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在江戶的清晨，隅田川上仍有薄霧。五十年，霧氣反復(fù)在城與水之間升騰，又落回瓦檐與橋拱。日本史上最長在位的將軍——德川家齊就在這反復(fù)的霧氣中登場與謝幕：天明七年（1787）即位，天保八年（1837年）退位，又以“大御所”之身延權(quán)至1841年卒，前后幾乎貫穿了十九世紀(jì)上半葉的江戶心跳。

德川家齊的少年氣息尚未散盡，就被時代推上權(quán)柄巔峰。他出自德川一門的“御三卿”——一橋家，年僅14歲承襲十代將軍家治之后位，先以繼嗣之禮入主將軍家，再由幕府長老整飭禮儀、告命天下。少主在上，政務(wù)之綱須有人提攜，于是松平定信出而為之：寬政改革，自1787年啟而至1793年告一段，節(jié)用、勸農(nóng)、復(fù)古、立學(xué)，一一按圖施行，力圖醫(yī)治田沼政權(quán)遺下的貪腐與虛耗。

寬政之治帶著一股“正衣冠、立名教”的勁頭。米價、貸債、武備、學(xué)術(shù)，定信無不規(guī)訓(xùn)；連書院所講，亦以朱子學(xué)為正，異端不得橫陳。此時的德川家齊，還只是章疏上的“可”，玉座上的“應(yīng)”，他把身畔的老成之臣當(dāng)作拐杖，讓幕府從天明大饑馀波中建立起整肅的姿勢與表情。

然而，少年的腳終會長出自己的步幅。寬政五年（1793）后，德川家齊與定信齟齬終至決裂，改革收束，幕府風(fēng)格漸由儉入奢。隨后的文化——文政年間（1804—1829年），江戶城市氣象轉(zhuǎn)而華靡：錢莊興旺，戲樓燈火，筆下與版上，皆是浮世的游樂與才情。而在政壇與內(nèi)廷，這股鋪張也有它的面孔：財用松懈，賄賂滋生，豪奢風(fēng)從上而下，連大奧的簾影，也成為坊間評點的題目。

德川家齊善用婚姻與收養(yǎng)，廣植姻戚網(wǎng)，令德川一門與外樣大名之間織就細密的政治紐帶；他子女繁多，譜牒所載“數(shù)十”之眾，學(xué)界與通俗著述間常見統(tǒng)計從五十逾子至七十余不等——其確數(shù)固未易卒論，但“多子以布親藩”的政治效果，卻歷歷如在。

幕府的城墻之外，海風(fēng)愈來愈緊。文化五年（1808年），英艦“菲頓號”化裝荷蘭商船突入長崎，劫持通事，逼迫供給——“菲頓事件”使日本沿海防務(wù)之虛實，一夕暴露。

北方更不寧靜。文化八年（1811年），俄國海軍軍官戈羅夫?qū)幵趪髰u被縛，羈押兩載，以后才在談判中釋還。彼時彼此試探、誤解與斡旋交織一處，既顯日本守成之堅，也顯體制對國際交涉經(jīng)驗之乏。

到文政末、天保初，海上來船日繁。幕府遂于文政八年改元后之天保六年以前，頒下著名的“異國船打払令”（1825年）：凡外艘逼近，一概炮擊驅(qū)逐。其后天保八年（1837年）“莫里遜號事件”，正因此令而成：美國商船以“送返日本漂民”為名試探通商，遭沿岸炮臺轟逐。

“打払”的強硬，與城市的繁華并行，卻掩不住田野的枯槁。天保四年至八年（1833—1837年），大饑荒席卷日本，公私倉廩枯槁，北國尤甚。饑饉與疫癘并行，死者數(shù)以十萬計；大坂的市井里，饑饉化作火焰：天保八年，前町奉行與陽明學(xué)者出身的大坂鄉(xiāng)士大鹽平八郎揭竿而起，焚倉發(fā)粟，雖旋即敗滅，卻令“太平二百年”的心臟第一次真正驚惶。

家齊在這年退位，將將軍之印交給次子家慶（幕府第十二代將軍）。但他并未真正退場，以“大御所”之制仍居背后，直至1841年病逝。死后不過數(shù)月，幕政便在水落石出中謀求“糾偏”：老中首座水野忠邦推出“天保改革”（1841—1843），以禁奢、抑游、整商、歸樸為方——這既是對饑饉與騷亂的遲來回應(yīng)，也是對家齊時代豪奢政治的一次制度性反省。

回首這近半世紀(jì)，德川幕府第十一代將軍德川家齊并非只是一位沉湎私室的享樂者。他的前期，確曾借松平定信之手恢復(fù)財政與名教秩序；其中期，他縱容乃至默認了豪華生活作風(fēng)與權(quán)門淵藪，使江戶成為燈紅酒綠的學(xué)藝之都，卻也讓幕政的筋骨被柔和的脂肪包裹；后期，他面對列強之門扉漸啟，選擇以“拒斥”維持“鎖國”顏面，雖一時可安疆，而中外交困之勢，已在天保的米價與火光中露出底色。

思想上，“外侮將至”的焦灼，在文政天保之交發(fā)為文字。水戶學(xué)者會澤正志齋于1825年撰《新論》，以國體與海防為論綱，其辭峭厲，切近“攘夷”情緒；它與“打払令”共鳴，成為后半世紀(jì)日本思想與政策譜系上的重要音符。

如果以史家之眼衡量功過，德川家齊的一生像一座綿延的長橋：一端系在寬政整飭與天明余波的舊岸，另一端伸向天保改革、蠻社之獄（1839年）與更遠的黑船陰影。橋身上，有奢華與繁花的幕帳，也有饑饉與火災(zāi)的焦痕；橋下的水，是內(nèi)海的舊律，是外洋的潮汐。

歷史對德川家齊不吝刻?。呵遄h將“豪奢——腐敗——闕政”的連環(huán)賬記到他的名下；但歷史也并不完全無情——它讓我們看到一位以婚姻與收養(yǎng)織網(wǎng)、以保守與豪華并行的將軍，如何在文明自信與體制倦怠之間，維持了一個幾乎半世紀(jì)的秩序幻象。等到饑荒、叛亂與外艦的炮聲共同推門，幕府不得不從“幻象”醒來；而家齊的身影，已在江戶的霧里退去，只留下“文化——文政之治”的華彩與“天保危機”的陰影并排成篇。

在這種并置之中，德川家齊的“人物”從傳記抽象回到人的尺度：他既是制度的繼承者，也是制度的囚徒；他既能在少年時押寶于賢相之手，也會在壯年后放任奢靡以維系權(quán)力的愉悅感；他既在海防上作出強硬的法令，也在饑饉與城市騷亂面前顯出反應(yīng)的遲緩?；蛟S正因為此，他成為理解“晚期德川”的鑰匙之一：它告訴人們，一個政治體在自足與閉鎖中“成功太久”之后，怎樣在不知不覺間騰挪至臨界點。江戶的霧并未在他死后立刻散盡，但風(fēng)向已變；橋這邊的腳步開始加快，走向一個叫作“幕末”的門口。（2025年8月27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