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范仲淹與歐陽修之間存在師生關(guān)系，這種觀點其實并不準確。

盡管范仲淹在文學(xué)上造詣極高，且比歐陽修年長十八歲，但歐陽修在青年時期便已憑借出眾文采聞名于世。

他意氣風(fēng)發(fā)，在文壇上從不將自己置于第二人之位。

兩人之所以能建立起超越尋常的友誼，主要源于性格上的相似，他們同樣正直、同樣滿懷激情。

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剛剛親政，便親自點名將直言敢諫的范仲淹從陳州調(diào)入京城擔任諫官。

歐陽修早聞范仲淹聲名，特地寫信鼓勵他盡忠職守，積極建言。

他們的相識便是如此。

彼時，歐陽修年僅二十多歲，范仲淹則已步入中年。

就年齡而言，兩人之間存在明顯的代際差異。

歐陽修思想較為開放，范仲淹則顯得保守些，但在沉穩(wěn)方面，歐陽修尚不及范仲淹。

實話實說，歐陽修對范仲淹的詩詞文章并不完全認同，甚至有時還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例如，范仲淹在鎮(zhèn)守西北邊疆期間，曾創(chuàng)作那首廣為傳誦的《漁家傲·秋思》，其中“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等句，千百年來被世人反復(fù)吟誦。

這首描寫邊塞軍旅生活的詞作，氣勢磅礴、情感真摯，堪稱千古絕唱。

當時歐陽修三十多歲，正擔任仁宗皇帝身邊的諫官。

當他讀到范仲淹的《漁家傲》時，不以為然，當著眾賓客的面稱其為“窮塞主之詞”。

不久后，歐陽修為送別同僚王素前往平?jīng)鍪?，也寫了一首《漁家傲》。

其中有句寫道：“戰(zhàn)勝歸來飛捷奏，傾賀酒，玉階遙獻南山壽?！睔W陽修頗為得意地對王素說：“這才像是統(tǒng)帥該寫的詞！”（見《宋人軼事匯編》）

或許范仲淹在軍事方面略顯保守，或者更傾向于穩(wěn)健的防御策略。

然而，僅就這兩首《漁家傲》的藝術(shù)水平而言，范仲淹顯然更勝一籌。

歐陽修與范仲淹之間的交情，初聽之下或許令人費解。

他們都曾婉拒對方的舉薦，主動放棄了升遷的機會。

若不了解他們的為人，旁人或許會猜測他們之間是否也曾有過矛盾。

當然，事實并非如此。

第一次是范仲淹主動提出舉薦歐陽修。

那是1040年初，范仲淹尚在饒州擔任知州，而歐陽修則在夷陵任縣令。

饒州即今日江西鄱陽縣，夷陵則是如今的湖北宜昌。

兩人都被貶至南方，皆因早年與宰相呂夷簡發(fā)生激烈爭執(zhí)而遭貶。

歐陽修更是因支持范仲淹而受到牽連。

后來西夏軍隊在邊境頻頻挑釁，至1040年秋天，朝廷決定重新啟用眾望所歸的范仲淹，任命他為陜西經(jīng)略副使，相當于軍政雙管的大區(qū)副指揮。

范仲淹在赴任延州途中，便想起歐陽修，隨即上奏《舉歐陽修充經(jīng)略掌書記狀》，請求將歐陽修調(diào)至身邊擔任文書之職。

其實，范仲淹并非出于私情才提出舉薦，而是出于對人才的重視。

然而歐陽修卻回信婉拒了。

盡管幕府掌書記一職比縣令更為顯赫。

他在信中解釋道：“文書奏記不過是小事一樁，自有他人可勝任。

……況且如今流行的四六文，非我所喜，年輕時為應(yīng)科舉不得不寫，自中第后便不再為之?！?/p>

又說：“若我歐陽修者，恨無他才以當賢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茍且偷安也?！?/p>

簡而言之，歐陽修明確表示自己無意從事文書工作。

所謂“四六”，即駢文，他并不熱衷于這種文體。

他在信末還補充了第二個理由，認為文書工作太過安逸，并非他的志向所在。

（見歐陽修《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歐陽修私下也曾對朋友表示，他不愿前往陜西，是因為“同其退而不同其進”。

