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造反了！

這是后唐末帝李從珂登基后的第三年，清泰三年（936年）十一月。李從珂下令要將石敬瑭調(diào)離晉陽，石敬瑭不從，并指責李從珂即位非法，隨后起兵叛變。

李從珂立即增兵數(shù)萬，進攻石敬瑭的根據(jù)地晉陽。石敬瑭以割地稱臣為條件，向契丹求救。

隨著契丹救兵的到來，后唐正規(guī)軍開始敗退。

眼見形勢逆轉(zhuǎn)，李從珂意志消沉，晝夜飲酒悲歌，不敢領(lǐng)兵出戰(zhàn)，坐等滅亡。各鎮(zhèn)將領(lǐng)擔心兵敗后禍連自己，紛紛投降了石敬瑭。

最終，走投無路的李從珂帶領(lǐng)全家，登上皇宮玄武樓，自焚而死。

作為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還不忘帶上身份的象征——傳國玉璽。

隨著大火升騰，那枚刻有“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大字的傳國玉璽，自此不知所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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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中國人自先秦起便開始使用印章。但初時，人們使用私章并沒有材質(zhì)上的要求和限制。直到秦朝統(tǒng)一天下，才規(guī)定：“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能用也。”這便是帝王專屬印章——玉璽的由來。

玉璽作為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發(fā)號施令的唯一信物，它的誕生自然也應(yīng)充滿著傳奇色彩。因此，傳聞稱，這枚玉璽的前身，正是當年趙國大臣藺相如出使秦國后，“完璧歸趙”的和氏璧。

▲人教版語文課本中的成語故事《完璧歸趙》。圖源：網(wǎng)絡(luò)

作為一件全程見證戰(zhàn)國興衰的寶物，和氏璧用以搭配“千古一帝”秦始皇，恐怕在當時而言，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于是，遵秦始皇諭旨，協(xié)助陛下完成“書同文，車同軌”的丞相李斯成了國璽再造項目的負責人。在他的監(jiān)工下，當時著名的玉工孫壽將和氏璧切割打磨成一個“方四寸，上紐交盤龍，有六面”的秦皇專用玉璽。

秦始皇的想法很天真，他認為，既然自己是始皇帝，那么大秦江山理應(yīng)按二世、三世、四世的規(guī)矩傳承下去，直到千秋萬代。因此，他特命李斯在新玉璽的正面以君權(quán)神授之意，用魚鳥篆書雕刻上“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大字。

不過，古代的玉璧通常都呈扁圓形，中間有孔，無論如何都難以讓李斯和孫壽在和氏璧上加工成一個六面體。故針對史書中“李斯磨和璧作之”的造玉璽之說，后世的學者更愿意相信，那枚為眾多帝王所魂牽夢繞的傳國玉璽，實際上產(chǎn)自一塊質(zhì)地適中的“藍田水蒼玉”。

但不管玉璽的真身到底是什么，它與生俱來的價值以及代表君王權(quán)力的象征都絲毫不受侵犯。

有了代表皇帝個人身份的寶璽，那就得有專人保管以及定期保養(yǎng)。秦始皇將此重任交給了最受寵信的司機班長——中車府令趙高。

作為寶璽的看護者，趙高可謂是“盡心盡責”。他不僅手捧著這尊玉璽隨秦始皇巡視天下，發(fā)號施令。甚至還在陛下危難之際，以手中的玉璽，替帝國作出了“提前自爆”的決定。

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病逝于第五次東巡途中的沙丘宮（在今河北省邢臺市廣宗縣）。事發(fā)突然，秦始皇未及確定皇位繼承人，但他生前最矚意的皇子為公子扶蘇?？墒?，趙高與公子扶蘇素有過節(jié)。擔心對方登基后報復自己，趙高決定利用近侍秦始皇之便，對外封鎖消息。同時，找來了公子胡亥和丞相李斯。經(jīng)過多次密謀，三人決定聯(lián)名起草始皇帝傳位詔書，指斥公子扶蘇為子不肖、大將蒙恬為臣不忠，勒令二人自裁。

為了讓這道充滿陰謀的圣旨合法化，趙高掏出了隨身攜帶的玉璽，重重地蓋了下去。

盡管扶蘇、蒙恬二人對圣旨的內(nèi)容存疑，但因有秦始皇專用玉璽加持，二人縱然心有不甘，在軍令如山的秦國，也只能毅然走上被預(yù)設(shè)好的不歸路。

扶蘇、蒙恬死后，公子胡亥順利登基為秦二世。趙高陰謀得逞，瞬間成了熾手可熱的秦國權(quán)勢人物。在趙高的運作下，秦國宗室及忠良損失殆盡。苛政重罰的施行，讓天下百姓怒秦更甚。官逼民反，陳勝、吳廣大澤鄉(xiāng)揭竿起義；劉邦、項羽楚漢爭雄，進一步促進了秦國的坍塌。

