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前后生存了791年，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一個朝代。周代所以能夠成為國祚綿長的朝代，與其取得的以“人道”取代殷商“神道”的思想文明密切相關，它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啟蒙”時代。遺憾的是，學界對此尚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應有的評價。人們以巨大的熱情贊美“大漢文明”“大唐文明”“大清文明”，卻很少見到人們贊美過“周代文明”。談到周代的思想成就，一般只局限于東周的春秋戰(zhàn)國，不是將周代作為一個整體去加以評價，而是將275年的西周遺漏在外。事實上，文、武、周公之道及成、康之世恰恰是周代德治文明的奠基者。在剛剛出版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人的覺醒”：周代思想的啟蒙景觀》一書中，筆者按邏輯的順序，從20多個專題入手，全面揭示了周代思想界以“人的覺醒”為標志的獨特的“啟蒙”景觀，為整個周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地位和偉大意義正名。

《“人的覺醒”：周代思想的啟蒙景觀》，祁志祥 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有一種成見認為，“啟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專利，指借用西方民主、科學、博愛、自由、個性等價值理念清除中國古代三綱五常奴隸道德的蒙昧思想。因此，中國古代沒有“啟蒙”。另有一種觀點則認為，“啟蒙”的原初意義指“西方近代的思潮”，“前提是西方中世紀的終結”。因此，用“啟蒙”去界定周代思想界的時代特征不確。這兩種觀點似是而非，其錯誤緣于將“啟蒙”的特指與一般內涵混為一談所致。其實，“啟蒙”不是外來語，古代漢語中早已有之。東漢后期應劭《風俗通義》最早使用“啟蒙”一詞：“每輒挫衄，亦足以袪弊而啟蒙矣。”意指去除遮蔽、開發(fā)蒙昧。因此，《辭?！穼ⅰ皢⒚伞苯忉尀椤伴_發(fā)蒙昧”。思想史是人們對自然、社會、宇宙奧秘、真諦的認識史。這種認識有真實與荒謬、科學與蒙昧、蒙昧與啟蒙之分。以此觀照中國思想史的發(fā)展演變，就會發(fā)現呈現出四次“啟蒙”。針對上古至夏商流行的萬物有靈、神靈至上的蒙昧思潮，周代出現了“禍福人召”“人的覺醒”的啟蒙思潮；針對漢代儒學天命化、道德神學化的蒙昧思潮，魏晉南北朝產生了“自然”“適性”、解放情欲的啟蒙思潮；針對隋唐宋元天理人欲勢不兩立的蒙昧思潮，明清出現了求真務實、回歸常理的啟蒙思潮；近代接過明清啟蒙的接力棒，借鑒西方“平等”“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對秦以后整個中國古代皇權專制下束縛個性、扼殺民權的綱常倫理蒙昧思潮加以啟蒙，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第四次啟蒙思潮。在此基礎上展開的“五四”啟蒙運動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第五次啟蒙思潮。而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思想解放運動則可視為中國思想史上第六次啟蒙思潮。在清除蒙昧、理性覺醒的本義上，用“啟蒙”一詞界定周代以“人的覺醒”祛除先前“神本”蒙昧的時代特征，是能夠成立的，也是符合實際的。

是否可用“人的覺醒”概括周代“以人為本”的“啟蒙”特征？有人認為，“人的覺醒”是對抗中世紀神學的西方文藝復興思潮的特指，用來指稱周代思想界特征，可能不確。這實際上如同質疑“啟蒙”用法者一樣，以一個特指否定另一個特指，并不妥當?！叭说挠X醒”是與“人的迷失”相對的概念，指人的自我意識的自覺，人能夠運用理性精神返觀自身，對人自身的屬性、作用及其在宇宙萬物中的地位加以清醒的認知?！叭说挠X醒”并不是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專利。因此，李澤厚將魏晉稱為中國思想史上“理性”的“人的覺醒”時代。但李澤厚只看到魏晉“人的覺醒”，沒看到周代是比魏晉更早的“人的覺醒”時代，卻是一個巨大的疏忽。筆者認為周代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人的覺醒”時代，更值得人們重視。

