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刑事訴訟法》

北大出版社法律圖書

作者 | 陳瑞華，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相對于寫作學術論文而言，寫作教科書其實是一件十分乏味甚至痛苦的事情。做學問的人有個“毛病”，無論是寫論文還是寫書，都愿意從事帶有創(chuàng)新性和挑戰(zhàn)性的工作。那種工作會激發(fā)研究者的強烈興趣，勾起研究者的創(chuàng)作激情，甚至達到為之癡迷、為之忘我、為之癲狂的狀態(tài)。但是，像寫教科書這樣的工作，假如僅僅局限于文字的整理和知識的羅列，很容易使人感覺索然無味，興致闌珊，無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多少次，因為忍受不了教科書寫作過程的沉悶乏味，導致中途擱筆，將完成的部分文字“束之高閣”，丟到電腦文件夾之中。多少次，因為對已完成部分不甚滿意，而整段整節(jié)地加以刪除。又有多少次，對比那些蔚然成型的法學教科書，會產生與其不能有實質突破，倒不如放棄寫作的想法。有時候，在學術創(chuàng)作中，最難克服的不是勞累和艱辛，而是因無法實現(xiàn)自我超越而產生的困惑。

那么，如何克服在教科書寫作中遇到的困難呢？我的體會是，一定要對法學教科書作出準確的功能定位，然后根據(jù)這種定位來找到創(chuàng)作方法。我以為，一部優(yōu)秀的法學教科書，至少要發(fā)揮四個方面的功能：

一是為初學者提供教學參考的功能；

二是對相關法學理論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總結的功能；

三是對法律制度進行理論解釋的功能；

四是對有爭議的疑難問題提供解決方案的功能。

一

法學教科書具有基本的教學參考書功能。若不是出于幫助初學者學習法律的考慮，我們何苦要創(chuàng)作這種盡管體系完整但對每個問題都無法深入討論的教科書呢？既然是寫給初學者的著作，教科書就應對本學科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基本制度給出清晰準確的解釋，為初學者進入法學之門、受到學術訓練提供基本的路徑。與此同時，作為過來人，我們都曾經對當年學習法律的經歷印象深刻，對于那種八股文式的教科書文風深惡痛絕。為避免我們的學生重新遭受這種磨難，我們所創(chuàng)作的教科書應具有清新雅致的文風，編入具有可讀性的案例材料。

這部刑事訴訟法教科書的創(chuàng)作過程，其實與我為學生講授刑事訴訟法課程的過程保持了同步。每經過一輪課程講授，這部教科書的寫作進度就往前推進一步。很多情況下，剛剛講完某一章節(jié)的內容，在課堂上，在黑板前，就產生了新的靈感，于是在課后立即加以整理，就形成了某一章節(jié)的大致框架。甚至在一學期的講授結束之后，因為講出了不少超過寫作進度的內容，所以就參照最優(yōu)秀學生的課堂筆記，來逐章完善教科書的內容。在這部教科書的最后寫作階段，正值我通過網(wǎng)絡方式為本科生講授刑事訴訟法課程。這給了我全面修改教科書的寶貴機會，通過“邊講課，邊調整”的努力，使得很多表述得不順暢的章節(jié)得到了調整，很多不合理的內容設置得到改變，很多不合適的案例材料得到修訂?；蛟S，任何寫作都不僅僅是創(chuàng)作者單方面的觀點表達，而應考慮到受眾的可接受性。當年白樂天創(chuàng)作詩歌，尚且要聽取眾人的反饋，而今天我們創(chuàng)作法學教科書，又怎能不考慮初學者的感受呢？

二

法學教科書要發(fā)揮總結法學理論的功能。有些法學教科書之所以難以得到傳播，也無法保持持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在于僅僅滿足于知識的傳授和法律條文的注釋，而無法對相關領域的法學研究成果作出系統(tǒng)的總結和梳理。按照我國的法學傳統(tǒng)，一部優(yōu)秀的法學教科書，既要對研究者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進行系統(tǒng)的總結，也應對本學科較為成熟的法學理論作出完整的梳理。在一定意義上，法學教科書應當是法學理論的集大成者。一個初學者，一個對該學科感興趣的普通讀者，甚至一位從事其他法學學科研究的學者，完全可以通過閱讀一本優(yōu)秀的法學教科書，來對該學科的理論水平形成基本的了解。