秦國二世而亡，末代國君子嬰捧玉璽出降劉邦。

▲漢高祖劉邦。圖源：網(wǎng)絡(luò)

作為承接秦朝天命的象征，秦皇專璽在漢朝被規(guī)規(guī)矩矩地傳承了兩百余年。期間，劉氏皇族給天下人做了個表率，那就是在每一場正統(tǒng)傳位的儀式上，秦皇專璽都得出場。誰拿到了這枚玉璽，誰就是下一任的天下共主。

后來，這枚玉璽干脆被冠以一個獨特且熟悉的稱謂：傳國玉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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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由秦始皇傳下的玉璽應(yīng)該不止一枚。秦至西漢，朝廷制度上規(guī)定皇帝“行六璽”，每一枚印章都有其不同的妙用。

不過，傳國玉璽上的八個大字，著實給了所有篡位者最好的正統(tǒng)繼承解釋權(quán)。所以隨著時間推移，傳國玉璽的名號就蓋過了皇帝的其他印璽。

傳國玉璽與歷代皇權(quán)的更替交織一起，也注定它此后充滿劫難的運數(shù)。

西漢元始五年（公元6年），漢平帝駕崩后，外戚王莽立即著手籌謀篡位事宜。他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在西漢末年的朝堂上有著極高的聲望，而他此前也足夠“愛惜羽毛”，一直以保護及安定漢室為己任，努力打造“漢室周公”的偉大人設(shè)。

▲篡位者王莽。圖源：網(wǎng)絡(luò)

即便篡位之心已經(jīng)膨脹，王莽依舊按捺住性子，先從漢朝的皇族中挑選出最年幼的孺子嬰立為太子，繼嗣漢平帝。爾后，再自任攝政大臣，一點點從幼帝手中攫取權(quán)力。

當然，作為一個優(yōu)秀的篡位者，王莽若想得到天下士人的公認和歸順，沒有代表君權(quán)神授的傳國玉璽，那可不成。

于是，在他的指導下，一場奪取傳國玉璽的鬧劇拉開了帷幕。

為了營造天命所歸的氣氛，王莽事先派人在某處枯井里埋了塊寫著“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的大石頭。接著，借當?shù)乜h令之手，這塊暗示王莽乃真命天子的大石頭被運抵長安，引起了朝堂動蕩。

但太皇太后王政君始終堅信，王莽乃一介豎子，根本不夠格篡奪漢室江山。站在維護王氏家族利益的角度，王政君告諭群臣：“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

怎料，王莽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并不著急。

他持續(xù)以各種祥瑞作為天命，暗示乃至明示自己是繼承大漢江山的最好人選，并派人勸說姑媽王政君交出傳國玉璽。他保證，漢室改姓王，事業(yè)將會越做越大，給姑媽的待遇也將維持原樣，一分不減。

面對王莽的持續(xù)威逼利誘，王政君只能以“怒擲”玉璽的動作，來表達自己的不滿與順水推舟。

而得到玉璽的王莽也沒有食言，改朝換代的第一時間就給姑媽上尊號“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由于王政君當時扔玉璽用力過猛，致使玉璽缺了個角。王莽拿到手后，立即派人用上等黃金補了這個缺口。

玉璽雖殘缺，卻進一步提高了它的身價。特別是王莽死皮賴臉地要玉璽，更證明了這枚豁角的“金鑲玉”寶印在眾多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心中具有崇高的精神價值。

隨后，無論是漢末董卓，還是三國曹魏，抑或是兩晉司馬，他們的開創(chuàng)者無不內(nèi)卷進這股“傳國璽”的熱潮，你爭我奪。

天下局勢瞬息萬變，在非大一統(tǒng)的時代，傳國玉璽的蹤跡變得越發(fā)撲朔迷離，時而失蹤，時而重現(xiàn)。

當晉室衣冠南渡，沒有傳國玉璽傍身時，北方的居民一度嘲笑他們?yōu)椤八抉R氏白板天子”，認為他們不具備當皇帝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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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還能被尿憋死不成，玉璽始終只是玉璽，它的溢價得通過服務(wù)真正擁有實權(quán)的皇帝才能得以實現(xiàn)。

