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是三野參謀長，母親卻在四野戴上了軍銜。

離家九年，一回上海，發(fā)現(xiàn)老宅長滿荒草，母親在戰(zhàn)火中究竟經(jīng)歷了什么？

離家參軍與家庭變故

蔡群帆原名蔡和民，1915年出生在上海。那時家住法租界外的舊弄堂，屋子潮濕、門板吱響，家里吃飯得摻紅薯絲。

父親蔡熊年，來自浙江勤縣，靠在棉紡廠里做賬維生。

母親楊鳳珠則是一名縫紉工，手藝不錯，在鄰里間挺有口碑，日子雖不寬裕，但夫妻倆努力撐著，把兩個兒子拉扯大。

1922年，厄運接連落下，先是大兒子因病去世，幾個月后蔡熊年也因勞累猝死。

楊鳳珠一夜白頭，孤身帶著七歲的蔡和民，咬牙過日子，給人縫補、做棉襖，有時也到碼頭邊打短工，肩膀上磨出硬繭。

窮是窮，但她不讓兒子輟學(xué)。

白天做活計，晚上還要幫蔡和民改作文、背《古文觀止》。鄰居勸她別撐了，她回一句：“苦點也得讓他出人頭地。”

1931年秋，十六歲的蔡和民上完一節(jié)地理課，放學(xué)時路過靜安寺廣場，剛好趕上抗議游行。隊伍里有人喊口號、舉布條，他腦子一熱也跟著沖了進去。

第二天，學(xué)校勒令退學(xué)。

這事傳回家，鄰居都替楊鳳珠捏了把汗，誰料她竟沒說一句重話，只是做了一碗熱湯面，放了枚雞蛋，放在灶臺上。

那頓飯之后，他心定了。

1938年，新四軍在皖南招兵，他報名參軍，在登記表上寫下新名字：“蔡群帆”。

臨出發(fā)那天，把圍巾系得緊緊的，楊鳳珠把家里唯一的銀簪子賣了，給他換了雙新布鞋。

送別沒有眼淚，只是拍了拍兒子的肩膀，轉(zhuǎn)身回屋，門輕輕關(guān)上。

從此，九年未見。

蔡群帆跟著部隊輾轉(zhuǎn)大江南北，在新四軍三支隊里做聯(lián)絡(luò)員、文書，后調(diào)任參謀，逐漸成長為三野戰(zhàn)區(qū)的骨干。

可他在戰(zhàn)地前線沖鋒陷陣時，根本不知道母親已不在老宅。

抗戰(zhàn)最亂那幾年，上海城區(qū)日偽和國民黨，公開張榜通緝新四軍家屬，楊鳳珠也在名單之列，家門口時常有探子探頭探腦。

一次清晨，門外突然傳來敲門聲，她本能地把門閂插緊，沒敢應(yīng)聲。

好在門外不是敵人，而是蔡群帆兒時玩伴、后來的地下交通員周錦文，對方遞來紙條，上面就四個字：“今晚撤離?！?/strong>

那天夜里，天灰蒙蒙的，楊鳳珠背了個包，隨隊躲進浦東水鄉(xiāng)，乘船北上，幾番轉(zhuǎn)移后，終于到了山東濱北根據(jù)地。

從此，再也沒有回過老屋。

母親的革命蛻變

一開始，楊鳳珠只是在濱北抗日根據(jù)地的后勤點幫忙，那地方條件艱苦，冬天沒炭燒，春天吃野菜過日子，可她沒喊過一聲苦。

有人給她安排輕省點的活，她卻拎起針線包干起活兒來，說什么也不肯“特殊對待”。

她說話從不大聲，做事卻頂?shù)蒙先齻€年輕人。

八路軍缺衣少鞋，她就組織婦女做軍鞋。沒布，她就找破棉被翻修。沒線，她用麻繩拆成細股再搓。
幾個月下來，全連的草鞋都由她帶頭做，戰(zhàn)士們穿上新鞋，腳掌總算不再爛泡。

她原本只被編為婦救會成員，因為表現(xiàn)太突出，很快被任命為支前組骨干。

部隊打仗缺人時，她也給前線送飯、送水。

有一次前沿陣地冒起槍聲，炮火把她身邊的木桶都震裂，她卻硬是背著剩下的熱粥走到陣地邊。

抗戰(zhàn)勝利后，她隨部隊北上，踏上了東進列車。

車廂里全是老同志和輜重物資，被編入被服廠，地點設(shè)在沈陽郊外的一處兵工倉庫。

東北的冬天凍得人咬牙，水龍頭都結(jié)了冰，被服廠照樣三班倒干活，穿著舊軍大衣，拿鐵盆接雪化水，手上常年凍裂，血染在棉布上也不擦。

廠里有規(guī)定，干滿多少件就能換新棉衣。

她做出來的棉衣都優(yōu)先送給傷員，自己卻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舊棉襖。

1948年，遼沈戰(zhàn)役準備打響，后勤一線加班成常態(tài)。

上級來視察，一查記錄，發(fā)現(xiàn)楊鳳珠月產(chǎn)量居全廠第一。

廠里開會討論干部晉升，她原本不在名單上，可政工干部翻出她三年來的工單數(shù)據(jù)，拍板定了：“按連級標準定編，授連職軍銜?！?/strong>

從此，廠里開始叫她“楊連長”，身份不變，工位沒換，仍是那臺老縫紉機。

她臉上沒太多反應(yīng)，只是在工作卡上，鄭重寫下名字：“楊鳳珠?！?/p>

直到1949年，上海即將解放，她請了探親假，帶著一張通行證，穿著舊軍裝，踏上回滬的火車。

沒直接去老宅，而是到了上海市軍管會。

因為兒子九年前參軍后改名“蔡群帆”，她找不到他確切信息，只能挨個打聽。

最后有人把她的情況反映給了陳毅。

陳毅見到她，聽完她的經(jīng)歷，沉默良久。

她并未多說，也沒流淚，只是反復(fù)確認：“蔡群帆在哪？我找了他九年。”

