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這兩個字，從不少國人嘴里說出來是那么順口，甚至還帶著點自己人才懂的親近感，好像在聊一個許久不見的遠房親戚。

可要是你把這個稱呼，一字不差地還給烏蘭巴托街上的普通人，他們多半會愣一下，然后眉頭就皺起來了，因為在蒙古國的歷史書、官方文件，甚至日常說話里，“中國”壓根不是我們想的那個“中國”，他們用的是一個咱們中文里幾乎見不著的詞，“Хятад”（Hyatad），翻譯過來就是“契丹”，在蒙古語的語境里，這個詞劃出了一道清晰的界線，一種“他們”和“我們”的感覺，甚至還藏著點歷史留下來的警惕。

這事兒真不是簡單的翻譯不同，這是一道被風沙吹了很久，卻一直沒能真正平復的歷史傷痕，想搞明白為啥“外蒙”和“契丹”這兩個詞，能在兩邊老百姓心里掀起完全不同的波瀾，這故事得從三百年前那座被燒掉的買賣城講起。

1727年，大清跟沙俄簽了個《恰克圖條約》，從額爾古納河到薩彥嶺，一條清清楚楚的線就畫出來了，也畫出了“喀爾喀蒙古”和“大清”之間那道說不清道不明的心理邊界，那時候，北京的朝廷在文件里管這片草原叫“外喀爾喀”，為了跟內(nèi)蒙古那四十九旗分開，叫著叫著，“外蒙古”就在漢人的書里、嘴里固定下來了，那個“外”字，本身就帶著點“中心看邊緣”的味道，對大清來說，這是天朝給藩部起名字，天經(jīng)地義。

可對那些世世代代在杭愛山北邊放牧的喀爾喀部來說，他們自己叫“Халх”（喀爾喀），從來沒覺得自己“外”在哪兒，這種給別人起名字的權力，到了1911年哲布尊丹巴宣布獨立后，一下子就變得緊張起來，民國政府接著用“外蒙古”這個詞，想用語言把主權給拉回來，烏蘭巴托的博克多汗政權呢，第一次在官方文件里用“Хятад Улс”（契丹國）來稱呼南邊的鄰居，把歷史上遼國的舊稱給搬了出來，既繞開了“大清”和“中國”哪個是哪個的麻煩，也悄悄表達了對那個農(nóng)耕帝國的陌生和疏遠。

真正讓“契丹”這個詞板上釘釘成為官方叫法的，是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事，喬巴山政府當時急著要弄一套能跟蘇聯(lián)對得上的民族故事，就把清朝歷史里的那個“Хятад”一詞，正兒八經(jīng)地寫進了憲法和教科書，專門用來指代“南邊那個大國”，在烏蘭巴托的國家檔案館里，現(xiàn)在還能找到1936年出版的小學版《五年計劃讀本》，第17頁的插圖底下有行小字，“我們要警惕契丹商人的剝削”，配的圖里，一個戴瓜皮帽的漢人老板正拿個小秤稱茶磚，旁邊的蒙古牧民一臉愁容，這種畫面和故事，在冷戰(zhàn)那會兒的蒙古報紙上到處都是，“契丹”這個詞，就慢慢地從一個地方名，滑向了一個帶點不好意思的身份牌。

同一時間，在中國這邊，“外蒙”這個詞的味兒也變了好幾次，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了，北京為了表示尊重，一度改口叫“蒙古人民共和國”，可老百姓嘴里的“外蒙”還是沒消失，到了60年代中蘇關系一僵，邊境上老是擦槍走火，“外蒙”又成了報紙廣播里的高頻詞，帶著點警惕，也帶著點不甘心，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2年9月26號《人民日報》第5版那篇《外蒙古當局應當懸崖勒馬》，標題里那個“外”字還特意加了粗，好像要把地理上的遠，直接變成政治上的遠，而在烏蘭巴托，他們的官方報紙《Zasgiin Gazrin Sonin》同一天也發(fā)了社論，用了一整段來數(shù)落“契丹軍隊在貝爾湖地區(qū)的挑釁”，兩邊的用詞就像是頂著牛，一起把人的記憶拉回了二百年前那段刀光劍影的邊境線上。

