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討論西夏與大宋的戰(zhàn)爭之前，我們首先要說明的是，關于宋夏戰(zhàn)爭的史料記載歷來紛雜繁亂，互相抵牾，后來的研究者又各據(jù)其辭，延至今日，各種研究宋夏戰(zhàn)爭的史書，所敘說的戰(zhàn)爭過程不盡相同，可以說是矛盾百出。本文依據(jù)原始的歷史資料，結合對古戰(zhàn)場的實際考察，形成了關于這些戰(zhàn)爭過程的分析描述，這些描述與現(xiàn)行史書中的主流觀點出入甚大。為簡潔通俗地說明問題，本文未對時下各種成說之異同作深入具體的學術論辯，只是簡潔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若有好之深者，本文作者愿與其另尋機會，深入切磋。

當時的宋夏邊界并不像現(xiàn)代國家的國界間，有一條明晰的邊境線。所謂邊境是由分別隸屬于兩國政權的各個居民聚居群落自然形成的。兩國邊境間雜居著漢人的村莊和蕃人的部落，這些村莊和部落有的歸附宋國，有的歸附西夏，（所謂“歸附”，就是接受宋或夏的政府管理）。凡是歸附宋的村莊和部落，宋國都設置成固定的行政單位，小些的稱為砦（zhài）?！绊巍弊脂F(xiàn)在字典上解釋為“寨”的異體字，實際上是當時的軍事要塞，后文我們統(tǒng)寫為“寨”。大些的稱為城，再大一點兒的稱為軍，“軍”相當于“縣”級的行政建置。設知寨，知城，知軍等官吏管理。而歸附西夏的則按其原部落的名稱設個什么“防御使”、“大王”之類的管理者，這個大王其實也就是個部落的酋長。這是因為西夏的主體民族來自游牧部落，各大部落酋長以大帳篷為標志，居無定所，是游動人群中的首領，所以，不以地名任命管理者，而以家族姓氏或部族名稱任命管理者。雖然元昊家族自李繼遷稱兵叛宋以來，在大的統(tǒng)治中心，也學習唐、宋之制，不斷完善行政機構建置，到元昊的時候，在中央政府這一級已初具規(guī)模，但在遙遠的邊境基層組織中，主要還是按古老的游牧部落傳統(tǒng)來管理。這樣，在宋夏邊境間，實際上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犬牙交錯的狀態(tài)，西夏的游牧部落可能已深入宋境之內(nèi)放牧，所謂“宋境”就是歸附宋管理的“寨”，“城”；而宋的“寨”和“城”也可能深入夏境，所謂“夏境”是指這些“寨”或“城”原來是西夏人的某個部族的傳統(tǒng)地盤，歸附大宋后，由宋朝派兵建立起具有防御工事的定居居民點。長期下來，邊境一線雙方的平民和軍隊的人員都是各民族混雜的：西夏人的部落和軍隊中有漢人；宋人的城、寨和軍隊中，也有蕃人，這些蕃人包括黨項人和不同于黨項的其它羌人、吐蕃人等。雙方的主要交戰(zhàn)形態(tài)是：宋朝的將領招誘蕃人的部落歸附大宋，然后派兵建寨堡保護，西夏人則派兵攻打這些寨堡，懲罰歸附宋的部落，并迫使他們重新歸夏。大多數(shù)情況下，西夏兵會焚毀宋人建立的寨堡工事，使那些部落再回到游牧狀態(tài)中去。但對一些大的的寨、城，也開始派兵占領，派官吏收稅，西夏方面也就有了原來由宋朝建立的寨堡。這種“拉鋸戰(zhàn)”由來已久，可以說是無日不有，規(guī)模從幾人、幾十人直到上千人不等。在長期的邊境沖突中，幾乎形成了雙方固定的戰(zhàn)術：宋軍據(jù)寨防守，一寨有警，則從他寨調兵增援，驅敵出境。夏軍剽掠不定，嘯聚而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再去騷擾別處。元昊稱帝之前，由于邊境沖突多是由夏方邊防將領組織的邊境部落軍隊，最多時人數(shù)不過數(shù)千，而宋軍則是由政府統(tǒng)一指揮的軍隊，憑借寨堡的防御工事，廣泛布防，互相支援，所以，總的來說沒有吃過大虧，掌握著戰(zhàn)場的主動權。這也給宋軍的將領造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認為這種步步為營的防守戰(zhàn)術是對付剽掠不定的西夏游寇的最有效的手段，這種思維方式經(jīng)范仲淹的理論發(fā)揮，最終成了宋朝的國家級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

