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談

對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

“重要的是，咱們中國人贏了”

記者：馬欣

8月5日，雨后初霽。推開紅色的木門，記者在沈家本故居見到了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這一片兒原來有不少會館吶！”梅小璈指著不遠處道。

73歲的梅小璈頭發(fā)已近全白，卻精神矍鑠。他謙遜道，自己如今與上海交通大學戰(zhàn)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有些聯(lián)系：“純粹是做點力所能及的事?！?/p>

一名法官對民族尊嚴的執(zhí)著守護

提起父親梅汝璈，“認真”是梅小璈脫口而出的評價。

他向記者介紹道，父親12歲考入清華學校，畢業(yè)后，赴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留學?；貒?，梅汝璈先后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任教，還參與過國民政府的立法工作。1946年，一紙任命傳來，梅汝璈赴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

通讀梅汝璈在東京五十多天的日記，“爭氣”“鄭重”都是反復出現的詞語。在梅小璈看來，這些詞語背后是父親沉甸甸的責任感：“那是他要為四萬萬同胞討個公道、為中華民族爭回尊嚴的決心?！?/p>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團合影

時間：1946年5月

收藏地：美國國家檔案館

由于法庭憲章沒有明文規(guī)定法官席位的次序，這個問題在開庭前一直都有爭議。照理說，應該以受降國簽字的順序（即美、中、英、蘇……），許多法官也都贊同這個安排。但是在預演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澳大利亞法官韋伯卻堅持主張以美、英、中、蘇、法……的順序排列。這樣一來，英國法官便可坐在韋伯旁邊。

梅汝璈當即提出抗議，他對韋伯說：“我絕不接受這種于法無據、于理不合的安排！”梅汝璈的據理力爭終見成效，韋伯最終同意按原定順序排列座位。這份堅持的背后，藏著一名法官對民族尊嚴的執(zhí)著守護。

所有人都在嚴守法律精神

梅小璈曾聽長輩說起父親從東京回國述職時的模樣：頭發(fā)白了不少，人也憔悴許多，絲毫沒有“贏了”的得意與張揚。“我想，父親在東京那兩三年的壓力應該是難以想象的?！?/p>

“各國派來的都是有經驗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業(yè)業(yè)鄭重將事，決不馬馬虎虎！”這是梅汝璈親筆寫下的句子。梅小璈告訴記者，因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年齡大多比父親大，這一度讓他很有壓力。為了顯得成熟一點，梅汝璈甚至特意蓄起了胡須。

彼時，中國團隊正面臨著起訴工作的重重阻礙，檢察團隊正因證據不足而日夜奔忙，眾所周知，中國檢察官小組的任務是極其繁重的。

梅汝璈心急如焚，可他十分清楚法官和檢察官的嚴格分工。為了防止敵對一方吹毛求疵，他不能去協(xié)助檢察官向哲濬的工作。事實上，宣判前兩天，向哲濬還給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寫過一封信，信里他預測“可能處死之被告有十四五名之多”，這和兩天后的宣判結果相去甚遠?！斑@足以證明，早已知曉判決結果的父親，從未與向哲濬‘通氣’，所有人都在嚴守法律精神?！泵沸…H道。

判決書撰寫階段，梅汝璈更是殫精竭慮?！坝绕涫橇啃汰h(huán)節(jié)，要說服其他法官贊同對主要戰(zhàn)犯判處死刑，難度極大?！泵沸…H抬頭望向遠方，仿佛能看見當年的場景，“父親抓住一切碎片時間，吃飯時、喝咖啡時，向其他國家法官講述中國的苦難、日本侵華的暴行，一點點爭取支持?！?/p>

對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

與父親“重逢”

記者：馬欣

“第一次看到父親講話的紀錄片，他在國際法庭上大義凜然，和記憶中那個慈祥的老人大不相同?！?006年6月，美國國家檔案館里，時年65歲的向隆萬凝視著屏幕上父親的身影，光影交錯間，淚水悄然漫過雙眼。

8月5日，記者在北京見到了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濬（“濬”同“?！保┲酉蚵∪f。他說，父親“出征”東京的時候，自己還是一個孩童，此后漫長歲月中，對于東京審判的往事，父親也很少談及。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并不知道在這樣一個歷史事件中，父親曾擔任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直到半個多世紀后，一點點觸摸那段厚重的歷史，向隆萬才逐漸讀懂了父親。

向哲濬首次發(fā)言駁斥辯護律師

時間：1946年5月14日

收藏地：美國國家檔案館

他的家國情懷是銘刻在血液之中的

1892年，向哲濬出生在湖南農村。少年時期他目睹了《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壓迫，那些屈辱的印記，成了他心中無法磨滅的刻痕。在長沙修業(yè)學校讀書時，他感動于徐特立老師的斷指血書，也和同學陶峙岳在衣襟上血書壯語“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以表達自己的志向。

