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記載：“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逼渲校^“東鄰”是指紂王商人，“西鄰”是指姬昌周人，問題是“禴（yuè）祭”是什么意思呢？

對此，秦漢以來的解釋認為禴祭為“薄祭”，因為“文王儉以恤民”而崇德，祭祀時不注重外在形式，不使用貴重的“牛牲”，而使用“豕牲”，于是認為“故既濟九五，不如西鄰之禴祭，九五坎為豕，然則禴用豕而已”，就是雖然商人祭品貴重，但效果不如周人誠信誠德的薄祭。

《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克商之后，慶典祭祀儀式上“籥人”（禴通籥、龠，其中禴的偏旁示為祭臺）專職負責“籥祭”參與國家祀典，甚至其中還有“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傊婪@示禴祭是周人極其重要的一種祭祀方式。

因為“禴祭”的重要地位，又因周人崇德薄祭，于是就出現(xiàn)了一個觀點，即以王國維為代表提出“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的觀點，就是周人廢除商朝制度、重新建立新的制度，強調(diào)兩者之間傳承不多，或者說廢大于繼承。

但問題是：棄舊立新的觀點，卻與孔子觀點相悖，因為孔子明確說過“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孔子強調(diào)的是商周制度“雖有小異，實屬大同”，兩者之間傳承沒有斷絕，那么商周制度究竟怎么，孔子正確、還是王國維正確呢？對此，甲骨文中的“禴祭”就已經(jīng)給出了回答。

古中的禴為一種樂器

按照秦漢之后古人解釋，禴祭屬于礿祭的別稱，兩者屬于同一種祭祀。比如，漢朝王充《論衡·祀義》中說“ 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描述的就是“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只不過將其中的“禴祭”換成了“礿祭”。

所謂“礿祭”，是古代宗廟的祭名，屬于“時祭”，祭祀時間有春季、夏季等不同的說法。因為祭祀時間固定于或春或夏的緣故，當時物產(chǎn)不多，于是只能使用薄物祭祀。同時“礿”讀音也為“yuè”，與“禴”讀音一樣。

問題在于：兩者到底是不是同一種祭祀呢？其實，古書對禴與礿的記載表明，兩者應該不是一種祭祀方式。

許慎《說文解字·龠部》記載：“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從品侖（見下圖）�！边�有，《樂書》記載：“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龠居其先焉。震為六子之首，龠為眾樂之先�！笨傊�，古書中的“龠”是一種管樂，至于直吹還是橫吹難以考證。

與之通假的“籥”，史書也明確記載為樂器，比如禮記中說“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詩經(jīng)中說“籥舞笙鼓”，孟子中說“管籥之音”等。“禴”與“籥”、“龠”通假，旁邊多了一個“示”字部，相當于在祭臺旁奏“龠”。至于“礿”，古人也不知道文字來源，但漢代鄭玄考據(jù)，該祭禮與農(nóng)作物初熟相關(guān)。

也就是說，禴祭之“禴”是一種管狀樂器，禴祭應與音樂相關(guān)，而礿祭屬于固定時間的“時祭”，沒有證據(jù)表明其與音樂相關(guān)，且音樂與時節(jié)沒有固定聯(lián)系的必然性。禴祭或因注重音樂而減少祭祀犧牲，最終表現(xiàn)出“薄祭”，但只是“可能”，因此兩者應該不是一種祭祀方式，更重要的是甲骨文證明古人混淆了彼此。

甲骨文推翻傳統(tǒng)認知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帝辛六年，“西伯初禴于畢”。其中之“初”，指姬昌首次使用“禴祭”，是在“畢”這個地方。那么，“禴祭”是不是姬昌或周人發(fā)明的呢？答案當然不是，因為甲骨文中早已有了禴祭，且還有礿祭。

首先，甲骨文中的“龠”，是編管樂器的象形，比如學者徐中舒指出“卜辭用為祭名，蓋用樂以祭也，后世增示作禴�！背诵熘惺�，郭沫若、董作賓等都認為是管樂。沒有找到“龠”的適合圖片，下圖不像，應是排簫類的，甲骨文“龠”正常寫法比上文西周“侖”字多了三“口”。

其次，甲骨文中多處使用“龠祭”，比如“戊戍卜，口貞:王賓仲丁彡龠，亡舊。十月。一”。其中“彡龠”，董作賓考證認為是“彡為鼓樂之祀”。

第三，學者夏虞南的“以“禴祭”為中心看殷周禮制轉(zhuǎn)向”論文，對比了“世俘”中“禴祭”與商朝“龠祭”，指出武王克商所用之“禴祭”：“無論是時間規(guī)律還是禮儀形式上皆與卜辭所見‘龠’、‘彡龠’相同”。綜合考證周朝禴祭之禮后指出：“以‘禴祭’為代表的周初禮儀，幾乎全盤繼承殷人祭祖禮儀的名稱�！�

當然，隨著周朝統(tǒng)治的穩(wěn)固，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商周認識的差別，周朝最終在商朝制度上發(fā)展出了一套禮樂制度，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周因于殷禮，所損益”。比如，商朝人祭、厚祀的傳統(tǒng)被慢慢淡化了。

除了“禴祭”之外，甲骨文中也有“礿祭”，學者張俊成《甲骨文金文中所見商周礿祭》論文已有詳細研究，指出“礿祭”是在宗廟內(nèi)祭祀，對象是先王先公等，祭品非常豐厚，沒有確定的時間，但主要集中在春秋兩季，這就推翻了鄭玄的商代“春祭曰礿”。西周金文顯示，當時對商朝“礿祭”依然有所繼承，真正固定變成四時祭祀之一的是在戰(zhàn)國時代。總之，禴祭與礿祭本是兩種祭祀，的確是秦漢之后古人將之混淆了。

因此，從禴祭來看，孔子所說的“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是正確的，周朝的確繼承了商朝制度，即周承商制，而不是簡單的棄舊立新。我們說中華文明沒有斷絕，這些也是鐵證之一。

最后，關(guān)于本文話題，還有兩點值得一談：

首先，禴祭本質(zhì)上是一種樂祭，而從周初開始就非常重視禴祭，比如“用籥于天位”，可見周朝禮樂制度之“樂”，顯然與之相關(guān)，應是對商朝禴祭的繼承和發(fā)展。相比商朝，周朝更注重音樂通神，所以考古也發(fā)現(xiàn)很多青銅樂器。

其次，上文孔子所說的話，其實還有更厲害的下半句，即“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一世30年，百世3000年），可知也�！币簿褪钦f，孔子了解中華文明特性，知道中華文明不會斷絕，雖過3000年，雖周朝或已不在，但新王朝會“有損益”的繼承下去。如今事實證明，孔子所言正確。

參考資料：《夏虞南：以“禴祭”為中心看殷周禮制轉(zhuǎn)向》、《張俊成、陳永紅：甲骨文金文中所見商周礿祭》等