元昊稱帝之后，改變了任由邊防將領進行這種小規(guī)模“拉鋸戰(zhàn)”的軍事方針，他一方面繼續(xù)放任邊境蕃部的自由剽掠，甚至也派自己直屬的小股部隊加入到剽掠者的行列中，以做疑兵。另一方面，則組織起一支人數(shù)在十萬以上的野戰(zhàn)機動部隊，號稱擒生軍，歸他直接指揮。按宋朝留下的史料的說法，元昊立國之初，有三十七萬的軍隊，具體部置是北面七萬防御契丹（遼國），東面十萬防御宋朝，西部和南部共用三萬人防回鶻和吐蕃，七萬人鎮(zhèn)守首都，再分別由五萬人駐扎在賀蘭、靈州以拱衛(wèi)京師。我們覺得這份史料的數(shù)據(jù)并不完全可信，從元昊的實際作戰(zhàn)過程看，他每次直接帶領的主力兵團也就在十萬人左右，而且，他從來也沒進行過任何一次防御性的作戰(zhàn)，所以，不可能將大規(guī)模的兵力部署在固定的防御方向上。這份史料可能是宋人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結合不準確的情報想象出來的，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從元昊的多次實際戰(zhàn)役行動來推測，他能直接控制指揮的部隊不超過十萬，至于邊境線上各部落自發(fā)形成的武裝則不計其數(shù)，但規(guī)模都不大，而且是首鼠兩端，朝秦暮楚之輩，元昊也只將它們用作疑兵，從來沒指望其能頂大用。

但是，如果組織起規(guī)模達到十萬人的野戰(zhàn)機動兵團，其戰(zhàn)斗力已經(jīng)遠遠超過宋朝的任何一個軍事要塞的防御力量了。宋軍雖然號稱在宋夏邊境部署有三十萬大軍，從總人數(shù)上應該說超過了西夏全國的軍隊，但是，卻分散部署在從陜西北部到甘肅東部，長達上千公里的戰(zhàn)線上，每個“寨”中多則三、五千人，少則一、兩千人，就是最大的州府城市如延州，慶州，渭州等，駐兵也不過萬人。如果元昊將其十萬人的主力機動兵團，投入到宋朝的任何一個州、城之上，更別說寨堡了，都會形成絕對的優(yōu)勢，而宋軍要調集到足以與元昊相抗衡的增援部隊就必須從其它州城和寨堡分別調兵，要把這些部隊湊齊，以當時的行軍速度，沒有個十天半月，根本做不到。就算是部隊聚集齊了，元昊也早就跑了。正是因為沒有意識到元昊稱帝后在軍事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上的根本變化，還按傳統(tǒng)思維行事，宋軍才遭受到第一次重大失敗的。

宋代寨堡示意圖（圖中從左至右的五個紅點處分別為月城、角樓、馬面、馬面、寨壕）：宋代寨堡修筑一般選在離河不遠、地勢較高的地方，一是便于據(jù)守，二是防止河道擺動等因素對城墻產(chǎn)生威脅。離河不遠，是為了保證城內(nèi)的飲用水源。城的形狀依據(jù)地形來定，一般呈長方形，設有四門，主城門均繞以甕城。除過城墻外，月城、馬面、寨壕和角樓一起構成了城堡的防御系統(tǒng)。

月城：又稱甕城，多呈半圓形，少數(shù)呈方形或矩形。月城增強了城墻的防御能力。當敵人攻入月城時，守軍即可居高臨下從四面形成交叉的射擊網(wǎng)，對敵形成"甕中捉鱉"之勢。同時，月城的城門要與主城門形成一定角度，即偏開，這樣遲滯了敵軍對主城門的進攻速度。宋代《武經(jīng)總要》中記載：“其城外甕城，或圓或方，視地形為之，高厚與城等，惟偏開一門，左右各隨其便。”

角樓：在城墻的四角各有一座突出于城墻并與墻身連為一體的墩臺，上建為角樓。角樓的高度和體量介于城樓和敵樓之間。登上角樓，視野開闊，居高臨下，十分有利于瞭望來自多角度的進犯之敵。

馬面：也稱為敵臺，平面有長方形和半圓形兩種，因突出城墻外觀如馬面而得名。馬面的作用是消除城墻下的射擊死角，以利于防守者從側面攻擊城墻下的敵人。在冷兵器的時代，馬面的間距取決于當時弓弩的有效射程。一般建造的朝代不一樣，馬面的疏密就會不同，這和弓弩射程的提高有關，也憑此可推測古城的建造朝代和當時弓弩的有效射程。宋代馬面的距離，南宋人撰寫的《守城錄》中的記載為“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西安州古城和大營古城的馬面測量距離都是50米，應該是符合宋城規(guī)制的，也說明當時弓弩的有效射程也就在50米左右。而明代修建的西安城墻，其馬面距離已經(jīng)達到了120米，說明這時弓弩的有效射程已在120米以上。

寨壕：是沿著城墻周圍所挖掘的一道壕溝，對敵軍靠近城墻造成一定障礙，以增強城墻的防御能力。同時，還有排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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