所以，伴隨著大亂世的到來，造假國璽成了魏晉以來一個心照不宣的潮流。

這里邊也不乏實誠之人。

隋末，宇文化及殺了隋煬帝后，傳國玉璽就跟著蕭皇后流亡到了漠北之地，那里是突厥人的地盤。等李氏父子歷經(jīng)萬難，創(chuàng)建大唐江山時，手中別說傳國玉璽了，連塊“蘿卜大印”都沒有。

但唐太宗李世民好歹是一位雄主，他頂著壓力，公然向天下人宣布，自己要造“假玉璽”！

▲迫于無奈，唐太宗加入了玉璽造假行列。圖源：網(wǎng)絡(luò)

照秦始皇的架勢，李世民找來了一批頂尖的能工巧匠，給自己刻了枚“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的玉璽。

盡管后來李世民還是從突厥那里奪回了傳國玉璽，并將其定為大唐的“受命寶”，但正所謂“有德者昌”，他新訂的君權(quán)傳承規(guī)矩，實際上助長了后世篡位者的國璽造假風氣。

在這種風氣的熏染下，把后唐末代君主李從珂逼上絕路的“兒皇帝”石敬瑭，在遍尋傳國玉璽無果后，便也讓人給他造了枚刻著“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的國璽，以示王朝正統(tǒng)。后來，這枚國璽隨著后晉的衰亡，落入了遼朝手中，為遼主南下進犯中原提供了更好的借口。

由于宋朝沒有傳國玉璽加持，相信天命的皇帝們，不再拘泥于前朝的皇帝印璽。只要是自家先代帝王曾經(jīng)用過的璽綬，在即位之君眼中，就都是“傳國玉璽”，是可以作為自己登極稱帝的祥符瑞物。

為方便皇帝日常行政，宋朝在八璽（六璽加上神璽及受命璽）之外，又設(shè)計了多款不同用途的玉璽，以彰顯皇帝的尊貴和威嚴。

盡管此時自秦而下的傳國玉璽已失蹤，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的君權(quán)解釋卻沒有退出歷史舞臺。而這恰恰給后世造假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間。

面臨皇權(quán)傳承和朝代更替時，后世王朝幾乎都未放棄過尋回秦璽。附會“傳國玉璽”再現(xiàn)，便不僅是后世之君展示自己得位之正的慣用手法，更是一些朝代的大臣為頌揚君主治下盛世繁華而捏造出來的把戲。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在傳國玉璽消失百余年后，陜西突然向宋哲宗報告，稱當?shù)赜袀€農(nóng)民在耕地時挖到一枚玉器，上面寫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字。他們懷疑，這就是傳說中被后唐那場大火吞噬掉的傳國玉璽。

秦璽的再現(xiàn)，令宋哲宗欣喜若狂。他趕緊讓蔡京等宋朝重臣及國朝頂尖文化人士趕赴現(xiàn)場勘驗實況。

▲宋哲宗（1077-1100）。圖源：網(wǎng)絡(luò)

經(jīng)過一番鑒定，蔡京與大臣們聯(lián)名上書宋哲宗，稱此璽篆文與李斯風格正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跟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后所作明矣。

在奏文中，蔡京沒有直接言明此乃失蹤已久的秦朝傳國玉璽，但宋哲宗仍愿堅信此乃真正的傳國玉璽，是天降祥符于大宋。一高興，宋哲宗不僅告祭宗廟，還搞了個“受璽儀式”，齋戒沐浴，更改年號，以當年為元符元年，以示千秋萬代長治久安。

不過，大宋君臣搞的這一出，并不能讓天下人相信這是真正的秦璽。于是，宋徽宗即位后，為淡化傳國玉璽的影響，直接下令造了10枚玉璽，以備皇帝急用。同時，還發(fā)明了一個帶寶蓋的玉鼎型方盒，專門用于收藏他新造出來的玉璽。

但，自宋以降，“獻寶進璽”之事仍時有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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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獻寶進璽”事件中，最著名的當屬清朝建立前夕，林丹汗的兒子額哲獻給皇太極的那枚“制誥之寶”。

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人，正宗元朝黃金家族后裔。他在位期間一度稱雄蒙古草原，聯(lián)合明朝攻打后金，是當時與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并肩的一代梟雄。

但由于氣候惡劣、資源匱乏等諸多制約因素，林丹汗霸業(yè)未成，即中道崩殂。在他死后，繼位的額哲自知不是后金的對手，遂在皇太極、多爾袞大軍攻打蒙古時，率部出降，并主動奉上自稱為“傳國玉璽”的制誥之寶。

