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經營報 作者：譚洪安

民國六年（1917年）1月25日，農歷正月大年初三，天津《商報》最后一任經理楊曉林向天津商會遞交了辭職信，稱擔負館務三年有余，才疏學淺，不勝其任。真正的原因，則是《商報》始終不能走出虧損的泥潭，日積月累，實在難以維持。不久，該報徹底?？粝轮辽?280元大洋欠債無法償還。

　　此時，天津商務總會及《商報》早期的庇護人袁世凱，已因復辟帝制失去民心，于萬人唾罵中憂懼而亡大半年之久了。

　　后人蓋棺論定，對袁氏波云詭譎的一生，負面評價居多。但他甲午之后苦練北洋新軍，庚子之后力推直隸新政，在當時都堪稱強兵富國的積極嘗試，他對清末民初私營工商實業(yè)發(fā)展所持的寬容贊助態(tài)度，也有檔案可查。他還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新聞法規(guī)出臺的重要推手之一。

　　早在1905年秋初天津商務總會申請創(chuàng)辦機關報時，袁世凱就對商會領袖制定“報律”的呼吁給予明確支持：“惟報律一項，關系重要，現(xiàn)正擬從事編輯，應俟書成奏定后，再行頒發(fā)?！?/p>

　　早期清政府處理有關報紙的案件，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書妖言”的條款，規(guī)定對觸犯禁令者，重則直接殺頭，輕則或革職查辦（對官員），或打一頓板子流放三千里（對普通軍民）。

　　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曾下詔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并鼓勵民間辦報，可是變法迅速失敗，開放報禁成了一紙空言。

　　袁世凱向商部轉交制定“報律”提議的第二年，清廷逼于各方壓力，同意推行預備立憲，作為配套措施之一，由商部、巡警部、學部會同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新聞出版專門法規(guī)——《大清印刷物專律》，一共6章40條。

　　當時的商部副部長（左侍郎）伍廷芳，是梁啟超的廣東新會同鄉(xiāng)，也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地道海歸的法學博士（留學英國四大法學院之一的林肯法學院），曾任法律修訂大臣，主持擬定了我國第一部商業(yè)法規(guī)——《大清商律》（1903年12月頒布）。他早年在香港求學期間，還與友人合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中外新報》（1860年）?！?/p>

盡管有伍氏這樣學通中西的專家型官員壓陣，但受到“圣意”制約，這部專律從頭至尾仍然是高度集權管制思維為主導，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實行注冊登記制度，特設“印刷總局”，一切出版物均歸其管理；二是約半數(shù)條款都是關于嚴禁“毀謗”的。不過，方興未艾的中國近代新聞業(yè)，畢竟算有法可依了。

　　此后，清政府又相繼以巡警部名義公布《報章應守規(guī)則》9條，以民政部名義公布《報館暫行條規(guī)》10條。后者新增一個規(guī)定，凡開設報館者，均應向轄區(qū)內巡警官署呈報，經批準后才能發(fā)行，等于把《大清印刷物專律》中的注冊登記制度，變?yōu)楦鼑栏竦某霭鎸徟贫取?/p>

　　由此回想之前警官劉孟揚代表天津巡警局出資接盤天津《商報》一事，可謂是地方大員袁世凱“先行先試”之舉，充分流露了袁總督對影響力日漸壯大的新聞輿論既敬且懼、欲放還收的矛盾心態(tài)。　

　1908年3月14日，集以上新聞法規(guī)大成，且參考了同期日本的“新聞紙法”，再增加若干限制性條款的《大清報律》共45條，正式頒布。雖然后來者對此“報律”管制之嚴苛多有指責，但它的出臺還是標志著，千百年來中國的專制統(tǒng)治者第一次認可民間報刊的合法地位，“蟻民們”終于獲得了有限度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這一時期天津和上海等商業(yè)中心城市，民營報業(yè)呈井噴式增長之勢，與清廷“與時俱進”的微妙態(tài)度轉變，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大清報律》施行9個月后，慈禧太后病死，備受接掌政權的滿族大臣忌恨的袁世凱，被迫“歸隱”。據(jù)稱回到河南漳德（今安陽）老家時，他說過一句頗為大義凜然的話：“官可不做，實業(yè)不可不辦?！?/p>

　　后來，袁世凱當上了他這一輩子最大的官——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仍不忘重點關照新聞業(yè)，于1914年4月起，陸續(xù)推出了《報紙條例》35條、《出版法》等一批法規(guī)，依舊嚴厲的諸多管制條款中，依稀可看到《大清報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