這表明他當初與范仲淹一同被貶，并非為了日后獲得對方的提攜。

其實，歐陽修謝絕邀請還有另一個未明言的原因。

他擔心被指責為“朋黨”。

當年他們與宰相呂夷簡爭斗時，就被呂及其黨羽斥為“朋黨”。

無論如何，以歐陽修的才華與志向，自然不會在意一個掌書記的職位。

范仲淹只得另覓人選。

不久后，朝廷召回歐陽修，命其校訂皇家藏書。

范仲淹在西北積極訓(xùn)練軍隊、培養(yǎng)將領(lǐng)，成效顯著。

后來，兩人角色互換，當歐陽修舉薦范仲淹升遷時，范仲淹同樣毫不猶豫地予以拒絕。

當然，這并非出于意氣用事。

事情發(fā)生在1043年，西夏國主李元昊提出停戰(zhàn)，西北邊境趨于穩(wěn)定。

仁宗下詔，任命范仲淹為樞密副使，相當于國防部副部長。

范仲淹卻堅決不愿赴任。

他連續(xù)五次上奏，請求繼續(xù)留守陜西。

因為他已在西北站穩(wěn)腳跟，與將士們建立了深厚情誼，若更換主帥，恐怕影響邊防穩(wěn)定。

更何況西夏狡詐，一旦有機可乘，隨時可能再度挑起戰(zhàn)事。

（見范仲淹《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至第五狀）

仁宗未采納范仲淹的辭呈，執(zhí)意命其入京任職。

范仲淹只得極不情愿地返回汴京。

之所以講述范仲淹五次辭讓樞密副使之職，是為接下來的事件做鋪墊。

因為他剛回京不久，又面臨新的升遷機會。

這次是歐陽修向仁宗提出的建議。

當時歐陽修擔任右正言（諫官），兼知制誥，負責為皇帝起草詔令。

諫官職責在于向朝廷建言。

歐陽修盡職盡責，見參知政事王舉正無所作為，遂向仁宗建議，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簡稱執(zhí)政。

再往上便是同平章事，已是宰相之位。

眾所周知，范仲淹早前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深得仁宗贊賞。

因此仁宗立刻批準，任命范仲淹為執(zhí)政。

不料范仲淹斷然拒絕，說道：“豈能因諫官一言，便決定執(zhí)政人選？”這讓歐陽修一時語塞。

歐陽修雖碰了釘子，但并未惱怒，因為他深知范仲淹的為人。

首先，范仲淹絕非虛偽作態(tài)。

他所寫的辭讓升遷奏章，至少有七八十篇。

他的謚號“文正”可謂恰如其分。

范仲淹之所以拒絕擔任執(zhí)政，從他所說的話中便可窺見端倪。

執(zhí)政之位如此重要，理應(yīng)憑借實績逐步晉升，而非因諫官或某位大臣的推薦而輕易決定。

至少應(yīng)由宰相等重臣共同商議。

他認為，僅憑皇帝個人好惡來任免執(zhí)政并不妥當。

因此，他的辭讓更多是向皇帝表達態(tài)度。

他堅持推辭，并請求重返陜西邊防。

仁宗只得應(yīng)允。

雖然他多次辭讓，但內(nèi)心仍懷有宏圖大志，正籌劃推行新政。

若無執(zhí)政之位，如何推動改革。

因此，他尚未啟程返回陜西時，仁宗正式下詔罷免王舉正，任命他為參知政事。

這一次，范仲淹接受了任命。

因為韓琦、富弼等名臣與他志同道合，支持變法。

于是，慶歷新政轟轟烈烈地展開。

歐陽修同樣是新政的堅定支持者。

在政治立場上，范仲淹與歐陽修基本一致，都主張革除弊政、推行改革。

但他們行事光明磊落，從不將政見與個人利益掛鉤。

除了公務(wù)之外，他們誰也不會輕易附和對方。

他們之間的友誼，正如《禮記》所言：“君子之交淡如水”。

孔子對此亦有精辟解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边@正是范仲淹與歐陽修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