一起，肯定也還不到四千斤大米。就算四千斤，以今天大米五元一斤計，也才僅僅兩萬元。

吳用與周進一個生活在宋朝，一個生活在明朝，但同為私塾先生，收入差距應該不大。那么，吳用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窮書生，才會在聽說要劫取生辰綱后，立即興奮地出謀劃策。

再說體力勞動。體力勞動者，上梁山前的好漢中，有漁民，有獵人，有走州撞府賣藝的江湖藝人。其收入，最差的就是漁民。吳用到石碣村說三阮撞籌時，身為漁民的三阮，不論衣著還是居所，都是一派赤貧者的窘迫。不僅阮小七一文不名，不得不把老娘頭上的釵兒也索去充賭資，就連晚上吃喝的酒菜，也得吳用掏出一兩銀子——這一兩銀子相當于吳用大半個月的收入，想必，也不是他這個窮知識份子的，而是晁蓋給的。

對登州獵人解珍解寶兄弟，書中沒有涉及其財務情況。以常理度之，打獵為生，又有幾個能發(fā)家致富呢？并且，解氏兄弟年輕力壯，早到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年齡，卻都“不曾婚娶”，也可能和家境清寒有關。

與漁民和獵民相比，跑江湖的藝人的收入可能略高一些，但同樣還是窮人。藝人走南闖北，依靠耍槍弄棒招來觀眾，再向觀眾推銷膏藥。這樣的收入，顯然不穩(wěn)定；這樣的營生，顯然很辛苦。

病大蟲薛永在揭陽嶺鎮(zhèn)上“使了一回槍棒”，拿起盤子，求圍觀者或買膏藥或打賞，但“沒一個出錢與他”。又要第二次，“眾人都白著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此時，站在旁邊看熱鬧的宋江“見他惶恐”，便取了五兩銀子給他。五兩銀子不是一個小數(shù)，吳用先生要教小半年的書，三阮要打小半年的魚。薛永非常感激，把文面犯人尊稱為“恩官”，并“愿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

同樣是跑江湖的打虎將李忠，就沒有遇到宋江這樣的“恩官”——官倒是遇到了，但不是“恩官”。渭州城里，史進與魯達結(jié)識后，二人同去吃酒，路遇正在賣藝的李忠，及后，魯達與李忠有幾句對話——

魯達：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吃三杯。

李忠：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

魯達：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

李忠：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

魯達是經(jīng)略府的提轄，相當于今天的校級軍官，待遇優(yōu)厚，自然不能理解吃江湖飯的底層藝人的艱辛，對這種草根職業(yè)也頗為不屑。所以，他一下子就焦燥起來，“把那看的人一推一跤，便罵道：‘這廝們挾著屁眼撒開，不去的灑家便打?！娙艘娛囚斕彷?，一哄都走了?！?/p>

魯達趕走了李忠的衣食父母，李忠敢怒不敢言，還得陪著笑跟他去酒樓。等到魯達要資助金翠蓮父女回鄉(xiāng)，他自己拿了五兩銀子，并表示“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問史進和李忠借。史進拿出十兩銀子，李忠拿出二兩銀子。魯達見狀，認為李忠小氣，當即罵他“也是個不爽利的人”，把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

李忠的二兩與史進的十兩相比，自然是史進多而李忠少。但考慮到二人身份——一個是辛苦跑江湖掙血汗錢的藝人，一個是繼承莊園的富家少爺，二兩銀子對李忠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十兩銀子對史進的重要性。由是，李忠其實根本不是魯達口中所說的不爽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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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漢們收入迥異，花錢自然也大為不同。宋江、柴進、史進，這些人都很大方，尤其是宋江和柴進。這當然和他們的經(jīng)濟收入有關。誰有錢且又愿意把錢拿出來大家花，誰就是最講義氣的好漢。

說到底，義氣也建立在經(jīng)濟基礎之上，所以，矮胖的宋江武功低微，反而是人氣最盛，人望最高的英雄。盧俊義這樣的大富豪，當他被押往沙門島時，身無分文，這也才第一次體會到了無錢的苦處。

好漢們上山前經(jīng)濟收入的高低，也直接影響了他們上山后對招安的態(tài)度。簡言之，上山前收入越高越富有的，對招安也就越心懷渴望（例外的是魯達和林沖這兩位中級軍官），這些人最希望回到從前。從前，他們置身主流社會，有地位有身份，吃香的喝辣的。

上山前收入越低越窮苦的，對招安也就越心懷抵觸。從前他們是底層，身處社會邊緣；上山后，雖然仍處于社會邊緣，但從經(jīng)濟上講，卻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提高，終于過上了向往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錦，成甕吃酒，大塊吃肉”的幸福生活。是以他們拒絕體制，拒絕招安，愿意在煙水蒼茫的梁山泊，快樂而肆意地過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