人名不符，資料又缺，軍管會查不到，她沒再糾纏，只說自己還得趕回東北，繼續(xù)生產(chǎn)任務(wù)，然后拿起軍帽、拎起包就走了。

整個軍管會大廳的人，都看著她走出了門。

誰也沒想到，這位滿頭白發(fā)的母親，已是一名四野的連級干部。

返鄉(xiāng)探親與意外重逢

1949年5月，蔡群帆所在部隊隨三野南下，攻入上海。

他已是副師級參謀長，肩負整編、接防、穩(wěn)定秩序等一連串任務(wù)，仗雖打完，可他心里卻總覺得空著。

九年前離家，和母親一別兩寬，一件圍巾，一聲囑托，成為了記憶中最后的影像。

部隊安排了幾天短暫休整，他向上級請了探親假，一身軍裝、騎著軍管會配發(fā)的自行車回到熟悉的弄堂。

蔡群帆（左二）

門前的石板已被歲月磨平，鐵鎖上掛著厚厚的鐵銹，門框歪斜，院內(nèi)草木瘋長。

他推門而入，卻見蛛網(wǎng)纏梁、屋瓦塌陷。

隔壁張大媽還住著，一見他，認出是當年那個瘦高個小蔡，連忙拉他進屋倒茶。

幾句話讓蔡群帆驚出一身冷汗——“你娘三年前就被人接走啦，好像去山東啦，后來聽說穿軍裝了，但再沒消息?！?/strong>

沒有留下只言片語，也沒人知她到底生死如何。

他在舊院里站了很久，眼前是荒蕪的屋子，腦海卻是母親當年，站在門口替他整圍巾的身影。

又連夜趕回司令部，請求通過上海軍管會查找線索。

幾天后，辦公室電話響起，值班員喊他：“快！有人找到你母親了，她在陳毅首長辦公室！”

蔡群帆幾乎是飛奔著趕到軍管會。

一進門，他就看到一位穿著舊軍裝、身板挺直的老人站在那里。

滿頭銀發(fā)、眉間硬朗，他盯了幾秒，才認出來——是母親楊鳳珠。

母子九年未見，握住彼此的手，誰也沒說話。現(xiàn)場一片安靜，所有人都感受到一種，戰(zhàn)爭都割不斷的牽連。

他在一旁的屋子里，聽母親講起這幾年的經(jīng)歷：被轉(zhuǎn)移到山東，如何在被服廠里干活，又如何一路北上到了東北。

說得不多，語氣平淡，每個時間節(jié)點都記得清清楚楚。

他這才知道，母親早已是四野建制內(nèi)的正式軍人，連級干部，帶過生產(chǎn)任務(wù)，也被評過先進。

母子之間最大的誤會，竟然是“改名”兩個字。

她在戰(zhàn)區(qū)里打聽“蔡和民”，根本查無此人；他在上海四處找“楊鳳珠”，也一無所獲。

原來他們一直不遠，就隔著兩個筆名。

陳毅聽聞這事，也親自到場，看著這對母子，忍不住感嘆：“老同志里頭，這樣的母子不多見了?！?/p>

探親假有限，母子分別前，他們約定等局勢穩(wěn)定，一家人團聚。

母親要回東北繼續(xù)工作，他得隨三野南線作戰(zhàn)。

分別那天，她穿著那身洗得發(fā)白的軍裝，一路把他送到院門口，然后轉(zhuǎn)身消失在人群里。

抗美援朝與母子訣別

1950年，朝鮮局勢驟變，志愿軍組建完畢，蔡群帆所在的原三野部隊，劃歸志愿軍第9兵團，被任命為20軍60師參謀長，即將隨部入朝作戰(zhàn)。

動員會上，他一言不發(fā)，結(jié)束后，他趕赴山東曲阜，探望久未謀面的母親。

這次見面，只停留了三天。

母親沒問戰(zhàn)爭多兇險，也沒攔他留下，只是替他補了補袖口，燒了頓小米飯。

那頓飯，是他記憶中母親親手做的最后一餐。

他回部隊后，一封信也沒來得及寄。

1952年，消息傳來，楊鳳珠因積勞成疾，病倒在山東后方的兵站醫(yī)院。

臨終前沒留下多少遺言，只拜托照顧她的同志，轉(zhuǎn)達兒子一句話：“跟著黨打仗，建個沒有窮人的世界?！?/strong>

這話被人小心地記錄在，一本軍工干部日記本里，三個月后才轉(zhuǎn)到蔡群帆手中。

他剛從朝鮮戰(zhàn)場返回國內(nèi)，在安徽合肥聽完這個消息，沉默良久，在營房里跪拜母親遺像，久久不起。

1955年，蔡群帆被授予大校軍銜。

1987年，病逝，安葬于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邊上的軍人公墓。

他生前留下的一本回憶錄，中提到母親，只寥寥數(shù)句，最后一句是：“她比我先入伍，比我更像軍人。”

而楊鳳珠的名字，被收錄在《大江南北》雜志的英模紀實專欄。

她一生未得高銜，卻在縫紉機邊，把整個戰(zhàn)線的后背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