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和榮格

為何從“父子”走向陌路

↑1909年攝于美國克拉克大學前排

左起：弗洛伊德（1856-1939）、斯坦利·霍爾（1844-1924）、榮格（1875-1961）

后排左起：桑多爾·費倫茨（1873-1933）、歐內斯特·瓊斯（1879-1958）、亞伯拉罕·布里爾（1874-1948）

1913年的維也納，歐洲大陸正孕育著風暴，而一場思想的地震也在這座古老帝國的中心醞釀。

彼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這位開創(chuàng)了精神分析的維也納心理學泰斗，正炙手可熱。他身邊聚集了無數(shù)追隨者，其中最被寄予厚望的便是來自瑞士的卡爾·榮格。榮格，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以其對神話、宗教和集體潛意識的獨到見解，一度被弗洛伊德視為衣缽繼承人。

然而，這對曾關系親密的學術搭檔，卻從最初的一拍即合走向了決裂。當弗洛伊德堅守性欲驅動的理論基石，認為那是人類心理的原始動力時，榮格則大膽提出“力比多”并非僅指性欲，而是更廣義的生命能量，并將目光投向了那些更宏大、更神秘的領域——神話原型、集體無意識的深邃海洋。這不僅僅是學術觀點的分歧，更是一場關于人性本質、關于心靈版圖終極定義權的激烈碰撞。

曾經惺惺相惜的盟友，就這樣在1913年的秋天分道揚鑣，留下了一個被撕裂的心理學世界，以及兩座各自矗立的思想燈塔。

蜜月期

初次見面就連續(xù)交談13個小時

兩人的關系曾如烈火烹油。1907年，32歲的榮格初訪弗洛伊德家中，連續(xù)交談13個小時仍意猶未盡。弗洛伊德視這位瑞士心理學家為精神分析王國的“王儲”和“長子”，甚至效仿《圣經》中摩西與約書亞的關系——自己如摩西般遙望樂土卻不得入內，而榮格將是踏入樂土的繼承者。

榮格則在信中熾熱地告白：

我每天都為你的思想財富歡欣鼓舞，依靠從你豐盛的餐桌上落下的面包屑過活。

他甚至忐忑不安地請求：

如果能得到一張你的照片，我將欣喜若狂。

這段學術蜜月期里，弗洛伊德力排眾議推舉非猶太裔的榮格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首任主席。他對維也納的猶太同仁們直言：

你們大部分人都是猶太人，所以你們沒法為這門新學科贏得朋友。

榮格成了他打破學科偏見的希望。

裂痕顯現(xiàn)

一次甲板上的斷然拒絕

裂痕在1909年橫渡大西洋的船上悄然出現(xiàn)。赴美演講途中，兩人互相分析夢境。當榮格要求深入探討弗洛伊德的一個涉及妻子和妻妹的敏感夢境時，弗洛伊德斷然拒絕：

我可不能拿我的權威來冒險。

這句防御性回應如冷水澆頭。榮格后來坦言：

這時刻，他便完全失掉其權威了。

榮格和弗洛伊德關于學術觀點的分歧核心在于對人性本質的理解：

弗洛伊德視力比多為性驅力，榮格則看作普遍的生命能量；

弗洛伊德重視個人潛意識，榮格提出了劃時代的“集體無意識”概念；

榮格沉迷占星與煉金術，弗洛伊德斥之為“神秘主義垃圾”。

1913

決裂之年

1913年9月，慕尼黑的第四屆國際精神分析學大會上，火藥味已濃得化不開。此時的弗洛伊德評價榮格：

他那糟糕的理論也彌補不了他那讓人討厭的性格。

榮格則反擊：

盡管我十分欽佩他嘗試的勇氣，卻十分不贊同他的理論和結論。

《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中明確指出，在1913年9月，“弗洛伊德和榮格唇槍舌戰(zhàn)”。

這一簡潔而有力的描述，如同伊利斯筆下其他瞬間一樣，雖然沒有詳細展開“對決”的具體細節(jié)，但其將這一事件置于“9月”的年度編年之中，本身就賦予了其與彼時其他重大文化事件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暗示了這場決裂的深刻性與不可逆轉性，標志著兩位思想巨匠在心理學道路上的徹底分道揚鑣。

戲劇性的是，這場決裂恰如弗洛伊德最著名的理論——俄狄浦斯情結的現(xiàn)實演繹。弗洛伊德曾直指榮格具有“弒父情結”，認為榮格潛意識中想摧毀象征父親的他（即填補了父親空位的“學術父親”）。

而榮格童年時對牧師父親的失望，使他在弗洛伊德身上投射了更強烈的對父親形象的期待。當這位新的“父親”表現(xiàn)出對權威的固守時，榮格再次經歷了對父權的失望。

9月8日之后，這對曾經的師徒再未相見。

決裂之后

兩條道路，兩種命運

分道揚鑣的師徒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弗洛伊德在1938年完成《摩西與一神教》，將摩西解釋為阿頓一神教信徒，甚至暗示其埃及法老之子的身份，完成了對猶太教的“學術弒父”。榮格對此評論道，弗洛伊德雖然否定神性，卻以咄咄逼人的“生物本能”取代了舊約中忌邪的上帝形象——建立了一個供奉生物驅力的世俗宗教，批判其以科學之名行造神之實的矛盾性。

榮格在與弗洛伊德決裂后陷入嚴重的精神危機。1913年10月，他在火車上突遭恐怖幻覺：“看見一場滔天洪水淹沒了北部歐洲，黃色的濁流，漂浮的瓦礫，成千上萬的尸身?！眱芍芎螅糜X再度出現(xiàn)，“黃色巨浪化作血?！?。這些幻象后來被記錄在他秘不示人的《紅書》中——這本“靈魂日記”2009年出版，震撼世界。

余響

裂痕處的光芒

這場分裂表面看是悲劇，實則解放了心理學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在捍衛(wèi)正統(tǒng)的過程中錘煉了理論鋒芒。對于榮格，他的學生瑪麗-路易絲·弗蘭茨后來指出：“榮格必須經由火星的冒險勇氣，來追求自己太陽獅子座的玄學帝王寶座?！?/strong>

兩人如同互補的陰陽：

弗洛伊德帶我們潛入個人潛意識的暗河；

榮格則領我們探索集體無意識的深海。

回望1913年，弗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仿佛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一個舊世界即將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臨界點。正是這條裂痕，讓人類對心靈的理解多了一條通途。

弗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并非孤立事件，1913年的歐洲，所有傳統(tǒng)都在崩塌：

在巴黎，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引發(fā)暴動，觀眾為顛覆傳統(tǒng)的音樂拳腳相向；

在維也納，勛伯格因先鋒音樂會在臺上被觀眾扇耳光；

在米蘭，普拉達開出第一家精品店；

在紐約，杜尚把車輪安在餐椅上命名為“現(xiàn)成品藝術”；

卡夫卡在布拉格用除草治療神經衰弱

普魯斯特在巴黎出版《追憶似水年華》第一卷

德國作家弗洛里安·伊利斯在《1913：世紀之夏的浪蕩子們》中精準捕捉了這一年的精神氣質：“浪蕩”——對一切傳統(tǒng)與權威的叛逆。弗洛伊德與榮格的“愛恨情仇”，不僅是心理學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1913年作為“世紀之夏”的有力注腳——一個充滿創(chuàng)造性破壞與新舊交替的時代。

這些浪蕩子們用叛逆證明：真正的進步，往往始于對權威的告別。

因為世界從不是被溫順繼承者推動的，而是被那些敢于說“我有不同答案”的人改變的。這或許就是1913年留給我們的永恒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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