這就不難理解，平日里溫文爾雅的向哲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為何慷慨陳詞，甚至一度“搶話筒”——他的發(fā)言里，藏著一個民族積壓半個世紀的悲憤。

1947年10月6日，檢辯雙方就板垣征四郎的罪行進行辯論。中國檢方3人對陣辯方6人，唇槍舌劍從清晨延續(xù)至日暮?！皳屧捦病背霈F在辯論開場后不久，日方律師出示了一份大阪株式會社編纂的材料作為證據。向哲濬坐在一旁聽著，突然表情嚴肅起來，沒等律師說完，他就快步來到話筒前，代表檢方予以駁斥?！安贿^，紀錄片僅拍到父親講話的開頭。”向隆萬的講述，仿佛將時光拉回到那個劍拔弩張的法庭。

向隆萬說，父親在法庭的20次陳述和辯論，基本上都是在列舉證據的基礎上沉穩(wěn)發(fā)言。唯有兩次難掩激動，除了上述“搶話筒”，就是首次發(fā)言時，當辯方律師拋出“宣戰(zhàn)前無戰(zhàn)爭狀態(tài)”的荒謬言論，向哲濬隨即列舉了日寇屠戮同胞的累累血債，并大聲質問道：“如果這不是戰(zhàn)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zhàn)爭？還有什么是戰(zhàn)爭！”

就連曾全盤否定東京審判的日本戰(zhàn)犯辯護律師瀧川政次郎，在評述此番發(fā)言時也不禁慨嘆：“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大概就是向檢察官這樣的人吧！”

家中的外語書籍堆成了山

向哲濬在東京審判期間使用過的打字機。上海青浦福壽園供圖

法庭上的鋒芒畢露，是向哲濬刻在歷史卷宗里的模樣；而生活中的溫潤儒雅，則是他留給家人最鮮活的記憶。

“父親最大的愛好是讀書，他的工資大多用于買書?！毕蚵∪f記得，東京審判的間隙，父親還不忘搜羅書籍寄給母親。

晚年，向哲濬在上海財經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英語，家中的外語書籍堆成了山——大部頭的英漢、漢英、法漢詞典層層疊疊，時政、語言、文藝的專著比比皆是。這都是向哲濬“淘”來的珍寶。

“我自己也深受父親的教誨，20世紀70年代我在西安交通大學工作時，因第一外語是俄語，所以請父親函授英語。正是有了這一點基礎，后來我才有機會作為訪問學者，去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品格上不計名利，堅韌不拔；學術上認真嚴謹，學貫中西。”面對記者的提問，向隆萬這樣評價父親，“東京審判中父親和同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回國后他卻低調而平靜地生活著，為新中國的每一項成就歡欣鼓舞。這些都讓我很受啟發(fā)?！?/p>

“沒有在他健在時主動聆教，真是追悔莫及”

“父親比我大49歲，等到我懂事成人，他已是一位慈祥老人。我又常年在西安工作，所以平日很少聽到父親談起東京審判的經歷。也怪我少不更事，沒有在他健在時主動聆教，真是追悔莫及?！毕蚵∪f聲音里滿是悵然。

零碎的記憶片段，成了他反復咀嚼的珍寶：一個是和母親、姐姐一起到機場送父親去東京，看著他的身影在人群中漸漸遠去；另一個是父親在審判期間多次回國搜集證據，“因為法庭官方用語是英語，父親將證據函件譯成英文，并連夜打字，再帶到東京。那段時間，我經常半夜蒙眬中聽到打字機的聲音”。

2005年，隨著東京審判越來越被重視，一些媒體找到向隆萬，希望了解向哲濬的故事，但那時他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并不深入。后來，向隆萬專程從美國復印回父親的10次法庭發(fā)言，譯成中文后與母親的回憶錄一同編成《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讀著那些文字、看著影像資料中父親從容不迫的樣子，向隆萬仿佛重新認識了他。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現為戰(zhàn)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向隆萬被聘為名譽主任。當前，研究院正著手編寫10卷本《東京審判全史》，以幫助更多人了解東京審判。向隆萬和梅汝璈法官的女兒梅小侃、兒子梅小璈共同負責其中的《中國與東京審判》卷?！爱吘鼓昙o大了，希望能不辱使命吧?！彼Φ?。