在寫作刑事訴訟法教科書過程中，筆者注重從兩個方面整理既有的法學理論：

一是在“總論”部分，強化對刑事訴訟基本理論部分的整理，加大刑事訴訟基本原理的分量；

二是在“一般程序”和“特殊程序”部分加強對相關理論問題的論述。

民國期間的刑事訴訟法教科書曾經以“刑事訴訟主體”“刑事訴訟客體”和“刑事訴訟行為”作為總論部分的基本框架。這一框架后來沒有被承繼下來。而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刑事訴訟法學初步形成了以“刑事訴訟目的（價值）”“刑事訴訟構造”和“程序性制裁”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近期的刑事訴訟法學研究在刑事之訴的分類和效力的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一些理論突破，出現(xiàn)了“對人之訴”“對物之訴”“定罪之訴”“量刑之訴”“程序之訴”等多個概念。而在刑事訴訟基本原則、辯護制度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研究上，我國法學界也出現(xiàn)了一些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觀點。對于上述理論觀點，刑事訴訟法教科書應當加以總結、梳理和吸收，使之成為可傳授給初學者的基本知識。于是，這些理論和觀點，就形成了本書“總論”部分的現(xiàn)有框架。

而后面的一般程序和特別程序部分，這部教科書除了對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作出解釋以外，還要揭示各個程序制度的理論根基，使讀者不僅了解程序制度的立法原意，而且更要了解圍繞各種制度所形成的成熟理論。例如，對于偵查、審查起訴、第一審程序、第二審程序、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等，本書都解釋了它們各自的性質和功能，分析了各個制度的基本原則，討論了每一程序的訴訟構造問題。又如，隨著近年來刑事和解制度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興起，一種獨立于“對抗性司法”的“合作性司法”理念逐漸得到確立，這種理念帶有控辯協(xié)商的成分，體現(xiàn)了一種嶄新的訴訟價值觀念，引領著相關訴訟制度的發(fā)展。對于這一理論發(fā)展趨勢，本書也在適當章節(jié)進行了總結和介紹。再如，美國學者赫伯特·帕克所提出的刑事訴訟雙重模式理論，格里菲斯提出的家庭模式理論，霍華德·澤赫提出的恢復性司法理論，大陸法學者提出的附帶民事訴訟正當性理論，等等，都對我國相關程序制度的改革產生了影響。對于這些理論及其影響，本書在相關章節(jié)也作出了簡要分析。

三

法學教科書要注重對現(xiàn)行法律制度進行理論解釋，揭示法律條文的立法原意。作為國家基本法律，刑事訴訟法既是一部刑事法，也是一部程序法。這部法律確立了內容繁雜的程序、制度和規(guī)則，也隨著國家法律制度的改革而處于不斷修訂完善之中。如何認識這些程序、制度和規(guī)則呢？沒有一部好的教科書加以指引，初學者經常會感到撲朔迷離，一頭霧水，難以找到方向，甚至誤入歧途。教科書應當幫助初學者了解各種程序制度的立法原意，揭示法律條文背后的考量因素和制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除非一部法律發(fā)生實質性的修改和變革，否則，一部教科書可以在這部法律的理論解釋方面具有較長的生命力。

為發(fā)揮對法律制度作出理論解釋的功能，筆者在教科書寫作中力圖不援引任何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對各個程序和制度作出理論上的解釋。尤其是對那些容易使初學者感到困惑或迷失方向的問題，本書都給出了簡要但盡量系統(tǒng)的分析。例如，對于刑事訴訟法的固有思維方式，對于刑事訴訟的目的，對于國家專門機關的性質和職能，對于檢察機關為什么不是當事人，對于為什么要區(qū)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稱謂，對于被害人為什么不享有上訴權，對于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和公益義務，對于我國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和羈押性強制措施的關系，對于“不告不理”與“告訴才處理”的關系，對于為什么要建立“公訴轉自訴”的制度，對于三種不起訴制度的性質和效力，對于認罪認罰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性質和后果，等等，本書都作出了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解釋。