周代“人的覺醒”，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深刻認識到“人”比“神”重要。周人揭示：“吉兇由人”“禍福人召”；“天地之性人為貴”；“惟人萬物之靈”；“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宇宙萬物中，“人”的地位最高貴，“人”的所作所為決定著個人和國家的禍福。“人”不僅是天地的核心，而且是萬物中的神靈。所以，無論做什么都必須“以人為本”、以人為“先”。二是對人性的深刻認識。誕生了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世碩的“性兼善惡”論；承認人性平等，“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人人都具有道心與情欲的善惡二重性。三是對“人道”的豐富認識。包括內圣之道與外王之道。內圣之道即以理節(jié)情，揚善去惡，成為君子、道德上的圣人。外王之道即根據人性來治人，所謂“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既有物質欲求，又有精神追求。根據人性二重性來治人，首先，“凡治天下，必先富民”，其次要順應民心，宣之使言。人性具有向善的理性與為惡的情欲二重性，所以治理天下必須刑德并施，以禮教導善，以法治戒惡。只有這樣才能成為長治久安的圣王明君。內以成圣、外以成王，是個人和天下獲得福佑的根本之道。四是外王之道中的“民本”“革命”思想。天下安康的外王之道關鍵在于獲得萬民的人心與擁戴。“民者，君之本也?！?“民為貴，君為輕。” “士貴耳，王者不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比绻鳉埍o道、導致民不聊生，臣民就可以運用通過“革命”的手段誅殺、推翻君主。“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難看出，以“人道”取代殷商巫史文化的“神道”，是周代思想界的鮮明特征。用“人的覺醒”界定周代思想啟蒙特征，名副其實，無可置疑。

圖源：視覺中國

怎樣重新認識西周在周代思想史中的意義？過去談周代思想史的偉大意義，只局限于諸子百家活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比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韋政通的《中國思想史》把“人之發(fā)現”歸功于孔子，張豈之的《中國思想史》把“重人、重民思想”視為“春秋時代”的產物，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西周的貢獻。其實，在《尚書·周書》《詩經》《國語》《周易》中，天不可信、貴人輕神、敬德保民的思想以及人文之道的探討就大量存在。傳為周公所作的《周禮》、周文王武王的導師呂尚所作的《太公六韜》雖然在作者和成書時間上有爭議，但作為理解周初思想的參考是完全有理由的?！吨芏Y》中“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的主題、《太公六韜》中“仁之所在，天下歸之”的思想與《尚書·周書》中記載的文、武、周公之道是完全一致、可以互證的。春秋時期孔子仁學對“人的發(fā)現”乃是對周初文、武之道和周公敬德保民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如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薄吧跻游崴ヒ玻靡游岵粡蛪粢娭芄??！睏顚捲凇段髦苁贰分兄赋觯骸翱鬃拥恼沃鲝?，主要就是要后世君王以周文王、武王、周公作榜樣，從而把西周開國時期的政治文化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币虼?，筆者主張將周代“人的覺醒”的上限上推到周文王、武王，特別是周公，兼及成王、康王，強調將東周與西周合并起來作為整體，肯定整個周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地位和偉大意義。

如何理解周代“人的覺醒”思想啟蒙的社會政治原因？思想的主體是人。人總是處于特定的社會中。人的思想的產生、發(fā)展既受制于個體的能動性、創(chuàng)造性，也受制于所處社會的政治環(huán)境的制約。過去的思想史著作囿于特殊的歷史因素，對上古至夏商周的社會政治制度形態(tài)的認識是令人困惑的。其中一個影響很大的觀點，是認為中國古代經歷了原始公有制社會，夏商周奴隸社會，秦以后至清的封建社會三個階段。這種觀點經不起史實檢驗，亟需完善改正?！俄n詩外傳》指出：“五帝官天下，三代家天下?！薄肮偬煜隆奔础肮煜隆钡囊馑??！肮煜隆奔磳嵭刑煜鹿蚕淼姆饨ㄖ?。明代楊慎指出：“三代以上，封建時也”；“秦而下，郡縣時也”。根據對《史記》《漢書》等史料的記載研究可知：炎帝至五帝時期是“天下為公”的時代，實行的是“選賢與能”的天子禪讓制與地方分權而治的封建制。夏商周進入“天下為家”的私有制時代，天子傳承從禪讓制一變而為世襲制，但由于天下幅員太廣，天子“力不能制”，地方行政制度依然實行的是五帝時期分權共享的氏族封建制。分權自治的封建制本質上是不利于維護天子的家天下的。于是，周朝將傳統(tǒng)的異姓氏族封建制改造為一姓為主的宗法封建制，旨在加強周天子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權威。但封建的本質是分邦列國，分治共享。西周的封建諸侯擁有半獨立的自治權。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周天子被架空，諸侯擁有全獨立的自治權。在諸侯擁有半獨立自治權的西周時代，“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guī)，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在諸侯擁有全獨立自治權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適應各諸侯稱霸天下的需要，諸子學說應運而生，百家爭鳴、百花競放。正如馮天瑜在《“封建”考論》一書中所指出：“從思想文化的自由度、人文精神的昂揚而言，封建的春秋戰(zhàn)國自有優(yōu)勝處，作為諸子百家競放宏議的時代，創(chuàng)造了堪與古希臘東西輝映的又一個‘軸心文明’?！?/p>

周代以“人的覺醒”為標志、以探討“人道”為中心的思想啟蒙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生命力最強、生存周期最長的朝代，創(chuàng)造了中國思想史上的“軸心文明”，成為后世中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淵藪。讓我們懷著一份虔誠，走進周代啟蒙思想的大廈，感受它的風采、它的魅力、它的震撼、它的啟迪，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設汲取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