1990年蒙古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個草原，國家大呼拉爾頭一次開會討論，要不要在官方文件里用“БНХА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縮寫）來代替“契丹”，那場辯論的記錄現(xiàn)在還在國家宮東邊的透明檔案室里放著，泛黃的速記稿上，一個叫拉德那蘇木貝爾勒的議員說得很直接，“契丹是老祖宗對遼國的叫法，拿來稱呼今天的中國，不準確，也不禮貌”，可保守派的學者不干了，反駁說“要是我們不用這個詞了，年輕人會忘了祖先當年是怎么被壓迫的”，最后，議會各退一步，在講歷史的時候，還能用“契丹”，但在正式的外交文件里，得改用“Хятад Улс”，所以，蒙古國外交部1994年給北京發(fā)的賀電，第一次出現(xiàn)了“БНХАУ”這個詞，可在烏蘭巴托市中心的百貨大樓里，“契丹貨”的標簽還貼在電飯鍋和羊毛衫上，像一道好不了的舊傷疤。

老百姓的情緒，總是比官方的措辭慢半拍，2015年，一個在呼和浩特上學的蒙古國交換生巴圖吉日嘎拉，在人人網(wǎng)上發(fā)了個帖子吐槽，“在中國，同學老問我‘外蒙是不是都想回歸？’”，就這么一句話，被轉(zhuǎn)了七千多次，評論區(qū)里，中國網(wǎng)友在爭“外蒙”這個詞到底有沒有貶義，蒙古國網(wǎng)友呢，直接用西里爾字母敲出一行行的“Hyatad hümüüs”，就是“契丹人”的意思，那股不耐煩勁兒，簡直要從屏幕里溢出來，語言這時候不是橋了，成了各自歷史記憶的護城河。

真正讓兩邊都意識到，這個“稱呼”底下埋著多深的傷，是2020年那場誰也沒想到的疫情，蒙古國給中國捐了三萬只羊，這新聞刷爆了屏，中國網(wǎng)友一片叫好，管蒙古國叫“外蒙老鐵”，可在烏蘭巴托，他們當?shù)孛襟w報道中國回贈核酸檢測試劑的時候，用的詞是“Хятад тусламж”，意思是“契丹的援助”，社交平臺上好多蒙古網(wǎng)民就在那兒嘀咕，“為啥收了契丹的援助就得感恩戴德？”，一來一回，本來挺暖心的一件事，就被這兩個稱呼的錯位，又給拉回了歷史的影子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蒙古國學者在Zoom上跟我說，“我們感激中國的幫助，但‘契丹’這個詞已經(jīng)長在語言里，像一塊老繭，一碰就疼”。

今天，你要是走在烏蘭巴托的成吉思汗廣場，找個賣烤栗子的大爺問路，他大概會笑著跟你說，“契丹的兄弟，前面左轉(zhuǎn)”，那聲“契丹”不一定有壞心，卻帶著被歲月洗出來的距離感，而在北京后海的酒吧里，駐唱歌手唱起《烏蘭巴托的夜》，臺下的年輕人晃著手機燈，彈幕里飄過一句句“外蒙加油”，他們可能壓根沒想過，這個聽著挺親切的稱呼，在另一頭的耳機里，聽起來像極了一百年前，旅蒙商對庫倫喇嘛的那聲吆喝。

稱呼這東西，從來就不只是個語言問題，它是一條暗河，底下藏著權力、傷痛和還沒完成的和解，我們叫它“外蒙”，他們叫我們“契丹”，兩個詞看著像鏡子的兩面，卻各自背著分量完全不同的歷史，只有當兩邊都愿意放下給對方起名的權力，先聽聽對方是怎么稱呼自己的，那片草原上吹來的風，才可能真正吹過長城，不再夾著沙子和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