陽光穿過窗欞，灑在向隆萬帶來的書頁上。蟬鳴聲聲，仿佛正在訴說那段關于正義、關于家國永不褪色的記憶。

微觀鏡頭

當油彩凝成歷史

記者：馬欣

文獻式全景畫《東京審判》（局部）。畫家：李斌

空調的冷氣輕輕吹過《東京審判》全景畫的邊緣，油彩在弧形畫布上瞬間凝成永恒。李斌站在畫前，指尖離東條英機的畫像只有3厘米——那里的顏料已經干透，結成與歷史一樣堅硬的殼。

自2019年創(chuàng)作完成后，文獻式全景畫《東京審判》一直備受關注。李斌告訴記者，自己之前創(chuàng)作了一幅油畫——《夢境——正義路壹號》，畫中參與東京審判的梅汝璈、向哲濬等法學大家的身影，勾起了他對這場“世紀審判”的強烈興趣。

2015年，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舊址的展示臺前，李斌聽著講解：“……判決是站不住腳的，印度大法官帕爾說得好，全部被告應該判決無罪?！蹦且豢?，一股強烈的沖動涌上他的心頭，“日本在舊址現場是如此公然地否定東京審判，我們有必要將真相公布于眾，文獻式繪畫大有可為。”

為此，他專程奔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掃描翻拍了約2500張相關圖片。而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現為戰(zhàn)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聯(lián)合交大出版社采集的近7000分鐘影像資料，成了他創(chuàng)作的關鍵素材。

邊搜集信息，邊構思，李斌就這樣成了東京審判圖像研究的專家。法庭上，11名來自不同國家的法官坐在法官席上，身后的戰(zhàn)勝國國旗鮮艷明亮，李斌說，國旗一共在畫中出現了3次，但每次都不一樣。第一次只有9面，因為印度和菲律賓的代表沒有準時到達法庭。第三次印度的國旗有變換，那是因為印度在1947年實現了獨立。

李斌想要展現動態(tài)、跨時空的繁雜審判過程。他大膽采用文獻與繪畫并置的特殊樣式，將庭審記錄和判決書、歷史照片填充在人物上方，這樣就讓觀眾既能感受到油畫的藝術魅力，又能直面原始文獻資料。

如今，這幅畫已成為人們了解東京審判的一扇窗口，讓那段歷史有了更直觀的表達，而這也是他的初心：“我希望通過這幅畫，讓更多人記得歷史，珍視和平?！?/p>

文物記憶

丸之內審判：對日甲級戰(zhàn)犯審判的終章

作者：楊紅舟

豐田副武走入法庭

時間：1948年

收藏地：美國國家檔案館

東京審判接近尾聲時，國際局勢已悄然生變。冷戰(zhàn)鐵幕徐徐落下，美國對日政策隨之轉向，由懲罰轉為扶植。加之對審判效果的考慮，同盟國對東京審判的后續(xù)審判普遍持消極態(tài)度。

1948年10月27日，同盟國決定不再進行后續(xù)國際審判，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法務局在東京丸之內地區(qū)設立了新的軍事法庭，以開展對日本最后兩名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的審判工作。這場審判因其所在地得名“丸之內審判”。

相較于亞太地區(qū)其他審判，丸之內審判地位特殊。一是其起訴的對象雖為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但僅對其進行乙丙級戰(zhàn)爭犯罪指控；二是其法庭由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法務局設立，具有超越一國軍事法庭的特點。這兩點使丸之內審判成為亞太地區(qū)唯一一場“準甲級審判”。

1948年10月29日，一名神色頹唐的男子在澳大利亞軍官的押解下，緩步走入法庭。此人正是前日本海軍最高指揮官豐田副武。與他一同等候審判的另一名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是曾任日本俘虜管理部部長與俘虜情報局局長的田村浩。經歷數月的審理，丸之內法庭于1949年2月23日宣判，田村浩因允許部下虐待盟軍俘虜負有個人刑事責任，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半年后，豐田副武被宣判無罪。

豐田副武的無罪判決一出，法庭一片嘩然。一方面他作為除東京審判的被告之外級別最高的甲級戰(zhàn)犯嫌疑人，有較大把握被定罪；另一方面，他和山下奉文都被檢方認為對“馬尼拉大屠殺”負有指揮官責任，山下奉文此前已于馬尼拉審判中被判處死刑。

這一反轉更深層次的原因仍在于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丸之內審判也存在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實現的悖反，這是戰(zhàn)后對日戰(zhàn)犯審判存在的普遍現象，揭示了法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局限性。”成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張素萍指出，“但不可否認，丸之內審判與東京審判以及其他對日戰(zhàn)犯審判共同奠定了戰(zhàn)后亞太新秩序、維持了亞太地區(qū)戰(zhàn)后的總體和平，推動了國際刑法的發(fā)展?！?/p>

來 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