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書是書法演變史上最成功的書體，也是應用最廣泛的字體，時至今日，仍是唯一的官方字體。從實用角度看，楷書得到廣泛的普及和認可，在藝術層面，楷書也受到格外的重視。

楷書被視為基礎，許多人認為寫不好楷書，便難以駕馭其他書體。這種觀念根深蒂固，甚至成為評判書法家水平的重要標準。

張旭光先生曾提出“重振唐楷”的倡議，洪厚甜先生也立志成為趙孟頫后的楷書第一人，體現(xiàn)出當今書壇對楷書的重視。

楷書是書法美的集大成者，結構嚴謹，法度森嚴。然而，正是這種高度成熟的特點，使楷書的地位略顯尷尬，它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卻又顯得格外吝嗇。

楷書可以包容其他書體的筆法，比如用篆籀筆法寫楷書，能增強其古拙之氣；用行草筆法寫楷書，可使其更加流暢靈動。顏真卿的楷書便是成功范例，其篆籀筆意造就了雄渾大氣的風格。

然而，若以楷書筆法去寫其他書體，效果往往不佳。唐代隸書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因過多使用楷法，失去了漢隸的高古韻味。同樣，用楷書筆法寫行草，容易使作品流于館閣化，失去應有的瀟灑與率意。

這種單向的包容性，使得楷書在書法體系中顯得獨特而孤立。它像是一個完美的接收者，卻難以成為慷慨的給予者。

楷書猶如AB型血，可以接受任何血型的輸入，卻無法向非AB型血的人提供幫助。它在書法體系中的地位，恰似這種“單向兼容”的特性，既彰顯其優(yōu)勢，也暴露其局限。

楷書的尷尬還體現(xiàn)在創(chuàng)作與審美的矛盾上。作為實用字體，它需要清晰易認；作為藝術表現(xiàn)，又需避免過于刻板。如何在規(guī)范與自由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楷書創(chuàng)作者永恒的難題。

歷史上，楷書大家如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等，均在法度中尋求個性。他們的作品既嚴謹又富有生命力，但后學者往往只學到其形，未得其神，導致楷書創(chuàng)作逐漸僵化。

當代書法界對楷書的重視，某種程度上是對傳統(tǒng)的回歸。然而，若僅停留在技法層面，忽視其藝術性的開拓，楷書的發(fā)展仍將受限。重振唐楷，不應只是復古，更需創(chuàng)新。

洪厚甜先生提出要做趙孟頫后的楷書第一人，這一目標頗具雄心。但若想真正突破，或許需思考如何讓楷書在保持自身特點的同時，與其他書體更自由地交融，而非單向吸收。

楷書的另一個尷尬在于，它在書法史上的巔峰期相對短暫。唐代以后，楷書的藝術性逐漸被實用性掩蓋，明清時期的臺閣體、館閣體更是將其推向程式化的極端。

相比之下，行草書在歷代書法家的演繹下不斷煥發(fā)新意，而楷書卻因過于強調法度，創(chuàng)新空間受到限制。這種歷史軌跡，使得楷書在當代書法創(chuàng)作中顯得保守。

然而，楷書的價值不容否認。它的規(guī)范性為書法學習提供了堅實基礎，其美學原則也深刻影響著其他書體的發(fā)展。

當代書法家若想突破楷書的困境，或許需從兩方面入手：一是深入傳統(tǒng)，理解楷書的精神內核；二是大膽實驗，探索楷書與其他書體的融合可能。

楷書的尷尬，某種程度上也是書法藝術的普遍困境——如何在繼承與創(chuàng)新、規(guī)范與自由之間找到平衡。它提醒我們，任何一種書體的繁榮，都離不開開放包容的態(tài)度。

或許，楷書的未來不在于“獨尊”，而在于“共生”。它不必成為唯一的評判標準，但可以成為書法家綜合修養(yǎng)的體現(xiàn)。只有當楷書與其他書體平等對話時，它的藝術潛力才能被真正釋放。

總之，楷書是書法史上的瑰寶，但也面臨時代挑戰(zhàn)。它的尷尬，恰恰反映了書法藝術的復雜性與豐富性。唯有正視這種尷尬，才能為楷書，乃至整個書法藝術，找到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