關(guān)于這枚制誥之寶的來歷，清史并沒有下結(jié)論稱其為“傳國玉璽”，只是很隱晦地提及“此系歷代帝王相傳之寶”。

據(jù)額哲的說法，這枚寶璽上有漢篆“制誥之寶”四個大字。所謂“制誥之寶”，即皇帝發(fā)布圣旨時專蓋的印章。它最早是宋朝皇帝專用的寶物，后為元朝君主所奪。再后來，元順帝被朱元璋追得到處亂竄時，不慎將其遺失。

額哲稱，直到幾十年前，草原上有只山羊三天不吃草，一直用蹄子刨地，主人發(fā)現(xiàn)異常，在山羊刨過的地方向下挖，這枚傳國玉璽才重見天日。因其父林丹汗是草原雄主，牧人挖到寶后不敢私藏，遂獻給了其父。

這枚玉璽的出土，是否是林丹汗父子自導自演的一出鬧劇，不得而知。但取得制誥之寶后不久，皇太極便改國號為清，發(fā)動對大明朝的全面戰(zhàn)爭。

公元1644年，皇太極的兒子順治皇帝，在叔叔多爾袞的輔佐下，入主北京。在他的登基詔書中，人們又看到了這枚制誥之寶的身影。但隨后，這枚制誥之寶又神秘消失了。

▲大清皇父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圖源：網(wǎng)絡(luò)

有歷史學者認為，制誥之寶的出現(xiàn)和消失，完完全全是清朝統(tǒng)治者為詮釋皇權(quán)正統(tǒng)而在史書上杜撰的內(nèi)容。依據(jù)是，天聰（1627-1636）末年，經(jīng)過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兩代人的努力，后金有足夠的實力抗衡關(guān)內(nèi)的大明王朝。而雄心勃勃的皇太極本人也萌生了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想法。但要稱帝，絕非滅亡明朝這么簡單。明朝氣數(shù)將盡，卻依舊得到天下政治輿論的支持。所以，要取代一個政權(quán)，哪怕它明天即將倒閉，也必須借助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傳國玉璽自然就是最好說辭。于是，清朝統(tǒng)治者想到了當年元順帝被迫放棄中原，回歸漠北的歷史。再合理加工一下，一則自宋而下，歷元朝再經(jīng)林丹汗后裔傳到清朝統(tǒng)治者手中的傳國玉璽故事，就此誕生。

隨著清朝正式入主中原，順治皇帝坐穩(wěn)江山，這種輿論宣傳已不合時宜，相應(yīng)地，制誥之寶也就適時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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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乾隆時期，憑借文治武功的良好感覺，乾隆皇帝摒棄了此前的玉璽傳承制度，重新厘定大清皇帝二十五寶。

乾隆十一年（1746年），這二十五枚皇帝玉璽正式啟用。除運用于“以彰皇序”的大清受命之寶外，乾隆還設(shè)立了“天子之寶”“尊親之寶”“親親之寶”等各類皇帝專用印章，幾乎涵蓋皇帝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白玉“大清受命之寶”璽印及鈐本，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

乾隆二十五寶的構(gòu)思，一般認為與《周易》相關(guān)。所謂“大衍天數(shù)二十有五”，古人認為，單數(shù)為陽，雙數(shù)為陰。若按《周易》，以一、三、五、七、九之數(shù)相加，正好為二十五，寓意王朝永葆，子孫福壽延年。

然而，寓意大清基業(yè)永葆的“二十五寶”，并未能創(chuàng)造不滅的神話。

乾隆之后，大清王朝國勢每況愈下，終于在乾隆去世后的第113年，即公元1912年，宣告覆滅。

又12年后，末帝溥儀不得不向下令炮轟紫禁城的馮玉祥“投降”。緊跟著，在國民政府的主持下，“清室善后會議”第一時間進入皇宮點收寶璽。

在故宮玉璽的存放地——交泰殿，工作人員只發(fā)現(xiàn)了乾隆的二十五寶，卻來來回回也沒找到傳說中的“傳國玉璽”或“制誥之寶”，這似乎進一步印證了清初統(tǒng)治者的造假事件。

至此，隨著二十五寶的點驗封存，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帝制時代的傳國玉璽風波總算落幕了。

或許正如乾隆皇帝當初所理解的那樣，所謂“傳國玉璽”，不過是一件供人把玩的藝術(shù)品。

若它今天還在，一定也是靜靜地躺在博物館里，看人來人往，燈明燈滅。如此而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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