四

法學教科書要對實踐中有爭議的疑難問題，提供一種解決方案。任何成文法一旦出臺，都面臨著如何有效實施的問題，也都會遇到抽象的法律規(guī)則如何在紛繁復雜的司法實踐中得到恰當適用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發(f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釋，試圖指導司法人員解決各種各樣的疑難問題。盡管如此，在刑事訴訟法的實施過程中，仍然會存在大量有爭議的疑難問題，不僅在刑事訴訟法中找不到現(xiàn)成的答案，而且就連那些司法解釋也難以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要解決這一問題，司法實務工作者和辯護律師就可以求助于刑事訴訟法教科書。而一部優(yōu)秀的刑事訴訟法教科書，應責無旁貸地發(fā)揮解決疑難問題的功能。

例如，在刑事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經常遇到司法機關管轄不明或者濫用立案管轄權或審判管轄權的問題。如法院院長為本案當事人，本法院刑事法官審判本院民事法官，一個非重要犯罪地法院受理被害人主要為外地人的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一個已經對下級法院請示案件作出過審查和批示的上級法院，負責對案件的二審程序，等等。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提出的這類管轄異議或者回避請求，司法機關究竟應如何處理呢？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認真研究管轄的性質和功能，了解解決管轄異議的基本原則。這部刑事訴訟法教科書對此問題的有關論述，就可以為解決這類問題提供理論上的參考。

又如，2012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辯護律師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jù)”的權利。但在司法實踐中，辯護律師在會見時究竟可否攜帶案卷材料，可以攜帶哪些證據(jù)材料，可否將這些證據(jù)材料向在押嫌疑人、被告人出示呢？對于這一問題，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給出不同的解釋，使得辯護律師經常莫衷一是，無所適從。其實，本書在討論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地位時，就已經指出他們處于“第一順序辯護權行使者“的地位。在討論辯護律師的忠誠義務時，也指出律師在辯護過程中負有與委托人進行溝通、協(xié)商的義務。據(jù)此，辯護律師在會見時可以將所掌握的證據(jù)材料告知嫌疑人、被告人，聽取其意見。本書對此問題已經給出了答案。

再如，刑事訴訟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卻沒有明確規(guī)定檢察機關與被告人如何進行有效的量刑協(xié)商。有人據(jù)此認為我們的法律不存在“量刑協(xié)商”機制。其實，根據(jù)這一程序的立法原意，嫌疑人認罪認罰的，檢察機關應聽取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并責令嫌疑人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這份具結書其實就是檢察官與嫌疑人達成的量刑協(xié)議。本書對此問題作出了充分的論述。無論是辯護人還是值班律師，都應當與檢察官就量刑問題進行充分協(xié)商，提出足以說服檢察官的量刑籌碼，為嫌疑人爭取最大限度的寬大量刑方案。借助于教科書的理論解釋，無論是檢察官還是律師，對于這些疑難問題都是不難解決的。

經過刑事訴訟法教科書的寫作過程，筆者將自己近三十年法學研究的成果進行了重新梳理，對自己多年的法學教學經驗進行了總結，最終推出了這部帶有探索性和試驗性的法學教科書。筆者已經概括出了法學教科書的四項基本功能。那么，這部刑事訴訟法教科書真的能實現(xiàn)這些功能嗎？這部教科書真的能夠實現(xiàn)作者所提倡的自我超越嗎？最起碼的，這部教科書真的會得到初學者的接受，不會變成作者所批評的那種“面目可憎的教材”嗎？……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實踐來加以檢驗。筆者期待著，所有閱讀、使用和參考這部教科書的讀者，都能從中獲取知識、得到啟迪和產生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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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王睿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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